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七月的南城，热得像蒸笼。
　　
　　陆时晏的住院医师生活开始了。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每周六天，偶尔还要值夜班。第一天上班，他就被分配了十二个病人—比实习时多了一倍。查房、开药、写病历、跟家属沟通、做胸腔穿刺、做腹腔穿刺，他忙得像一个陀螺，从早上转到晚上，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陈屿白在走廊里遇到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怎么样？第一天就忙成这样？”
　　
　　“还好。”陆时晏说。
　　
　　“你脸上的表情可不是‘还好’。”陈屿白递给他一瓶水，“喝点水，别中暑了。急诊室昨天收了一个中暑的住院医，体温四十度，差点猝死。”
　　
　　陆时晏拧开瓶盖，灌了一大口。水是常温的，不冷不热，但他喝得很急，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滴在白大褂上，洇出一小块深色。
　　
　　“沈栀最近怎么样？”他问。
　　
　　“挺好的，天天念叨让我早点回家。”陈屿白笑了，那个笑容里有疲惫，但更多的是满足，“对了，温以宁在呼吸内科怎么样？”
　　
　　“还行。她适应得很快。”
　　
　　“你们俩都忙成这样，还有时间见面吗？”
　　
　　陆时晏沉默了一下。
　　
　　“中午一起吃个饭。”他说，“她食堂有糖醋排骨。”
　　
　　陈屿白看着他，笑了一下，没有拆穿他。谁都知道呼吸内科的食堂根本不做糖醋排骨，那是温以宁自己带饭，在微波炉里热一下，然后两个人坐在医院花园的长椅上一起吃。
　　
　　“你们俩啊。”陈屿白摇了摇头，“一个比一个嘴硬。”
　　
　　陆时晏没有说话。
　　
　　他拧上瓶盖，把水瓶塞进白大褂的口袋里，朝病房走去。
　　
　　---
　　
　　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温以宁提着两个饭盒，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等他。
　　
　　医院的“花园”其实是一块不到五十平米的绿地，种着几棵歪脖子树和几丛快枯死的灌木。但这里是整个医院唯一有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病人和家属会来这里坐着，晒太阳，打电话，或者发呆。
　　
　　陆时晏迟到了十分钟。他从急诊科跑过来，白大褂的扣子只扣了两颗，胸口的口袋里还别着几支笔，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
　　
　　“不好意思，刚才有个病人突发心衰。”
　　
　　“没事。”温以宁递给他一个饭盒，“今天的菜是番茄炒蛋和清炒西兰花，没有肉。”
　　
　　“够了。”他打开饭盒，看到番茄炒蛋里还加了虾仁，愣了一下，“你不是说没有肉吗？”
　　
　　“虾不是肉。”
　　
　　陆时晏看着她，想说“虾是海鲜，也是肉”，但话到嘴边变成了一个很浅的笑—不是嘴角动一下那种，而是真的、有弧度的、能称之为“笑”的笑。
　　
　　“你笑什么？”温以宁问。
　　
　　“笑你。”
　　
　　“我有什么好笑的？”
　　
　　“你每次说谎的时候，都会多说一句话。”陆时晏夹了一块虾仁放进嘴里，“上次你说‘食堂有糖醋排骨’的时候，加了一句‘今天人多，可能买不到’。这次你说‘没有肉’的时候，加了一句‘虾不是肉’。”
　　
　　温以宁咬着筷子，看着他。
　　
　　“你观察得也太仔细了吧？”
　　
　　“我是学医的。”
　　
　　“你是学医的，不是学心理学的。”
　　
　　“都一样。”陆时晏说，“都是观察人。”
　　
　　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吃着饭盒里的菜。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漏下来，落在他们身上，像碎金。远处有人在打太极，音乐是那种很慢的、带着回声的老歌。花园里的栀子花开了，香味很浓，浓到有点腻，但混在消毒水的味道里，反而成了一种奇异的调和。
　　
　　“陆时晏。”温以宁忽然叫他。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我们会不会一直这样？”
　　
　　“哪样？”
　　
　　“就是……”她想了想措辞，“忙成这样，每天只有中午吃个饭的时间能见面。然后各忙各的，晚上回到家累得话都不想说，倒头就睡。”
　　
　　陆时晏放下筷子，看着她。
　　
　　“你想说什么？”
　　
　　“我不想说。”温以宁低下头，用筷子拨着饭盒里的米饭，“我只是在想，这样的日子，我们能撑多久？”
　　
　　陆时晏沉默了几秒。
　　
　　“温以宁，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她抬起头看着他。
　　
　　“我最怕的，不是忙，不是累，不是没时间见面。”他说，“我最怕的，是你觉得撑不下去了，但不跟我说。”
　　
　　温以宁的眼睛红了。
　　
　　“你在转移话题。”她说。
　　
