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以宁的安宁疗护中心在东五环外,北京同仁医院在东城区东交民巷1号。
距离是十三公里。坐地铁要换乘两次,大概五十分钟。打车不堵车的话四十分钟,堵车的时候一个半小时起。
这是温以宁到北京后查的第一组数据。不是病人的病历数据,不是安宁疗护的行业报告,是她和陆时晏之间的距离。十三公里。从南城到北京是两千公里,从东五环到东城区是十三公里。两千公里的距离缩成了十三公里,像一条被折叠了很多次的河流,终于被展开了,只剩最后一段弯道。
她在北京的第一周,没有见到陆时晏。
不是他忙,是她忙。安宁疗护中心刚接手了三个新病人,每一个都需要做心理评估。她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到办公室,看病历,写评估报告,和病人聊天,和家属沟通。下午继续写报告,开会,学习安宁疗护的流程和规范。晚上回到宿舍已经九点多了,洗完澡倒头就睡,手机都没力气看。
但她每天睡前都会做一件事—打开地图,输入“北京同仁医院”,看那十三公里的路线。地铁,换乘两次,五十分钟。她从来不点“导航”,不点“开始”,只是看。看那条蓝色的线从东五环一路向西,穿过国贸、穿过王府井、穿过那些她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地名,最后停在一个叫“东交民巷”的地方。
她会在这条蓝色的线上停留大概三十秒。然后关掉地图,闭上眼睛。
三十秒。够她从东五环到东城区了。
第二个周五的晚上,她收到陆时晏的消息:“明天周末。我去看你。”
她看着这条消息,心跳漏了一拍。她想说“好”,但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安宁疗护中心周末不休息,明天上午有一个家属沟通会,下午有一个病人的心理评估。她翻了翻日程表—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家属沟通会,下午两点到四点心理评估,四点半之后有时间。
“下午四点半之后。”她回。
“好。”
“你认识路吗?”
“不认识。”
“那你用导航。”
“嗯。”
“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出来接你。”
“好。”
温以宁看着他回的这几个“好”字,忽然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把心放下来的笑。她来北京之前,担心的事很多—担心工作不适应,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和病人、家属、同事之间的沟通有问题。但她没有担心过他。不是因为他不需要担心,是因为她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来。不管十三公里还是两千公里,他都会来。这个人,话少,但脚步不停。
第二天下午四点半,温以宁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手机屏幕。他在四点十二分发了一条消息:“出发了。”她回了一个“好”,然后开始看屏幕上那个小小的定位—一个蓝色的圆点,正在从东城区向东移动,穿过王府井,穿过国贸,穿过那些她在手机地图上看了无数遍的地名,一点一点地向东五环靠近。
蓝色圆点每移动一点,她的心跳就快一点。不是因为紧张,是那种—等了很久的人终于要到了、你从听到脚步声就开始心跳加速、一直加速到他出现在你面前、你看到他那一刻心跳反而慢下来的那种感觉。
四点五十分,定位显示蓝色圆点已经到了安宁疗护中心门口的巷子里。
她站起来,跑下楼,跑过院子里的银杏树,跑过那扇绿色的铁门。
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卫衣,背着那个破了一个洞的书包。北京的十一月比南城冷得多,他没有戴手套,也没有戴围巾,就那么站着,手插在口袋里,背很直,看着那扇绿色的铁门,像在等一个确定会出来的人。
他瘦了。比上次见面瘦了。颧骨的线条更明显,眼窝更深,嘴唇干得起皮,但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根扎得很深,不会倒。
温以宁走到他面前,停下来。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铺满银杏叶的地面上。
“你来了。”她说。
“嗯。”
“你瘦了。”
“你也是。”
“我没瘦。”
“你骗不了我。”
温以宁看着他,眼泪涌了上来。不是难过,是那种—太满了的、装不下的、溢出来的。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哭他瘦了,哭他站在风里不戴手套,哭他说“你骗不了我”的时候声音里那种温柔的、让她想抱住他再也不松开的笃定。
“陆时晏。”她说。
“嗯。”
“你吃饭了吗?”
“没有。”
“你想吃什么?”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温以宁看着他,想哭又想笑。
“这里不是食堂,没有‘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那你想吃什么?”
“饺子。”
“什么馅的?”
“猪肉白菜。”
陆时晏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
“好。”他说,“我去找。”
他转身要走,温以宁拉住了他的袖子。
“别找了。这里没有饺子。”
“那你吃什么?”
“食堂。”温以宁说,“安宁疗护中心的食堂,西红柿炒蛋。”
陆时晏看着她,没有说话。
“你大老远跑来看我,我就请你吃食堂?”
“食堂挺好的。”陆时晏说,“便宜。”
温以宁的眼泪掉了下来。
“你能不能有一次,别管贵不贵?”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要省钱。”
“省下来干嘛?”
陆时晏看着她,目光很深。
“省下来还债。”
温以宁愣了一下。
“什么债?”
“你欠我的十二万八千块。”
“你不是说不用还了吗?”
