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习开始
陆时晏第一次穿上白大褂的时候,天还没亮。
南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住院部在十二楼,电梯里挤满了早班的人。有护士,有护工,有送餐的阿姨,有推着药车的药剂师。所有人都穿着白色或浅蓝色的制服,表情疲惫而麻木,像一群还没从梦里醒来的游魂。
陆时晏站在最里面,背靠着电梯的不锈钢墙壁。金属的凉意透过薄薄的衬衫渗进皮肤,让他清醒了一些。他低头看了一眼胸口的工牌—“实习生:陆时晏”。照片是上周拍的,背景是白的,他的表情也是白的,看不出任何情绪。工牌的边角很锋利,不小心划了一下手指,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
电梯在十二楼停了。
他走出来,走廊很长,一眼望不到头。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嗡嗡地响,光线白得刺眼。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说不清的甜腥气,从走廊尽头飘过来,像看不见的雾。
陆时晏站在走廊中间,忽然停了一下。
他想起了母亲。
十五岁那年,他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家医院里,走过一条很相似的走廊。那时候他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母亲爱喝的小米粥。走廊很长,日光灯也是白的,消毒水的味道也是一样的。他走到病房门口,推开门,母亲靠在床上,脸色蜡黄,但看到他,还是笑了。
“时晏来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母亲说话。
陆时晏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的时候,走廊没有变,灯没有变,味道没有变。但他已经不是十五岁的少年了。他穿着白大褂,胸口别着工牌,口袋里装着听诊器和笔。
他是来救人的。
“陆时晏?”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他转过头,看到陈屿白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一摞病历夹。陈屿白比大学时瘦了一些,颧骨更突出了,但眼睛下面没有了黑眼圈,看起来精神了很多。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胸口的工牌上写着“住院医师:陈屿白”。
“陈师兄。”陆时晏走过去。
“别叫师兄了,叫陈医生。”陈屿白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从容,“走吧,带你去见带教老师。”
内科的办公室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四张桌子,两台电脑,墙上贴满了排班表和诊疗指南。窗帘是浅蓝色的,半拉着,晨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金线。
带教老师姓秦,四十出头,头发稀疏,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摞病历,正在用一支红色的笔批注。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出来,上下打量了陆时晏一遍。
“陆时晏?”
“秦老师好。”
“南城大学医学院的?”
“是。”
“成绩不错。”秦老师看了一眼他的简历,然后把病历夹推过来,“这是你的病人,三个。今天上午查房,下午写病历。有问题问陈医生,别问我,我很忙。”
陆时晏接过病历夹,翻开。第一份病历的封面上贴着一张标签—“12床,赵德厚,男,68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他翻了翻里面的记录,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化验单、影像报告,密密麻麻的字,有些地方看不太懂。
但他没有问。
他把病历夹合上,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件易碎的东西。
查房从九楼开始。
秦老师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快,白大褂的下摆像旗帜一样翻飞。陈屿白走在第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边听边记。陆时晏走在最后,推着病历车,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心跳。
“9床,李秀兰,女,72岁,心力衰竭。”秦老师站在病床边,看了一眼心电监护上的数字,“昨天尿量多少?”
护士翻了翻记录本:“一千二。”
“呋塞米加到四十,今天做个心脏彩超。”
“好的。”
秦老师转身走向下一床,全程没有看病人一眼。病人的家属站在床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秦老师已经走远了,又把嘴闭上了。
陆时晏推着病历车经过的时候,那个家属拉住了他的白大褂袖子。
“医生,我妈昨晚咳了一晚上,没睡好,能不能给她加点药?”
陆时晏愣了一下。他不是管床的医生,他不知道该不该加药,也不知道该加什么药。
“我去问问秦老师。”他说。
家属松开了手,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像是感激,又像是失望。
陆时晏加快脚步追上秦老师,把家属的话转述了一遍。秦老师头也没回:“知道了,查完房再说。”
陆时晏站在走廊里,手里还攥着被家属拉过的袖子。白大褂的袖口被捏出了一道褶皱,像一道细细的疤。
十二床在走廊尽头。
赵德厚是一个干瘦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他半靠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嘴唇发紫,指甲也发紫,像涂了一层淡淡的墨水。
秦老师问了几个问题,赵德厚喘着气回答,声音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停下来喘好几口气,胸廓剧烈地起伏,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
“激素用着没?”秦老师问护士。
“用着,甲泼尼龙四十毫克,一天两次。”
“加到六十。再做一个血气分析。”
秦老师说完转身要走,赵德厚忽然伸出手,抓住了他的白大褂。老人的手很瘦,皮肤像纸一样薄,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像地图上的河流。
“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他的声音很微弱。
秦老师看了他一眼:“等指标好了再说。”
他掰开老人的手指,走了。
赵德厚的手垂下来,落在床单上,像一片枯萎的叶子。他看着天花板,嘴唇微微动着,不知道在说什么。
陆时晏推着病历车经过的时候,老人忽然转过头,看着他。
“你是新来的医生?”老人问。
“我是实习生。”陆时晏说。
“实习生好啊。”老人笑了一下,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年轻,有精神。不像我,老了,不中用了。”
陆时晏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站在床边,手里攥着病历夹,指节发白。
“医生,你说我还能活多久?”老人忽然问。
陆时晏的心跳漏了一拍。
“赵爷爷,您别这么说。您好好配合治疗,会好起来的。”
老人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眼泪,比眼泪更深,像一口枯井里最后一点潮湿。
“你们医生都这么说。”老人说,“但我知道,我好不了了。”
陆时晏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发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老人没有再说话。他闭上眼睛,氧气管里的气泡咕嘟咕嘟地响,像计时器的声音。
陆时晏推着病历车走出了病房。
走廊很长,日光灯很亮,消毒水的味道很浓。他站在走廊中间,忽然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不是身体的喘不过气,是心里的。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很重,很沉,压得他想要弯腰。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情绪压了下去。
然后他走向办公室,开始写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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