　　“我没有。我在回答你的问题。”陆时晏伸出手，握住她的手，“我们能撑多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是我和你，两个人。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会想办法。我没办法的时候，我就去找人帮忙。我不是一个人，你也不是一个人。”
　　
　　温以宁看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她问，声音有点哑。
　　
　　“跟你学的。”
　　
　　“你又说是跟我学的。”
　　
　　“因为你教了我很多。”
　　
　　“教你什么了？”
　　
　　“教我怎么在乎一个人。”
　　
　　温以宁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颗，两颗，三颗，落在饭盒里，和番茄炒蛋混在一起。
　　
　　陆时晏伸出手，用拇指帮她擦掉眼泪。他的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擦过她的脸颊时，有一点粗糙，但很暖。
　　
　　“别哭了。”他说，“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温以宁吸了吸鼻子，拿起筷子，继续吃饭。番茄炒蛋还温着，虾仁很嫩，米饭有点硬，但她吃得很香。
　　
　　“陆时晏。”她嘴里含着饭，含糊不清地说。
　　
　　“嗯。”
　　
　　“以后的午饭，我会多带一个菜。”
　　
　　“好。”
　　
　　“你别再吃食堂了。食堂的饭菜又贵又难吃。”
　　
　　“好。”
　　
　　“你说‘好’的时候，能不能看着我？”
　　
　　陆时晏转过头看着她。阳光落在他脸上，把他右眼角下方那颗小小的痣照得很清楚，像一滴被阳光晒暖的墨。
　　
　　“好。”他说。
　　
　　他看着她说这个字的时候，握紧了她的手。
　　
　　2
　　
　　八月中旬，温以宁接到了母亲的病危通知。
　　
　　电话是宜城精神病院打来的。“温女士，你母亲最近一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我们已经把她转到综合医院了。情况不是很乐观，你最好尽快回来一趟。”
　　
　　温以宁握着手机，站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
　　
　　她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八年了，母亲在那个封闭的病房里住了八年，从一个会对着窗户发呆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躺在床上、插着鼻饲管、不认识任何人的植物人。她每个月都会去看她，每次去都会跟她说话，即使知道她听不见。她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母亲永远不会好起来了，她的离开只是时间问题。
　　
　　但当那个电话真的来了，她才发现，接受和面对是两回事。
　　
　　“我马上回来。”她说。
　　
　　她请了假，订了最近的一班火车，收拾了几件衣服，打车去火车站。在出租车上，她给陆时晏打了电话。
　　
　　“我妈病危了。”她说，声音出奇地平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在哪？”
　　
　　“去火车站的路上。”
　　
　　“把车次发给我，我马上过来。”
　　
　　“你不用—”
　　
　　“把车次发给我。”
　　
　　他挂了电话。
　　
　　温以宁看着手机屏幕，那通已结束的通话—时长十一秒。她从来没有听过他用那种语气说话—不是命令，不是请求，而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对另一个人喊“拉住我”。
　　
　　她把车次发给了他。
　　
　　---
　　
　　火车是下午三点二十的。温以宁到火车站的时候，陆时晏已经在候车大厅等她了。他穿着白大褂—大概是直接从医院跑出来的，胸口的工牌还没摘，口袋里的笔也还在。他的头发被风吹乱了，额前的碎发搭在眉骨上，脸上的表情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但温以宁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发抖。
　　
　　“你不上班了？”她问。
　　
　　“请假了。”
　　
　　“请了多久？”
　　
　　“不知道。”他说，“请到你觉得够为止。”
　　
　　温以宁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她不想让他陪她去，因为她知道，看到他站在精神病院的走廊里，会让她想起太多东西。但他已经来了，穿着白大褂，口袋里别着笔，胸口的工牌上写着“住院医师：陆时晏”。
　　
　　他不是十五岁的少年了。他是医生。
　　
　　“走吧。”她说。
　　
　　他们上了火车。车厢里人不多，他们找到座位坐下，是一排两座的靠窗位置。温以宁坐在靠窗的一边，陆时晏坐在她旁边。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郊区，从郊区变成了田野。水稻刚插完秧，嫩绿的秧苗在水田里排成整齐的行列，像一幅用绿色线条画成的抽象画。远处有白鹭在田埂上散步，偶尔飞起来，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
