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温以宁接了一个私活。
她在网上找了一家心理咨询平台,注册成为线上倾听师,每小时收费三十五块钱。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她坐在出租屋的折叠桌前,戴着耳机,听陌生人讲述他们的痛苦—失恋的、失业的、失眠的、失亲的。
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沉默,有人在电话那头不断地问“你还在吗”。
她每次都说“我在”。
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她会想起陆时晏。想起他说“安”,想起他说“晚安”,想起他说“我在”。这两个字是最轻的承诺,也是最重的—因为说出口的那一刻,你就把自己放进了另一个人的世界里。
有一天晚上,她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订单。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很疲惫,像跑了很远的路。
“你好,我叫苏晚。我想跟你聊聊我儿子。”
“你说。”温以宁靠在椅背上,声音放得很轻。
“我儿子今年四岁了,不说话。不是不会说,是不愿意说。医生说可能是自闭症,但我总觉得不是。他只是……只是不想跟这个世界说话。”
温以宁的手指停了一下。
“为什么?”她问。
“因为他爸爸走了。”苏晚的声音开始发抖,“去年车祸,没了。他亲眼看到的。从那以后,他就不说话了。他不看任何人,不跟任何人玩,只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画画。画很多很多的画,都是同一个主题。”
“什么主题?”
“月亮。”苏晚说,“他一直画月亮。大大的,圆圆的,发着光的月亮。”
温以宁的眼眶湿了。
她想起自己十岁那年,母亲第一次发病。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亮,亮得刺眼。她对着月亮说了一句话—“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人回答她。
月亮还是那么亮,像一只不会说话的眼睛。
“苏晚。”温以宁说,“你儿子画的月亮,不是在跟月亮说话。”
“那是在跟谁?”
“在跟爸爸。”温以宁说,“他觉得爸爸在月亮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苏晚哭了。不是小声的啜泣,是那种压了很久、终于找到出口的、崩溃一样的哭。
“谢谢你。”她最后说,“谢谢你听到我。”
温以宁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盯着墙上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她在想,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在她十岁那年,听到她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对她说“她在月亮上”,她会好过一点吗?
也许不会。
但至少,她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那天晚上,温以宁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有些人画月亮,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离开了的人,只是搬到了光里去住。”
写完这句话,她合上日记本,熄灯。黑暗中,她拿起手机,看到陆时晏十分钟前发了一条消息:“晚安。”
她回了一个字:“安。”
发完之后,她把手机贴在胸口。隔着手机,她好像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咚,咚,咚,沉稳的,有力的,像潮汐。
她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打工,还要还债,还要面对那些被生活击碎的人。
但此刻,有人跟她说晚安。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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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南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值班室里,陆时晏也还没有睡。
他坐在那张硬邦邦的行军床上,手里握着一本《临床急诊医学》,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他的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一个画面—温以宁坐在那张破旧的折叠桌前,戴着耳机,眼睛里全是别人的悲伤。
她用自己仅剩的光,照亮了那么多陌生人。
但她自己的世界,越来越暗。
他放下书,拿起手机,给陈屿白发了一条消息:“师兄,你认不认识靠谱的理财顾问?”
过了几分钟,陈屿白回:“你缺钱?”
“不是。我想帮以宁还债,但我的工资你也知道,不够。我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爸的康复治疗还没做完吧?”
“嗯。”
“那你哪来的钱?”
陆时晏沉默了一下,打了一行字:“我可以值更多的夜班。夜班补贴高。”
“你已经在值最多的夜班了。再值下去,你会猝死的。”
“不会。我年轻。”
“年轻不是理由。你妈—”
陈屿白没把话打完,但陆时晏知道他要说什么—你妈走的时候,你也年轻。年轻挡不住任何事。
陆时晏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
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一片云。他盯着那片水渍看了很久,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卖血。不是真的卖血,而是去做医学实验的志愿者。医学院经常有药物临床试验,招募健康志愿者,补贴很高,一期试验下来能拿好几千。
他拿起手机,翻到医学院的内部论坛,点开“临床试验志愿者招募”那一栏。
第一条就是:“新药I期临床试验,招募健康男性志愿者,年龄18-45岁,补贴8000元,住院7天。”
他点了“报名”。
报名提交成功的那一刻,他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放在枕头旁边。然后闭上眼睛。
他不想再想了。再做决定之前,他只想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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