文字,在我看来,理应承载一份严谨的敬意。下笔之时,遣词造句当力求精准,因为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出去便会泛起涟漪—或温暖人心,或刺伤他人;或激扬正气,或误导视听。文字一旦面世,便不再只属于自己,它或多或少会影响到社会、家庭,乃至某个具体的人。所以,写作者要对得起那些愿意花时间读你文字的人。这份责任感,落实到笔端,便是“节制”。节制是写作者的美德。不是怯懦,而是清醒;不是寡淡,而是留有余地。懂得节制,是写作者难得的修养,也是文字里藏着的一份体面。
我们常说,文字要有批判的锋芒。面对那些确实恶劣、波及甚广的社会不公,若不发声、不针砭,便可能让歪理乘虚而入,让真相蒙尘。该出手时,笔锋当然可以锐利。但锐利不等于冷酷,批判也不等于全盘否定。在指摘现象的同时,也要看到背后的人情与世故—对那些尚有挽救余地的人,不妨笔下留三分余地,既指其过,也予其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像治病救人一般,既除病灶,也保元气。唯有对极少数逾越法律与公序良俗底线的行径,才需严辞以对;而在更多时候,批判的刀锋上,若能带一点人情的温度,或许更有力量。
文字,从来都是人类悲欢的载体,而节制,让这份悲欢有了理性的筋骨。失去了节制的文字,容易滑向媚俗,甚至丢掉风骨。家乡有一位民间写作者,他写文章有个习惯—偏爱“大词”。赞美伟人,用“伟大辉煌”;夸赞身边寻常百姓,也套上同样的词汇。仿佛不用这些宏大字眼,便显不出文章的分量,也衬不出自己的高明。可问题是,当同样的溢美之词,不分对象、不分场合地硬贴上去,读来便总觉得隔着一层,像不合身的衣裳,穿在谁身上都别扭。他的文字,似乎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终点,缺少那种与人共生的鲜活与层次。
其实,《西游记》的妙处恰恰在于“重复”中见真味,而他的重复,却让我有些遗憾地看到,大词堆砌之下,反倒让真实的情感变得模糊。一个人写惯了套话,就像习惯了说大话,难免会离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远,也容易忽略对面那个具体的人。
我想,写作者理应对文字怀有敬畏,时刻考量表达的合宜性。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立场,文字的分寸也该随之调整。如果你出发点是善意的,想以文字来温暖人心、感化世人,那当然值得敬佩;但善意不能成为随意拔高的借口,更不能把“文字造假”误当作“艺术升华”。倘若一味地脱离实际地拔高,以为这样便能抬高人生,那不过是现代版的“拔苗助长”—故事流传千年,我不愿它在今天重演,更不愿它成为一种长久的风气。
倘若他能自知这份局限,那不妨给后辈做个真实的榜样—放下虚浮的大词,回归朴素与诚恳。毕竟,大话说多了,容易让自己也信以为真;吹牛虽不上税,但失真却会侵蚀文字的根基。走惯了夜路的人,白天也难免会做起梦来—我愿那梦是清醒的,而不是自欺的。
愿我们下笔时,都能多一分诚恳,少一分浮夸;多一分对读者的体贴,少一分对自我的沉迷。如此,文字才真正配得上它所承载的那份悲欢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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