　　
　　温以宁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风景，没有说话。
　　
　　陆时晏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他的手也很凉。两只冰凉的手握在一起，反而有了一点温度。
　　
　　---
　　
　　宜城综合医院的走廊，比南城医院的窄，比南城医院的暗，比南城医院的旧。
　　
　　墙上刷着淡绿色的漆，漆面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的墙皮。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忽明忽暗地闪着，像一只快要咽气的萤火虫。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说不清的霉味，从走廊尽头飘过来，像一条看不见的河。
　　
　　温以宁走在前面，陆时晏走在后面。她的脚步很轻，但每一步都很稳，像是在丈量什么。陆时晏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她第一次在医院走廊里走的时候，声控灯在她身后一盏一盏地灭。现在她还是那样走着，但灯没有再灭—不是灯好了，是她走得快了，快到灯来不及灭。
　　
　　母亲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单人病房里。
　　
　　推开门的那一刻，温以宁看到了她。
　　
　　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具骨架。皮肤松弛地挂在骨头上，颜色是蜡黄的，像旧书的纸页。她的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着，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上扎着留置针。监护仪在她旁边滴滴地响，绿色的波形在屏幕上跳动，一下一下的，像被压缩到极致的心跳。
　　
　　温以宁站在床边，看着母亲。
　　
　　她想起十岁那年，母亲第一次发病。那天晚上，母亲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她听到了有人在窗外叫她。父亲安抚她，但她不听，赤着脚跑到阳台上，对着夜空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她那时候不知道母亲在喊谁。现在她知道了，母亲在喊那个被创伤撕碎的自己。她想把那个自己找回来，但她找不到了。
　　
　　“妈。”温以宁轻轻叫了一声。
　　
　　母亲没有反应。
　　
　　“妈，我是以宁。”她又叫了一声，声音更轻了，像怕惊动什么。
　　
　　母亲的睫毛颤了一下。
　　
　　很轻微的颤动，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温以宁看到了，陆时晏也看到了。
　　
　　“她听得到。”陆时晏说。
　　
　　温以宁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
　　
　　“真的吗？”
　　
　　“嗯。”陆时晏走到监护仪旁边，指了指屏幕上的脑电波，“你看，她的脑电波在你说话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她能听到你的声音，只是没办法回应。”
　　
　　温以宁看着那根绿色的线，它在她说话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几个剧烈的峰值，像心脏跳了一下。
　　
　　她伸出手，握住了母亲的手。那只手很瘦，皮肤像纸一样薄，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像地图上干涸的河流。手是凉的，但不是那种死人的凉，而是活人的凉—没有温度的、但还有生命在流动的凉。
　　
　　“妈，我带了一个人来看你。”温以宁的声音有些哑，“他叫陆时晏，是医生，也是我男朋友。他对我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陆时晏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的手握着母亲的手，看着母亲的睫毛微微颤动。他的眼眶也红了，但他是医生，他知道，有些泪不能流，至少在病人面前不能。
　　
　　但这里是病房，她是家属，他是家属的家属。
　　
　　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流这样的泪。
　　
　　---
　　
　　温以宁在病房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跟母亲说了很多话—说她的大学，说她学了心理学，说她在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的那些来访者，说她现在在呼吸内科做研究助理，说她把病人照顾得很好。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而不是在跟一个可能再也醒不过来的人告别。
　　
