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电梯内的坦白
温以宁发现陆时晏在偷偷看心理医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下午。
她去急诊科给他送落在家里的充电宝,值班护士说他去住院部会诊了,她就把充电宝放在他办公桌上。桌上摊着一本病历,不是急诊科的,是精神科的转诊单。患者姓名:陆时晏。诊断:未特指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她的手指停在半空中。
那个瞬间,她想起很多东西。想起他说“我妈走的那天,我没哭”。想起他说“从那以后我就哭不出来了”。想起他在急诊室抢救病人时永远稳定的双手,想起他被家属打了之后说“没事”,想起他报名临床试验时她说“如果你出了事我怎么办”,他说“我不会出事的”。想起他站在北京的天台上等她电话,风很大,吹得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原来他不是不会哭。
他是哭不出来了。
她把转诊单放回原处,拿起充电宝,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一盏一盏地灭,她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她没有去找他,没有给他打电话,没有发消息问他“你是不是在看心理医生”。她只是走出了急诊科,走到医院门口的花坛边,坐下来。
十月的南城还很热,花坛里的栀子花开过了,只剩下一丛丛深绿色的叶子。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漏下来,落在她手背上,像碎金。她看着那些光斑,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一句话—“未特指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她知道这个诊断。她在课本上学过,在来访者的病历上写过,在母亲的病历上看到过。M-0273,创伤后应激障碍,伴解离症状。母亲用了八年从那个诊断里走出来,走到了一个她不认识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认识她的地方。陆时晏会走到哪里去?她不知道。她知道的是,他已经走了十五年—从他母亲走的那天开始,一个人,走了十五年。
他不是不想停下来,是不会了。
“温医生?”
她抬起头。小周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两杯咖啡,一杯递给她。
“你怎么坐在这儿?不热啊?”
“没事。”温以宁接过咖啡,咖啡是冰的,杯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摸上去凉丝丝的。
“你是不是在等陆医生?”小周在她旁边坐下来,“他去精神科会诊了,一个自杀未遂的病人,吞了一整瓶安眠药。”
温以宁的手指收紧了。
“他经常去精神科会诊吗?”
“这个月第三次了。”小周喝了一口咖啡,“精神科那个新来的主任特别欣赏他,说他对有自杀倾向的病人特别有耐心。上次有个病人,割腕送到急诊,缝了十几针,缝完之后谁都不理,就陆医生去的时候,她开口了。”
“说什么了?”
“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小周把咖啡杯放在膝盖上,看着远处,“陆医生说,‘因为我知道一个人扛着有多难’。”
温以宁的鼻子酸了。她知道那句话不是说给那个病人听的,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他把自己十五年来一个人扛着的东西揉碎了,碾成粉末,拌在那些看似寻常的话里,一点一点地喂给那些同样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他自己在黑暗中走了那么久,没有火把,没有灯塔,甚至没有一声“我在”。但他学会了在黑暗中辨认方向,然后他站在那里,成了别人的火把。
“小周。”温以宁说。
“嗯?”
“这一个月,他精神科会诊去了几次?”
“三次。”小周想了想,“不对,四次。上周还有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把护士站的电脑砸了。陆医生过去的时候,病人正在砸第二台电脑,他看到陆医生,停了一下,说‘你是医生?’陆医生说‘是’。他说‘那你来打我啊’。陆医生说‘我不打你,我帮你包扎手,你的手在流血’。”
温以宁的眼泪掉了下来。
“他后来包扎了?”
“包扎了。”小周说,“缝了三针。缝的时候病人一直哭,说‘我是不是精神病’,陆医生说‘你不是精神病,你是生病了。生病了就要治,治好了就没事了’。”
温以宁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杯冰咖啡。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杯身往下淌,在手心里汇成一小滩水,凉得她手指发麻。
她想起陆时晏说过的话—“有些病,药治不了。”她说“那什么能治”,他说“月光”。她那时候以为他在说情话,以为“月光处方”只是一个浪漫的比喻,以为他用这四个字在向她表白。现在她知道了,他不是在表白,他是在求救。他把自己装在一个“能治好别人”的壳子里,假装自己不需要被治好。但壳子裂了。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但她看到了。因为她是那个在壳子外面、一直在看、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他开口说“我需要你”的人。
他的壳子裂在哪里?
裂在那四次精神科会诊里。裂在他对那个割腕的病人说“我知道一个人扛着有多难”时声音里微微的颤抖。裂在他对那个砸电脑的病人说“你不是精神病,你是生病了”时眼睛里那个一闪而过的东西—不是泪,是那种只有同样在黑暗中走过的人才会有的、认出了同类之后、不知道该靠近还是该远离的犹豫。
她站起来,把没喝完的咖啡扔进垃圾桶。
“小周,他去哪个病房会诊了?”
