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以宁到北京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四十七分。
　　
　　北京南站比南城火车站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她出了站口，站在广场上，看着那些高楼大厦和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自己很小。小到像一粒沙子，被风吹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她拿出手机，看到陆时晏十分钟前发了一条消息：“到了吗？”
　　
　　“到了。你在哪？”
　　
　　“出站口往右走，我在路边等你。”
　　
　　温以宁拉着行李箱，出站口往右走。走了大概两百米，她看到了他。他站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下面，穿着一件黑色的薄外套，背着那个破了一个洞的书包，书包带还是一边长一边短。他瘦了，不到两周，瘦了很多。颧骨的线条比以前更明显，眼窝也深了一些，眼睛下的青黑色比以前更重了。
　　
　　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没有喝，只是用杯子暖手。北京的风比南城的大，吹得他的头发和外套都在动，但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根扎得很深，不会倒，但会疼。
　　
　　温以宁拉着行李箱走过去。
　　
　　他看到她，嘴角动了一下，把咖啡放在旁边的垃圾桶盖上，朝她走过来。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背很直，步子很大，但从出站口到路边这短短的一段路，她走得很快，他走得更快。两个人都在加速，像两块磁铁从很远的地方开始靠近，越近越快，快到最后一小段几乎是跑起来的。
　　
　　他们在槐树下面对面站住了。
　　
　　谁都没有说话。
　　
　　风从两个人之间吹过去，把温以宁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伸手去拢，因为她怕一抬手就会忍不住抱住他。他也没有伸手，因为他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做任何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不到半米，但那一瞬间被拉得很长很长，长到温以宁觉得整个世界都变慢了，慢到她能看清他右眼角下方那颗痣在风里的样子—它没有动，但周围细碎的头发在动，像那滴墨被风吹出了涟漪。
　　
　　“你怎么来了？”陆时晏问。
　　
　　“来看你。”
　　
　　“我下周日就回去了。”
　　
　　“等不了。”
　　
　　陆时晏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感动，不是心疼，是一种更深的光，像海底的火山喷发时在水面上看到的暗红色的光—你知道下面很热，但你看到的只是水面上一小片若隐若现的红。
　　
　　“温以宁。”他说。
　　
　　“嗯。”
　　
　　“你瘦了。”
　　
　　“你也瘦了。”
　　
　　两个人同时笑了一下。不是大笑，是那种很小很小的、嘴角微微上翘的、像怕惊动什么的笑。两个笑容在中间的空气里撞在一起，化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温度，比北京的秋风暖一点，比南城的秋天凉一点，刚好是能让两颗心同时跳一下的温度。
　　
　　“走吧。”陆时晏接过她的行李箱，“我带你去吃饭。”
　　
　　“去哪吃？”
　　
　　“医院食堂。”
　　
　　温以宁看着他，哭笑不得。
　　
　　“我大老远从南城跑来北京，你就请我吃医院食堂？”
　　
　　“食堂的菜还行。”陆时晏拉着行李箱往前走，“而且便宜。”
　　
　　温以宁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黑色的薄外套，洗得发白的双肩包，一边长一边短的包带，破了一个洞的侧袋。走了几步，行李箱的轮子卡了一下，他停下来，弯腰看了看，把轮子上的一个小石子抠出来，然后继续走。
　　
　　他的动作很自然，自然到像是已经做了一百遍。
　　
　　温以宁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又酸又暖的感觉。这个人还是这样，用最小的成本做最多的事，用最少的钱过最体面的日子，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重的情感。他是那种在食堂请你吃饭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人，因为他觉得“能吃饱就行”。你埋怨他太节省了，他会说“钱要花在该花的地方”。但你说你爸生病了要住院，他会连夜取了十二万八千块塞给你，说“不是你的债，是我们的债”。
　　
　　该花的地方—她的家人，她的困难，她的眼泪。
　　
　　那他自己呢？
　　
　　他一直不在自己该花的地方上。
　　
　　“陆时晏。”她叫他。
　　
　　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她。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她问。
　　
　　陆时晏的手指在行李箱的拉杆上停了一下。他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把目光移开，看着远处那栋灰色的建筑—那是他这十几天每天都在的地方，北京某医院的教学楼，三层，外墙上爬着几棵枯了的爬山虎，叶子掉光了，只剩下干枯的藤蔓爬满了整面墙，像一张暴露在外的血管网。
　　
　　“有一个家属在闹。”他说。
　　
　　“我知道。”
　　
　　“陈屿白告诉你的？”
　　
　　“沈栀告诉我的。”
　　
　　陆时晏沉默了一下。风把枯黄的槐树叶吹到他们脚边，落在地上，又被风吹走。叶子在地上打转，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一个人在低声说着什么你听不清的话。
　　
　　“那个老人，心脏骤停那天是我做的复苏。”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温以宁听到他在说“心脏骤停”的时候，喉结滚动了一下，“我压了四十多分钟，心率回来了，血压也回来了。但她转到ICU之后，肝肾功能一直不好，三天前走了。”
　　
　　“你觉得是你的问题吗？”温以宁问。
　　
　　陆时晏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说，声音很轻，“但不代表别人不知道。”
　　
　　温以宁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凉，指腹上的茧还是那么粗糙。她把自己的手指嵌进他的指缝里，两只手握在一起，像两块拼图嵌合。
　　
　　“陆时晏，你听我说。”她说，“你做了一切你能做的事。你压了四十多分钟，你把她的心跳从直线变成了波形。你已经超出了‘医生’这个身份该做的事。你不是神，你是一个人。一个人能做的，你都做了。”
　　
　　陆时晏看着她，目光很深。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是冰面下的暗流，但这一次它涌上来了—不是涌出眼眶，而是涌到他的眼睛里，让那些深黑色的、像井水一样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一口枯了很久的井，忽然有一天有水了，不是很多，只是薄薄的一层，但足够映出月亮的倒影。
　　
　　“温以宁。”他说。
　　
　　“嗯。”
　　
　　“你为什么来北京？”
　　
　　“因为我知道你在一个人扛。”
　　
　　“我没有一个人扛。”
　　
　　“你骗不了我。”
　　
　　陆时晏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这一次他的嘴角动了之后没有收回去，就那么微微弯着，像一个刚画上去的、正在慢慢干涸的、但已经不会消失的微笑。
　　
　　“好。”他说，“我不骗你。”
　　
　　“真的？”
　　
　　“真的。以后我什么都告诉你。”
　　
　　温以宁看着他，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难过，是那种太满了的、装不下的、溢出来的。她不知道自己哭的是什么—是他终于愿意开口了，还是他终于愿意让她分担了，还是她终于不用再猜他在想什么了。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也许她哭的只是—他们之间的距离，终于从南城到北京的两千公里，变成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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