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以宁是在整理抽屉的时候发现那支圆珠笔不见的。
　　
　　那支深蓝色的、笔身有一道裂纹的、苏敏四年前给她的圆珠笔。她翻遍了办公桌的每一个抽屉—左边抽屉，没有。右边抽屉，没有。中间的抽屉，也没有。她翻了文件夹，翻了病历本，翻了抽屉最里面那些落了灰的、她已经忘了是什么的东西。都没有。
　　
　　她站在办公桌前，手心出汗了。
　　
　　一支笔。一支不值钱的、用了四年的、笔帽内侧沾着干掉的墨水的、笔身的裂纹已经深到随时会裂成两半的圆珠笔。她丢了。
　　
　　她可以买一支新的。十块钱，二十块钱，三十块钱，买一支更好的、不漏墨的、笔身没有裂纹的、不会在纸上画到一半突然断水的圆珠笔。但那些笔不是苏敏给她的那支。苏敏给她的那支是在她最无助的那天，在她坐在精神科门诊外的长椅上、手里攥着母亲的病历、声控灯一盏一盏地灭的那天，递到她手里的。
　　
　　那支笔是她人生的分界线。
　　
　　那支笔之前，她是温以宁—一个刚失去母亲、刚迈进大学、不知道该往哪走的十八岁女孩。
　　
　　那支笔之后，她是温以宁—一个有了方向的人。
　　
　　她蹲下来，翻地上的垃圾桶。垃圾桶是早上刚换的垃圾袋，里面只有几张废纸和一个空的酸奶盒。她把废纸一张一张地拿出来，抖开，检查有没有夹着什么。没有。她坐在地上，手里拿着那几张废纸，看着它们发呆。
　　
　　手机震了。陆时晏发来一条消息：“你丢东西了？”
　　
　　她愣了一下，回：“你怎么知道？”
　　
　　“你二十一分钟没回我消息。你平时最多五分钟。”
　　
　　温以宁看着这条消息，哭笑不得。这个人连她不回消息的时长都记得，记得比她自己都清楚。她不记得自己多久没回消息，但他记得。他记得一切关于她的事—她的习惯、她的表情、她的小动作、她回消息的速度。他的记忆力不是用来记医学知识的吗？怎么全用来记她了？
　　
　　“苏老师给我的那支圆珠笔不见了。”她回。
　　
　　过了大概一分钟，他回：“什么时候丢的？”
　　
　　“不知道。今天找不到了。”
　　
　　“你最后一次用是什么时候？”
　　
　　“昨天。写刘叔叔的评估报告。”
　　
　　“你在哪里写的？”
　　
　　“办公室。”
　　
　　“桌上有监控吗？”
　　
　　“有。”
　　
　　“去查。”
　　
　　温以宁站起来，走到护士站。小周正在整理病历，看到温以宁走过来，愣了一下。
　　
　　“温医生，怎么了？”
　　
　　“我想查一下办公室的监控。昨天下午的。”
　　
　　小周带她去了监控室。值班的保安大叔调出了昨天下午的监控画面，快进着看。温以宁看到自己昨天下午三点多走进办公室，坐在桌前，从抽屉里拿出那支圆珠笔，开始写评估报告。她写了大概四十分钟，中间接了一个电话，是陆时晏的。
　　
　　她接电话的时候，把笔放在了桌上。
　　
　　电话打了大概五分钟。挂了电话之后，她站起来，去了一趟洗手间。就在那五分钟里，监控画面里出现了另一个人—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老人，从走廊那边走过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里面，然后走进去。
　　
　　他走到温以宁的桌前，停了大概十秒。他拿起桌上那支圆珠笔，看了看，然后放进了病号服的口袋里。他走出办公室，消失在走廊尽头。
　　
　　温以宁看着监控画面里的那个老人，心跳加速。
　　
　　“这个人是谁？”她问。
　　
　　小周凑过来看了看，皱了一下眉。
　　
　　“好像是九床的。姓什么来着……王？不对，李？也不对……”
　　
　　“九床叫什么？”
　　
　　小周翻了翻手机里的病人列表。
　　
　　“九床……王长河。六十八岁。脑梗后遗症。住院三周了。”
　　
　　温以宁站起来，跑出监控室。
　　
　　她跑到九床的病房门口，推开门。王长河半靠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什么。
　　
　　那支笔。深蓝色的，笔身有一道裂纹。
　　
　　温以宁站在门口，看着他。他写得很慢，一个字要写很久，手在抖，笔尖在纸上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线。他写得很认真，认真到没有注意到门口有人。
　　
　　温以宁走过去，在床边蹲下来。
　　
　　“王叔叔，你在写什么？”
　　
　　王长河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眼神是认真的，认真的像一个在回答考题的小学生。
　　
　　“写信。”
　　
　　“写给谁？”
　　
　　“写给我儿子。”
　　
　　温以宁的鼻子酸了。
　　
　　“王叔叔，你手里那支笔……”
　　
　　王长河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笔。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温以宁。
　　
　　“这是你的？”
　　
　　温以宁点了点头。