　　陆时晏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没有进去。
　　
　　他知道，那是属于女儿和母亲的时间。他可以在旁边，但不需要在场。
　　
　　傍晚的时候，温以宁从病房里出来，眼睛红肿，但没有哭。
　　
　　“走吧。”她说，“去吃点东西。”
　　
　　他们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饺子馆。店面很小，只有四张桌子，但老板娘很热情，饺子的馅料很足。温以宁点了一份韭菜鸡蛋馅的，陆时晏点了一份猪肉白菜馅的。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醋和辣椒油的香味混在一起，让人食欲大开。温以宁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
　　
　　“慢点吃。”陆时晏给她倒了一杯水。
　　
　　“陆时晏。”她忽然叫他。
　　
　　“嗯。”
　　
　　“你觉得她会醒过来吗？”
　　
　　陆时晏的筷子停了一下。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医生，他知道，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患者，苏醒的概率不到百分之十。作为男朋友，他知道，不管概率是多少，他都不能说“不会”。
　　
　　“我不知道。”他说。
　　
　　温以宁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
　　
　　“你是医生，你怎么能说不知道？”
　　
　　“医生不是神。”陆时晏说，“医生也是人，也会不知道。”
　　
　　温以宁低下头，用筷子拨着碗里的饺子。饺子皮破了，韭菜鸡蛋的馅料露出来，黄绿相间，像一幅小小的画。
　　
　　“你知道吗？”她说，声音很轻，“我小时候最怕的一件事，不是妈妈不认识我，是她有一天突然醒了，然后发现她不认识自己。”
　　
　　陆时晏看着她，没有说话。
　　
　　“我后来学了心理学，才知道那叫‘解离’。”温以宁说，“一个人把自己从自己的经历中抽离出来，变成旁观者。这样她就不用面对那些痛苦了。但她付出的代价是，她也不认识自己了。”
　　
　　她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有时候我在想，我妈她到底幸不幸福。她生病的时间比健康的时间长，她不记得我爸，不记得我，不记得我弟。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很小，只有一扇窗户。但她看着那扇窗户的时候，她的表情是很平静的。那种平静，我不知道是药物作用，还是她真的在那个小世界里找到了安宁。”
　　
　　陆时晏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温以宁。”他说，“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什么？”
　　
　　“你幸不幸福？”
　　
　　温以宁愣了一下。
　　
　　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因为她觉得，她没有资格问。父亲生病，弟弟上学，母亲在病床上躺着，她没有资格问自己“幸不幸福”。她应该问的是“够不够”—钱够不够，时间够不够，力气够不够。
　　
　　“我不知道。”她说。
　　
　　“那你现在问自己。”
　　
　　温以宁看着他，眼泪涌了上来。
　　
　　“你想听真话吗？”
　　
　　“想。”
　　
　　“我不幸福。”她说，眼泪掉了下来，“但我也不痛苦。我只是很累。很累很累。累到我觉得‘幸福’这种东西，是我活不起的奢侈品。”
　　
　　陆时晏看着她，目光很深。他没有说“会好的”，没有说“一切都会过去”，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他只是握紧了她的手，把她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
　　
　　“你感觉到了吗？”他问。
　　
　　“什么？”
　　
　　“我的心跳。”
　　
　　温以宁点了点头。
　　
　　“它还在跳。因为它活着。因为它还想继续跳下去。”陆时晏说，“你的心也是。它还在跳。它还想跳下去。不是因为幸福，是因为活着本身就是值得的事。”
　　
　　温以宁把脸埋在他的手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没有出声。她的眼泪顺着他的手指缝流下来，滴在桌子上，滴在饺子上，滴在那些她还没来得及吃的、已经凉了的东西上。
　　
　　饺子馆的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伴着收音机里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歌里唱的是什么，温以宁听不清，但她知道，那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等一个人回来，等一件事过去，等一个答案浮现。
　　
　　她等了很久。也许还要再等很久。
　　
　　但此刻，有一个人握着她的手，把她的手贴在他的胸口，让她听他的心跳。那个声音告诉她—你还在。我还在这里。我们都在。