“我说不用还,是怕你有压力。但我没说不要。”陆时晏说,“那些钱,是我值夜班值的,是陈屿白借的,是我省吃俭用攒的。每一分都有它的来处。我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不是舍不得,是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
“该去的地方是哪里?”
“你身上。”陆时晏说,“花在你身上的钱,每一分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温以宁看着他,眼泪流得更凶了。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凉,指腹上的茧还是那么粗糙。她把自己的手指嵌进他的指缝里,两只手握在一起,像两块拼图嵌合。
“陆时晏,那十二万八千块,我会还的。”
“好。”
“连本带利。”
“利息我不要。”
“那你要什么?”
陆时晏沉默了一下。
“要你。”
温以宁看着他,眼泪在脸上流成了两条河。
“你已经有了。”
“不够。”陆时晏说,“还不够。”
温以宁把脸埋在他胸口,声音闷闷的:“那你要多少?”
“一辈子。”
“一辈子是多少天?”
“不知道。”陆时晏说,“过到哪天算哪天。”
温以宁从他胸口抬起头,看着他。夕阳的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眼泪照得闪闪发光,像一颗一颗的小星星。
“好。”她说。
她说“好”的时候,踮起脚尖,在他的嘴角亲了一下。
不是嘴唇,是嘴角—那颗痣的旁边。
她的嘴唇碰到他的皮肤的时候,他的睫毛颤了一下。那个颤动很轻微,轻微到如果不是贴得这么近根本看不到。但温以宁看到了,因为她的眼睛在他亲下去的那一刻没有闭上。她睁着眼睛,看着他,看他右眼角下方那颗痣被她的嘴唇碰了一下之后微微上挑的样子,像一滴被风吹动了的墨。
她退开半步,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是冰面下的暗流,但这一次它涌上来了。
不是泪,是一种更深的光。像海底的火山喷发,把冰冷的海水烧得滚烫,那些蒸汽从水面上冒出来,变成了一朵很小很小的云。
“温以宁。”他说。
“嗯。”
“你刚才亲的是我的嘴角。”
“我知道。”
“为什么不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嘴唇。
“因为那里要留给以后。”
“什么时候?”
“你准备好了的时候。”
陆时晏看着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银杏叶从树上飘落,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相握的手上。
他伸出手,把她头发上的银杏叶取下来,放在她的手心里。
“收好。”他说,“这是北京秋天的阳光。”
温以宁低下头,看着手心里那片叶子。金黄色的,形状像一把小扇子,边缘微微卷曲。她把它夹进日记本里,和南城那片放在一起。一片来自南城,一片来自北京。一片是她给他的,一片是他给她的。
“陆时晏。”她说。
“嗯。”
“你还欠我一杯奶茶。”
“记得。”
“什么时候还?”
“现在。”
“这里没有奶茶店。”
“有。”
温以宁愣了一下。
“哪里?”
陆时晏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递给她。保温杯是深蓝色的,杯身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两个字—“奶茶。”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像小学生练字一样认真。
温以宁接过保温杯,拧开盖子。
热气从杯口升起来,带着奶茶的甜香。她喝了一口,是原味的,三分糖,不甜不腻,刚刚好。
“你什么时候买的?”她问。
“来的路上。”
“你不是不认识路吗?”
“导航。”
“导航能找到奶茶店?”
“能。”
温以宁看着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心里涌起一种又酸又暖的感觉。这个人,不认识路,用导航找到了安宁疗护中心,用导航找到了奶茶店,用导航找到了她。他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但他是一个会走路的人。他会走很远的路,去买一杯她爱喝的奶茶,放进保温杯里,装在书包里,穿过大半个北京城,送到她面前。
“陆时晏。”她说。
“嗯。”
“奶茶好喝。”
“你说‘好喝’的时候能不能多点表情?”
温以宁看着他,笑着,喝了一口奶茶。
“好喝。”她说。
她说完这两个字的时候,笑了。不是嘴角动一下,是那种—眼睛弯成月牙、嘴角翘得很高、能看到牙齿的、能被称之为“笑”的笑。
陆时晏看着她的笑,看了几秒。
然后他把目光移开,看着远处的银杏树。
“走吧。”他说,“去吃饭。食堂。”
“好。”
两个人并肩走在院子里,银杏叶在脚下沙沙作响。温以宁捧着那个保温杯,奶茶的热气从杯口升起来,在她脸前形成一小片白雾。她透过那片白雾看他的侧脸—右眼角下方那颗痣,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清晰。
她想,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天天都有惊喜的、不是每一秒都在燃烧的。是这种—在银杏树下走,手牵着手,喝同一杯奶茶,吃同一家食堂,去同一个方向。
她喝完了最后一口奶茶,把杯盖拧紧。
保温杯杯身上那张纸条还在,“奶茶”那两个字被她的手指蹭得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她用手指轻轻描了一遍那两个字的笔画—奶,茶。两个字,十四个笔画。她描得很慢,每一笔都很认真,像在描一个人的脸。
她不知道她描的是字,还是他。
也许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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