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晏是在研修班第四天接到陈屿白电话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陈屿白的声音不太对，比以前沉，像一块石头压在了电话线上。
　　
　　“下周日。”
　　
　　“能提前吗？”
　　
　　陆时晏的手指在咖啡杯上停了一下。他正在去教室的路上，北京的九月早晨很凉，风吹得他卫衣的帽子簌簌地响。他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和医生，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一种“我在赶时间”的表情。
　　
　　“怎么了？”
　　
　　陈屿白沉默了一下。那种沉默不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是他在想怎么说才能不让陆时晏太担心。
　　
　　“上次那个食物中毒的案子，家属来医院闹了。”他说，“一个老人死了，家属觉得是医院的错。”
　　
　　陆时晏的心沉了下去。
　　
　　“什么老人？”
　　
　　“你还记得那天心脏骤停的那个吗？六十七岁，女，亚硝酸盐中毒，你们抢救了四十多分钟救回来了，但转到ICU之后情况一直不好，三天前走了。”
　　
　　陆时晏记得。他怎么可能不记得，那个老人的心电监护从直线恢复到有波形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在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那种“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命”的感觉太强烈了，强烈到他必须在洗手池边站很久才能让自己的手不再发抖。
　　
　　“家属说，是我们在抢救的时候用药不当，导致老人的肝肾功能受损，最后死在了ICU。”
　　
　　“用药记录呢？”陆时晏的声音很平静，但他的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握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很清晰。
　　
　　“都在。没有任何问题。”陈屿白说，“但家属不认。他们请了律师，要起诉医院。”
　　
　　陆时晏站在教学楼门口，北京的风吹在他脸上，干燥的，凉的，带着北方秋天特有的那种尘土味。他看着面前那些行色匆匆的人，觉得他们离他很远，远到像在看一部被静了音的电影。
　　
　　“他们会来找你谈话。”陈屿白说，“医院会配合，你如实说就行。你没做错任何事。”
　　
　　“我知道。”
　　
　　“但你要做好准备。家属可能会来找你。”
　　
　　陆时晏没有说话。他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串数字—陈屿白的号码，他存的名字是“陈师兄”，三年了没改过。他想，三年前他刚进急诊科的时候，陈屿白跟他说过一句话：“当医生，最难的不是治病，是面对家属。”他当时不太懂，现在懂了。治病有指南，有流程，有无数前辈总结好的经验。但面对家属没有。每一个家属都是不一样的，每一种悲伤都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用同一个公式去应对所有的眼泪。
　　
　　“我知道了。”他说。
　　
　　他挂了电话，走进教学楼。
　　
　　教室在三楼，他迟到了两分钟。台上的讲者正在讲“急诊危重症的早期识别”，PPT上是一张心电图，ST段抬高得像一座山。他在最后一排坐下来，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他的手指在笔记本的纸面上停了一下。纸面上有一个蓝点，是圆珠笔漏墨留下的，小小的，像一滴眼泪。
　　
　　他看着那个蓝点，脑子里想的是那个老人的家属—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老人走了的消息的？是在电话里还是当面？有没有人在他们身边？他们哭的时候有没有人递纸巾？这些问题和PPT上的心电图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控制不住不去想。
　　
　　他把那个蓝点用笔涂成了一个实心的圆。
　　
　　然后他翻到下一页，开始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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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以宁是在两天后知道这件事的。
　　
　　不是陆时晏告诉她的，是沈栀。沈栀挺着五个月的肚子，坐在温以宁出租屋的折叠桌前，手里拿着一个橘子，剥得很慢，橘皮被她剥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螺旋，挂在手指上像一条橙色的弹簧。
