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医院，食堂。
　　
　　温以宁端着一个不锈钢餐盘，里面是西红柿炒蛋、清炒西兰花和一碗米饭。餐盘很重，不锈钢的边缘很薄，端起来会勒手。她用袖口垫着，走到陆时晏占的位置—靠窗，能看到外面的槐树和在树下吃面包的灰喜鹊。
　　
　　陆时晏的餐盘里是同样的菜。西红柿炒蛋的鸡蛋比西红柿多，蛋花很嫩，西红柿切得很碎，汤汁是红色的，拌在米饭里很好看。西兰花炒得有点过了，颜色发黄，边缘有些焦，但他吃得很认真，每一口都嚼很多下，像在数数。
　　
　　“你每天都吃这些？”温以宁问。
　　
　　“差不多。”陆时晏夹了一块西兰花，“食堂的菜每天都一样，周一是西红柿炒蛋和清炒西兰花，周二是红烧茄子和炒豆芽，周三是……”
　　
　　“停。”温以宁打断他，“你不用背菜单了。”
　　
　　陆时晏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
　　
　　“你吃不惯？”
　　
　　“不是。”温以宁用筷子把米饭和西红柿炒蛋拌在一起，“我只是在想，你的生活也太规律了。星期几吃什么菜都记得。”
　　
　　“规律一点好。”
　　
　　“为什么？”
　　
　　“因为生活不规律的事太多了。”陆时晏说，“吃饭规律一点，至少这件事是可控的。”
　　
　　温以宁的筷子停了一下。她看着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为什么永远穿同一件卫衣，为什么永远吃同样的菜，为什么永远走同一条路去医院。不是因为他懒，是因为他在用这些“可控”的小事，对抗那些“不可控”的大事。病人的生死他控制不了，家属的情绪他控制不了，他妈妈的病他控制不了，但他能控制自己今天吃什么菜。这听起来很小，小到可笑，但这是他唯一能抓住的东西。如果连这些都控制不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陆时晏。”她说。
　　
　　“嗯。”
　　
　　“明天我们去吃顿好的。”
　　
　　“什么好的？”
　　
　　“不是食堂的就行。”
　　
　　陆时晏看着她，想了想。
　　
　　“出医院大门往右走五百米有一家饺子馆，猪肉白菜馅的很好吃。”
　　
　　温以宁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你到北京十几天了，没出去吃过一顿饭？”
　　
　　“出去过。上周和研修班的同学去吃过一次，在教室旁边的餐厅，圆桌，十二个人，AA制。”
　　
　　“吃的什么？”
　　
　　“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陆时晏低下头，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饭。
　　
　　“我不太习惯那种场合。”他说，“很多人坐在一起，每个人都要说话。吃饭就吃饭，为什么一定要说话？”
　　
　　温以宁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不是不喜欢说话，他是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他是那种—心里有千百句话，但到了嘴边就只剩下一个“嗯”字的人。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像一台运转正常的机器，输出端口坏了，信号发不出去，但里面的电路一直在亮。
　　
　　“以后你不想去的饭局就别去了。”温以宁说。
　　
　　“有些不得不去。”
　　
　　“那就去了不说话。”
　　
　　“不说话不礼貌。”
　　
　　“那就说‘嗯’。”
　　
　　陆时晏看着她，嘴角的弧度大了一点。
　　
　　“好。”他说。
　　
　　温以宁低下头，把拌好的米饭吃了一大口。西红柿炒蛋的汤汁渗进了米饭里，酸酸的，甜甜的，鸡蛋很嫩，在舌尖上化开。她嚼着嚼着，忽然觉得这顿饭很好吃。不是因为菜有多好，是因为对面坐着他。他吃得很安静，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很轻，咀嚼的声音几乎没有。他吃饭的样子和他这个人一样—不发出任何多余的声响，不占据任何多余的空间，把自己压缩到最小，像一个只占用了这个世界最小份额的人。
　　
　　但她知道，他心里占用的份额很大。大到要一个很大的容器才能装下。
　　
　　她在想，她能不能成为那个容器。
　　
　　“陆时晏。”她放下筷子。
　　
　　“嗯。”
　　
　　“你吃完了陪我去街上走走。”
　　
　　“好。”
　　
　　“你明天还有课吗？”
　　
　　“上午有，下午没有。”
　　
　　“那我等你下课。”
　　
　　“你不用等我，自己去逛逛。”
　　
　　“我一个人逛没意思。”
　　
　　陆时晏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很温柔的东西。不是那种热烈的、浓烈的、像太阳一样的温柔，是那种淡淡的、温温的、像月光一样的温柔。不刺眼，不烫手，但你看到了就会觉得安心。
　　
　　“好。”他说，“等我下课了，我们去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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