“五楼,精神科,十七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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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以宁到五楼的时候,走廊里很安静。
精神科的走廊和呼吸内科不一样。呼吸内科的走廊里总有人走动—护士、家属、送餐的阿姨、推着病人去做检查的护工。但精神科的走廊是空的,长椅上没有人,地上没有脚印,空气里只有消毒水和一种说不清的、像被密封了很久的、沉闷的气味。灯是白的,但不是那种刺眼的白,是那种—软绵绵的、像被什么东西过滤过的、照在皮肤上没有温度的白。
十七床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门是关着的。
温以宁站在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
陆时晏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穿着白大褂,工牌翻出来了,左胸口袋里别着三支笔。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大概二十七八岁,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上渗出一小片淡红色的血迹。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神是空的,像一间被搬空了家具的房子。但她的嘴唇在动—很轻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翕动,像在说一个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秘密。
陆时晏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那不是医生的姿势,是朋友的姿势,是一个人在告诉另一个人—“我没有武器,我没有防备,我不会伤害你。”
温以宁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什么。
她想起母亲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也是这样—每次去看母亲,都会在床边坐一会儿,不说什么,只是坐着。有时候她会握住母亲的手,母亲没有反应,但她还是握着。温以宁那时候不懂,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现在她懂了。那不是浪费时间,是在告诉那些被世界遗忘了的人—你还在这里,我看到了。
她敲了敲门。
陆时晏转过头,看到她,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意外。那种意外很淡,像水面被风吹出的第一道涟漪,还没来得及扩散就消失了。
他站起来,跟那个年轻女人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出来,关上门。
“你怎么来了?”他问。
“给你送充电宝。”
“放我桌上就行。”
“放过了。”温以宁看着他,“你什么时候结束?”
“快了。”
“我等你。”
陆时晏看着她,没有说话。他的表情还是那样,淡淡的,看不出太多情绪。但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不是疲惫,不是感动,是一种更深的笑,或者说不是笑,是某种更安静的、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忽然看到远处有一盏灯亮着时的表情。不确定那盏灯是给自己留的,但还是会加快脚步。
“好。”他说。
他转身走进病房,把门关上了。
温以宁站在走廊里,靠着墙,拿出手机。她翻到通讯录,找到苏敏的号码,打了过去。
“苏老师,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PTSD,不伴解离症状,治疗周期大概多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因人而异。有的人几个月,有的人几年,有的人一辈子。”
“什么叫一辈子?”
“就是学会和它共存。”苏敏的声音很平静,“不是治好,是带着它活下去。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你不能说‘治好了’,你只能说‘控制住了’。PTSD也是这样。你不能让它消失,但你可以让它不控制你的生活。”
温以宁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苏老师,你遇到过这样的来访者吗?”
“遇到过。很多。”
“他们最后怎么样了?”
“有些人学会了和伤疤共存,把它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不再每天疼了。有些人没有。他们不是在对抗伤疤,是在对抗自己。”
温以宁闭上眼睛,靠在墙上。走廊里的灯还是那样,软绵绵的,白得没有温度。她觉得自己也站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尽头有一扇关着的门,门后面是她认识但不了解的世界。她不知道推开那扇门之后会看到什么,但她知道,她必须推开。不是因为好奇,是因为他在里面。
“苏老师。”她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怎么办?”
“你不需要他承认。”
“那需要什么?”
“需要你在。”苏敏说,“不需要说‘我在’,只需要在。他准备好的时候,会自己开口。你逼他开口,他会缩回去。你等他开口,他也许永远不会开口。所以你只能在那里,不远不近,不走开,也不逼他。这是他需要的距离。”
温以宁挂了电话,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着的门。
门上的玻璃窗透出里面的光—不是日光灯的白光,是床头灯昏黄的光。她透过玻璃窗看到陆时晏还坐在那张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他对面的年轻女人低着头,肩膀在抖,但听不到哭声。
她哭得很安静,安静到像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哭,怕被隔壁房间的父母听到。但她的痛苦不是偷偷的,是大张旗鼓的—割腕、吞安眠药、把所有“我在求救”的信号都摆在明面上,但没有人接收。没有人接收她的“我在这里”,所以她用更激烈的方式喊—“我在这里!你们看看我!”
陆时晏看到了。
因为他也喊过。用另一种方式—用永远稳定的双手,用从不拒绝的加班,用报名临床试验的勇气,用值完夜班后给女朋友煮的那碗很难吃的面。他在用所有这些方式喊—“我在这里。我需要你们看看我。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温以宁把脸贴在门框上,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渗进骨头里。她闭上眼睛,在心里说了一句话—“陆时晏,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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