　　
　　“陈屿白说，那个家属在医院门口拉横幅了。”沈栀把一瓣橘子塞进嘴里，嚼了嚼，皱了皱眉—酸的，“‘庸医杀人，还我母亲’，白底黑字，好多人围观。”
　　
　　温以宁的手指收紧了。
　　
　　“陆时晏知道吗？”
　　
　　“知道。陈屿白跟他打电话了。”沈栀看着手里剩下的橘子，想了想，又塞了一瓣进嘴里，这次更酸，她整个人抖了一下，“他说陆时晏反应很平静，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他知道之后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沈栀把橘子放在桌上，看着温以宁，“你了解他，他就是这样的人。天塌下来他都说‘没事’。”
　　
　　温以宁没有说话。她当然了解他—他就是这样的人。天塌下来他说“没事”，被病人家属打了他说“没事”，自己发着高烧给病人做手术他说“没事”，做临床试验志愿者住院七天出来瘦了五斤他说“没事”。所有的“没事”背后都是“有事”，他只是不会说，或者说他已经忘了怎么说了。
　　
　　“他人呢？”温以宁问。
　　
　　“在北京。研修班还没结束。”
　　
　　“我知道他在北京。我是说，他这几天有没有异常？比如不回消息，或者回得很慢，或者只说一两个字。”
　　
　　沈栀想了想。
　　
　　“陈屿白说他最近几天回消息确实比以前慢了。但不是那种不想回的慢，是那种—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的慢。”
　　
　　温以宁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冰箱里没什么东西，一瓶辣椒酱、半棵白菜、几个鸡蛋、一盒快过期的牛奶。她把牛奶拿出来，看了一眼保质期—还有两天。她拧开盖子，闻了闻，没有异味，倒了一杯，放进微波炉。
　　
　　微波炉嗡嗡地转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她的脸上。她靠在料理台上，双手抱着胳膊，指甲陷进手臂的皮肤里，留下几道浅浅的白印。
　　
　　她不是生他的气。她是在气自己—气自己不能在他身边，气自己只能通过别人知道他的事，气自己每次问他“你还好吗”他都回“还好”，而她明知道是假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拆穿。
　　
　　微波炉叮了一声。
　　
　　她把牛奶拿出来，杯子烫手，她用袖口垫着端到桌上。
　　
　　“我去北京。”她说。
　　
　　沈栀看着她，没有说“你疯了吧”，没有说“你工作怎么办”，没有说“你去了能干嘛”。她只是点了点头，把那瓣酸橘子在嘴里嚼了嚼，咽了下去。
　　
　　“去吧。”她说，“他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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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以宁在当天晚上订了去北京的票。
　　
　　火车是第二天早上七点二十的，她想订飞机，但太贵了。高铁二等座五百二十三块，是她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她盯着支付页面看了几秒，点了“确认支付”。
　　
　　她把行程截图发给了陆时晏。
　　
　　“明天到北京。我去找你。”
　　
　　发完之后她等了一会儿，屏幕上显示“已读”，但没有回复。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去收拾行李。她只带了一个双肩包，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那件深灰色的卫衣—她想还给他，但最后还是塞进了包里。
　　
　　收拾完行李，她拿起手机。
　　
　　他回了。不是文字，是一张照片。拍的是北京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把半边天烧成了橘红色。照片下面有一行字：“北京的落日很好看。你来了我带你去看。”
　　
　　温以宁看着这张照片，鼻子酸了。她不在乎北京的落日好不好看，她只想确认他还是那个他—那个会在急诊室抢救完病人之后给她发消息说“都救过来了”的他，那个会煮一碗很难吃的面然后说“下次煮好一点”的他，那个说不出一句“我想你”但会拍一张落日给她看的他。
　　
　　她把照片存进了手机里那个叫“月光”的相册。相册里已经有几百张照片了—食堂的糖醋排骨、医院花园的长椅、那锅盐放多了的汤、他写在卡片上的“你是我的月光处方”。每一张都是他们之间的一块碎片，拼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画。
　　
　　她看着那幅画，在心里说了一句话：“陆时晏，你等着。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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