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封信
　　
　　南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内科在九楼，317号病房在走廊最东边，窗户朝南，能看到对面金融大厦顶楼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是一个女明星的笑脸，巨幅的，牙齿白得发光，在夜里会亮起背光灯，整夜不灭。温以宁值夜班的时候偶尔会站在窗前看着那张笑脸，想这个女明星是不是也有失眠的夜晚，她会不会也在凌晨三点看着窗外，看到另一栋楼上另一个人的笑脸。
　　
　　五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十一分。
　　
　　温以宁被值班护士叫醒的时候，正趴在护士站做一份心理评估报告。报告写到一半，最后一个句号还没画上，圆珠笔在纸上点了一个蓝色的圆点，像一滴没有流完的眼泪。
　　
　　“温医生，317的病人情绪不太对。”
　　
　　温以宁抬起头。小周站在她面前，白大褂的扣子系歪了一颗，大概是跑过来的。她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317号病房的夜间护理记录，最上面一行写着：23:40患者大声叫喊，拒绝吸氧，拒绝抽血，值班医生安抚无效。
　　
　　“我去看看。”温以宁站起来。
　　
　　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她走过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走过去了又一盏一盏地灭。她想起四年前在精神科门诊外的走廊，也是这样，灯在她身后一盏一盏地灭。那时候她手里攥着母亲的病历，现在她手里是一支圆珠笔和一份没写完的评估报告。
　　
　　她在317号病房门口停下来。
　　
　　门是关着的，门上的玻璃窗透出里面的光—不是日光灯的白光，是床头灯昏黄的光。她透过玻璃窗往里看，看到病床上坐着一个人，被子堆在腰间，双手抱着膝盖，像一个小学生在听一个可怕的故事。
　　
　　她敲了敲门。
　　
　　“肖阿姨，是我。”
　　
　　没有人应。
　　
　　她推开门走进去。
　　
　　肖阿姨坐在床中央，缩成很小的一团。她本来就不高，瘦下来之后更显得小，像一件被反复洗涤缩了水的衣服。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是亮的，不是那种健康的光亮，是那种—温以宁后来想了很久才找到一个准确的比喻—是那种停电的深夜里，最后一根火柴被划燃时的光。短暂、用力、随时会灭。
　　
　　“肖阿姨，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温以宁在床边坐下来，没有碰她。
　　
　　肖阿姨没有回答。她的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墙上贴着一张医院的患者须知，白纸黑字，边角翘起来了，被胶带重新贴过。那张须知她每天都能看到，但今晚她好像在重新读它，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每个字的骨头里去。
　　
　　“肖阿姨。”温以宁又叫了一声。
　　
　　这一次，肖阿姨的眼睛动了。从墙上的须知移动到温以宁的脸上，停了一下，然后往下移，移到她手里的圆珠笔上。
　　
　　“你手里拿的什么？”她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温以宁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笔。深蓝色的，笔身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是四年前苏敏递给她的那支。她用到现在，换了无数次笔芯，但外壳一直没换。裂纹越来越深了，有一次她把笔夹在指间转的时候，裂纹里渗出一点墨水，把她的食指染成蓝色。
　　
　　“一支笔。”她说。
　　
　　“你在写什么？”
　　
　　“在写一份报告。一个人的。”温以宁犹豫了一下，把报告的内容隐去了，“写他最近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想跟家人说的话。”
　　
　　肖阿姨看着她，眼睛里的那根火柴好像又亮了一点。
　　
　　“你能帮我写一份吗？”
　　
　　温以宁的心跳漏了一拍。
　　
　　“写什么？”
　　
　　“写给我女儿。”肖阿姨说，“我不会写，我小学都没毕业。你帮我写，写完了我按手印。”