　　
　　---
　　
　　3
　　
　　母亲是在第三天早上走的。
　　
　　那天凌晨四点，监护仪的报警声把温以宁从浅眠中惊醒。她睁开眼，看到母亲的心率在快速下降—一百二，一百，八十，六十，四十。
　　
　　“医生！医生！”她冲出病房，在走廊里喊着。
　　
　　护士跑过来，医生跑过来，抢救车推过来。肾上腺素、心肺复苏、电击除颤。陆时晏也来了，穿着一件皱巴巴的T恤—他从陪护床上爬起来，没来得及换衣服就冲了过来。他站在抢救室外，透过玻璃窗看着里面的医生护士忙碌，像一个被关在玻璃罩外的人。
　　
　　他什么都做不了。
　　
　　不是因为他不会。是因为他是家属。医院规定，家属不能参与直系亲属的抢救。他只能站在外面，看着那些他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
　　
　　抢救持续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后，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看着温以宁。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温以宁站在原地，看着那扇白色的门。她想进去，但腿迈不动。她想哭，但眼泪流不出来。她想喊，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陆时晏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温以宁。”他叫她。
　　
　　她转过头看着他。
　　
　　他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眼泪。和四年前在更衣室里的表情一模一样—那种红不是哭过之后的红，而是一种更深的、像是从里面烧出来的红。
　　
　　“我妈走的那天。”他说，声音很低，“我也是这样。站在门外，什么都做不了。”
　　
　　温以宁看着他，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不是无声地流，而是那种失控的、彻底的、像洪水决堤一样的哭。她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颤抖，哭声从指缝间漏出来，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哀嚎。
　　
　　陆时晏蹲下来，伸出手，把她拉进怀里。
　　
　　她没有挣扎，没有推开他，只是把脸埋在他的肩窝里，哭得更凶了。她的眼泪浸湿了他的T恤，温热的，像一场迟到了八年的雨。
　　
　　他抱着她，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另一只手按在自己胸口—那里有一个缺口，第一次裂开的时候，他十五岁。现在它又裂开了一点，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看着她在失去，那种痛比他自己的痛更尖锐、更难以承受。
　　
　　“温以宁。”他的声音闷闷的，从她的头顶传下来，“你妈走之前，我跟她说了一句话。”
　　
　　温以宁从他肩窝里抬起头，红肿的眼睛看着他。
　　
　　“什么话？”
　　
　　“我跟她说，阿姨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以宁的。”
　　
　　温以宁的眼泪又涌了上来。
　　
　　“她听到了吗？”
　　
　　“我不知道。”陆时晏说，“但我说了。说到，就会做到。”
　　
　　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像一只快要熄灭的蜡烛。清晨的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灰白色的，带着一夜未散的凉意。远处有鸟在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说什么。
　　
　　温以宁靠在陆时晏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她听到他的心跳，咚，咚，咚，沉稳的，有力的，像潮汐。她想起大一那年，在食堂第一次看到他，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肩膀上，他低着头吃饭，像一座安静的孤岛。
　　
　　那时候她不知道，那座孤岛会成为她的岸。
　　
　　---
　　
　　母亲的葬礼在三天后举行。
　　
　　葬礼很简单，只有温家的人—父亲、温以宁、温以安，还有陆时晏。温以安从学校赶回来，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了，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站在灵堂前，面无表情，像一棵被风吹得只剩骨架的树。
　　
　　温父坐在轮椅上，腿上的石膏还没拆，但他的精神比温以宁想象的好。他看着母亲的遗像，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她终于不疼了。”
　　
　　温以宁站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但握在手里很暖。