　　
　　王长河沉默了一下。然后他把笔递给她。
　　
　　“对不起。”他说，“我拿你的笔，没跟你说。”
　　
　　温以宁看着那支笔，没有接。
　　
　　“王叔叔，你先用。用完了再还我。”
　　
　　王长河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泪，是一种更慢的、更沉的、像一个很长时间没有被人碰过的东西忽然被碰了一下、颤了颤、然后慢慢恢复原状的那种动。
　　
　　“我儿子不来看我。”他说，声音很低，“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来了说不到两句话就走了。”
　　
　　温以宁在他床边坐下来。
　　
　　“你想跟他说什么？”
　　
　　王长河沉默了很久。他低下头，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纸。纸上只有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有的字大有的字小，有的写在这一行有的写在上一行，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在练习本上留下的痕迹。
　　
　　但温以宁看清了。
　　
　　那几行字是—“儿子，爸对不起你。你小时候，爸打你。打了很多次。对不起。”
　　
　　她看着这几行字，眼泪涌了上来。
　　
　　“王叔叔，你儿子知道吗？”
　　
　　“知道。”
　　
　　“他知道你为什么打他吗？”
　　
　　王长河摇了摇头。
　　
　　“他不想听。”他说，“他说，‘你打我还有什么理由？打就是打了。’”
　　
　　温以宁沉默了一下。
　　
　　“王叔叔，你介意我帮你写这封信吗？”
　　
　　王长河抬起头看着她。
　　
　　“你不会写字？”
　　
　　“我会。但我怕我写不好。”
　　
　　“我会写。但我怕我写了，你看不懂。也怕他看不懂。”
　　
　　温以宁从他手里接过那支圆珠笔。笔身还是温的，被他握了太久，温度从他的手传到她的手，像一根很细很细的线，把两个人连在了一起。她在纸上重新写那几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得很慢，很认真，像在刻碑。
　　
　　“儿子，爸对不起你。你小时候，爸打你。打了很多次。对不起。”
　　
　　写完之后她把纸递给王长河。
　　
　　他接过纸，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看了很久，久到温以宁以为他在数那纸上有几个字。但他在看的不是字数，是字迹—那些工整的、端正的、一笔一划的字迹。那是他的儿子能看懂的字。不是他写的，但比他自己写的更能让儿子看懂。
　　
　　这是他这辈子欠儿子的最多的东西—一个“对不起”。
　　
　　现在他写下来了。用一支借来的、笔身有道裂纹的、随时会断墨的圆珠笔，写在一张皱巴巴的、从病历本上撕下来的纸上。
　　
　　他把纸折好，放进枕头底下。
　　
　　“谢谢你。”他说。
　　
　　“不用谢。”温以宁站起来，“王叔叔，你好好休息。”
　　
　　她走出病房，手里还握着那支圆珠笔。笔身的裂纹更深了，深到里面的墨水管露出来了，蓝色的墨水在裂纹里渗出一道细细的线，像一条干涸了很久的河床里忽然有了水。
　　
　　她把这支笔举到眼前，对着走廊尽头的窗户。
　　
　　阳光透过那道裂纹，把蓝墨水照得发亮。
　　
　　她想，这支笔还能用。它还没死。她会继续用它。用它写评估报告，写来信，写出院小结，写所有那些需要用一支笔去连接的人和事。直到它彻底裂开，直到墨水渗完了，直到笔帽内侧那最后一点干掉的墨水也被新的血液代替。
　　
　　她把它放进口袋里，贴在胸口。
　　
　　那里有一颗心脏在跳。咚，咚，咚。不是她的心跳，是那支笔的心跳。是苏敏递给她的那一刻注入其中的、四年来从未停歇过的、一直一直在跳的心跳。
　　
　　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给陆时晏发了一条消息：“找到了。”
　　
　　他秒回：“在哪？”
　　
　　“在九床的王叔叔那里。他拿去写信了。”
　　
　　“写给谁？”
　　
　　“写给他儿子。”
　　
　　陆时晏没有回这条消息。过了大概一分钟，他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急诊科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晕在雾气里变得模糊。窗台上放着一样东西—一支笔。黑色的，笔身没有裂纹，笔帽没有干掉的墨水，崭新得像刚从商店里拿出来的。
　　
　　照片下面有一行字：“备用的。怕你又丢了没笔用。”
　　
　　温以宁看着这张照片，眼泪掉了下来。
　　
　　她回了一个字：“安。”
　　
　　然后她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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