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比南城冷得多。
　　
　　温以宁下火车的那一刻，十一月的风从站台灌进来，带着北方特有的干燥和尘土味。她穿着那件米白色的风衣，领口竖起来，还是觉得冷。风从领口钻进去，顺着脖子往下爬，像一条冰凉的小蛇。
　　
　　她拉着行李箱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看着那些高楼大厦和来来往往的人。她想起第一次来北京找陆时晏的时候，也是这个车站，也是这个广场。那时候她来北京，是因为他在。现在她来北京，是因为她要在这里待四个月，而他也会来。
　　
　　不一样了。第一次来，是看他。这一次来，是等他。
　　
　　“温以宁？”
　　
　　她转过头。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她面前，穿着深蓝色的大衣，头发剪得很短，露出干净的耳廓和修长的脖颈。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夹着一张写着“温以宁”三个字的A4纸。
　　
　　“我是林知夏。”年轻女人伸出手，“安宁疗护中心的社工，苏老师让我来接你。”
　　
　　“你好。”温以宁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暖，不是那种天生的暖，是那种—在北方生活久了、学会了怎么在冷风里保持温度的那种暖。
　　
　　“走吧，车在外面。”林知夏接过她的行李箱，“你吃了吗？”
　　
　　“在火车上吃了。”
　　
　　“火车上的饭不好吃。”林知夏笑了笑，“晚上带你去吃好吃的。”
　　
　　温以宁跟着她走出广场，上了一辆白色的SUV。车里暖气开得很足，她的手指从冰凉的指尖慢慢回温，像解冻的冰河。她搓了搓手，哈了一口气，白雾在暖风里散开，像一朵小小的云。
　　
　　林知夏发动车子，看了一眼后视镜。
　　
　　“你男朋友会来北京？”她问。
　　
　　温以宁愣了一下。
　　
　　“苏老师跟你说的？”
　　
　　“不是。”林知夏笑了一下，“你的行李箱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陆时晏收’。不是给你的，是给他的。”
　　
　　温以宁低下头，看着行李箱的拉杆。拉杆上确实贴着一张纸条，是她早上出门的时候贴的。纸条上写着—“陆时晏收。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1号，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她把他的进修单位的地址写在纸条上，贴在自己行李箱的拉杆上，怕自己忘了。
　　
　　“他明天到。”温以宁说。
　　
　　“你等他多久了？”
　　
　　温以宁想了想。
　　
　　“六年了。”
　　
　　从大一到现在，六年。她不是在等他来北京，是在等他来她的生命里。他来了，走了几步，停了一下，又来了。反反复复，像潮汐，像心跳，像一个人在漫长的黑夜里反复确认那盏灯还亮着。
　　
　　“六年。”林知夏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好久。”
　　
　　“还好。”温以宁看着车窗外那些飞速后退的建筑，“等到了，就不久了。”
　　
　　安宁疗护中心在北京东五环外，一栋灰色的小楼，三层，外墙上没有任何标识。没有红十字，没有医院的名字，没有任何让人联想到“病”和“死”的东西。只有一扇很小的铁门，门是绿色的，漆面有些剥落，露出底下深灰色的铁皮。
　　
　　林知夏把车停在门口，帮温以宁把行李箱搬下来。
　　
　　“就是这里了。”她指着那扇绿色的铁门，“欢迎来到‘渡口’。”
　　
　　“渡口。”温以宁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为什么叫渡口？”
　　
　　“因为我们不治病。”林知夏推开那扇铁门，门轴发出低沉的、像叹息一样的声音，“我们只渡人。”
　　
　　温以宁拉着行李箱走进去。院子不大，种着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叶子全黄了，被风一吹，像一把把金色的小扇子从天上飘下来。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沙沙作响。她看着那些银杏叶，想起南城大学的银杏大道，想起大一那年，她站在银杏树下，接住一片叶子，放进陆时晏的衬衫口袋里。
　　
　　“拿着。”她说，“这是今天的阳光。”
　　
　　他把那片叶子夹进了医学书里。
　　
　　不知道那本书还在不在。那片叶子还在不在。那个瞬间还在不在。
　　
　　她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片银杏叶。叶子的形状很完整，边缘没有破损，金黄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把它夹进日记本里，合上。
　　
　　“你在收集什么？”林知夏问。
　　
　　“时间。”温以宁站起来，“我在用叶子标记时间。”
　　
　　“那你来了北京之后，要收集很多叶子了。”
　　
　　“会。”
　　
　　“收集完了之后呢？”
　　
　　温以宁看着手里的日记本，看着那道从页缝间露出来的金色边缘，想了想。
　　
　　“把它们寄给一个人。”
　　
　　“谁？”
　　
　　“只对一个人重要的人。”
　　
　　林知夏看着她，没有再问。
　　
　　她带温以宁参观了整栋楼。一楼是活动室和家属休息区，二楼是病房，三楼是员工宿舍和办公室。病房只有十二间，每一间的窗户都朝南，每一间的窗帘都是浅蓝色的，每一间的床头柜上都放着一盏小台灯。灯罩是磨砂玻璃的，灯光透过灯罩散发出来，柔和得像月光。
　　
　　温以宁站在其中一间病房里，看着那盏灯。
　　
　　“这盏灯叫什么？”她问。
　　
　　林知夏想了想。
　　
　　“没名字。就是普通的台灯。”她走过去，把灯打开，“不过你提醒我了，应该给它起个名字。”
　　
　　“叫‘月光’吧。”温以宁说。
　　
　　“月光？”林知夏看着她，“为什么？”
　　
　　“因为有人说，在最黑的夜里，月光是唯一不需要电的光。”
　　
　　林知夏看着那盏灯，看了一会儿。
　　
　　“好。”她说，“就叫月光。”
　　
　　温以宁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日记本。日记本的边缘露出那片银杏叶的金色，在灯光的照耀下，像一轮小小的、被压平的月亮。
　　
　　她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那盏灯，灰白色的灯罩，橘黄色的光，被磨砂玻璃过滤后变得柔和、安静、不刺眼。
　　
　　她把照片发给了陆时晏。
　　
　　“这里的灯也叫月光。”
　　
　　他秒回：“谁起的？”
　　
　　“我。”
　　
　　“好名字。”
　　
　　“你说‘好名字’的时候，能不能多说几个字？”
　　
　　过了大概十秒，他发了一条语音。点开，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背景有风声，很大，大概在室外。
　　
　　“温以宁，你到了就好。”
　　
　　她把这条语音听了三遍。第一遍听内容。第二遍听他的声音—那种被风吹散了一部分、但还是稳稳地传到她耳朵里的声音。第三遍她什么都没听，只是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假装他就在身边，假装他说的不是“你到了就好”，而是“我在”。
　　
　　她回了一个字：“安。”
　　
　　发完之后她站在那盏叫“月光”的灯前，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转身，走出病房，走向她的第一份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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