　　
　　“爸。”她说，“你怪不怪她？”
　　
　　“怪她什么？”
　　
　　“怪她生病。怪她不记得我们。怪她扔下我们。”
　　
　　温父沉默了一会儿。
　　
　　“不怪。”他说，“她也想好起来。她比谁都想。”
　　
　　温以宁的眼眶红了。
　　
　　“你还爱她吗？”
　　
　　温父看着母亲的遗像，嘴角动了一下。那不是笑，也不是哭，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省略号。
　　
　　“爱。”他说，“一辈子。”
　　
　　温以安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他的眼眶红红的，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温以宁看着他，想起他小时候，每次哭都会跑到她面前，说“姐，抱抱”。现在他长大了，比她高了整整一个头，肩膀也宽了，他不哭了，不是因为不难过，是因为他觉得，他是男人，不能哭。
　　
　　温以宁走过去，抱住了他。
　　
　　温以安愣了一下。然后他把脸埋在姐姐的肩膀上，肩膀剧烈地颤抖，但依然没有出声。他的眼泪浸湿了温以宁的衬衫，滚烫的，像被压抑了很久的岩浆终于找到了出口。
　　
　　“姐。”他的声音闷闷的。
　　
　　“嗯。”
　　
　　“以后我来照顾你。”
　　
　　温以宁笑了，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她说，“等你有工作了，再来说照顾我的事。”
　　
　　温以安从她肩膀上抬起头，眼睛红肿，鼻尖也红，但他笑了。那个笑容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杂质，像一个没有被这个世界伤害过的少年。
　　
　　“会的。”他说，“很快。”
　　
　　---
　　
　　葬礼结束后，陆时晏要回南城上班。
　　
　　温以宁送他到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人很多，嘈杂得像菜市场。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吃泡面，有小孩在追着跑，笑声尖利得像哨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温以宁问。
　　
　　“下周。你在这边多待几天，陪陪你爸。”
　　
　　“嗯。”
　　
　　“钱够不够？”
　　
　　“够。”
　　
　　“你别骗我。”
　　
　　“没骗你。”温以宁看着他，“陆时晏，你能不能别每次都问我钱够不够？我又不是小孩子。”
　　
　　陆时晏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
　　
　　“你在我眼里，就是小孩子。”
　　
　　温以宁的心跳漏了一拍。
　　
　　“为什么？”
　　
　　“因为你会说谎。”他说，“小孩子才会说谎。大人不会。”
　　
　　温以宁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人总是这样，用最平淡的语气说最戳心的话，说完了还一脸无辜，好像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二十分钟后。”
　　
　　“那你还在这站着？”
　　
　　“我在等你跟我说再见。”
　　
　　温以宁看着他，眼眶热了。
　　
　　“再见。”她说。
　　
　　“再见。”
　　
　　陆时晏转身走向检票口。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转过身。
　　
　　“温以宁。”
　　
　　“嗯。”
　　
　　“你妈的事，别一个人扛。”
　　
　　温以宁点了点头。
　　
　　“好。”
　　
　　他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这一次他没有回头，一直走到检票口，把票递给检票员，走进站台，消失在人群里。
　　
　　温以宁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
　　
　　候车大厅里的广播在播报下一趟列车的到站信息，声音机械而重复，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拥抱，有人在告别。所有人的故事都在这里交错、分离、重逢、再分离，像一张巨大的网，没有人能挣脱。
　　
　　她转身，走出火车站。
　　
　　外面阳光很好，晒得人睁不开眼睛。她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汽车的尾气味、煎饼果子的香味、还有某种她说不出名字但很熟悉的味道—那是生活的味道，很杂，很乱，但确实存在。
　　
　　她拿出手机，给陆时晏发了一条消息：“路上注意安全。”
　　
　　他回了一个字：“好。”
　　
　　她又发了一条：“到了给我打电话。”
　　
　　他又回了一个字：“好。”
　　
　　她看着那两个“好”字，嘴角弯了一下。
　　
　　然后她收好手机，走下台阶，走进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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