　　
　　温以宁的鼻子酸了。她想起自己的母亲。她想起母亲最后一次叫她名字的时候，她十岁。后来母亲就不叫了，不是因为忘了她的名字，是因为忘了怎么说话。所有的字都从母亲的脑子里流走了，像沙子从指缝间漏下去，一粒都不剩。
　　
　　“好。”她说。
　　
　　她从护士站拿来一张A4纸，坐在肖阿姨床边。床头灯的光落在纸面上，把白色的纸染成淡黄色。她把圆珠笔的笔帽拔下来，笔帽内侧沾了一点干掉的墨水，很久以前漏出来的，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蓝色硬块。
　　
　　“你说，我写。”
　　
　　肖阿姨沉默了很久。久到温以宁以为她睡着了。但她没有睡着，她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金融大厦顶楼那个女明星的笑脸。那张笑脸还亮着，在黑暗中发着白光，假牙一样整齐，棺材一样冰冷。
　　
　　“圆圆。”肖阿姨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妈妈这辈子对不起你。”
　　
　　温以宁的笔尖抵在纸面上，没有动。
　　
　　“你上小学的时候，我没去开过家长会。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我穿的鞋子是破的，我怕别的家长笑话你。我怕你因为有个穿破鞋的妈妈被别人看不起。”
　　
　　“你上初中的时候，你爸走了。我一个人带着你，白天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晚上去饭店洗碗。你每天晚上都等我回来才睡觉，有时候等到十一二点，困得不行了还在等我。我说你不用等，你说你不怕，你说只要我回来你就不怕。”
　　
　　肖阿姨的声音开始发抖。
　　
　　“你上高中的时候，我生病了。你每天放学了先去饭店打工，打完工了再回家写作业。你成绩那么好，老师说你能考上重点大学。但你没考。”
　　
　　“为什么？”温以宁的声音也有些涩。
　　
　　“因为我。”肖阿姨的眼泪流了下来，“你说你要照顾我。你说大学可以以后再考。你说妈妈只有一个。”
　　
　　温以宁的眼泪掉在了A4纸上，“妈妈”两个字被洇开了一圈水渍。
　　
　　“圆圆，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没穿过好鞋，不是你爸走了，不是我生病了。”肖阿姨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是我没能看到你穿学士服的样子。”
　　
　　温以宁握着笔，手指在发抖。她把这些话说下来，每一个字都写得很重，笔尖几乎要戳破纸面。她不是怕忘记，是怕不够重。怕这些字太轻了，轻到撑不住一个母亲最后的遗憾。
　　
　　“还有吗？”她问。
　　
　　肖阿姨摇了摇头。
　　
　　“够了。”她说，“说多了，圆圆看了会哭。”
　　
　　温以宁把写满了字的A4纸放在床头柜上，圆珠笔放在纸上。笔身的裂纹里又渗出一点墨水，在纸面上洇出一个小小的蓝色圆点，像一个句号。
　　
　　“肖阿姨。”她说，“你女儿不会怪你的。从来没有。”
　　
　　肖阿姨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那种更深的、只有快离开的人才会发出的光。像蜡烛烧到最后，烛芯在油里挣扎着亮那一下。
　　
　　“你是个好孩子。”她说，“你妈妈一定很为你骄傲。”
　　
　　温以宁没有告诉她，自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没有告诉她，母亲最后那几年不认识她。没有告诉她，她也在等一句话—“妈妈为你骄傲”。
　　
　　她只是握了握肖阿姨的手，站起来，走出病房。
　　
　　走廊里的灯灭了。她在黑暗中站了很久，然后咳了一声，灯亮了。白惨惨的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她的影子钉在地上，像一枚标本。
　　
　　她走到护士站，拿起那份没写完的评估报告，在最后一行画了一个句号。
　　
　　圆珠笔在纸上停了一下，蓝色的墨水洇开一个小小的圆点，和之前在A4纸上那个圆点一模一样。
　　
　　像两个句号。
　　
　　像两个故事结尾。
　　
　　像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同一支笔，为各自的人生画上了同一个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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