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沈静漪终于知道了江临的秘密。
　　
　　起因是一通电话。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沈静漪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座机响了。她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说话含混不清，像是喝了酒。
　　
　　“找江临。”
　　
　　沈静漪说:“江临在上课，您是哪位？”
　　
　　“我是他爹。”那个声音说，“你跟他说，这个月的生活费我打过去了，让他省着点花。还有，跟他说他妈住院了，让他周末回来一趟。”
　　
　　电话断了。
　　
　　沈静漪放下听筒，手停在半空中。她想起江临的成绩单上，家庭信息那一栏是空白的。她又想起食堂的刷卡记录——江临是全校早餐刷卡最少的学生，几乎每天都只刷五毛钱，一个馒头，一碗免费粥。
　　
　　她翻出学生档案，找到了江临的家庭住址:青城山镇大坪村，距离学校三十公里，不通公交。
　　
　　第二天是周六，沈静漪借了老周的自行车，骑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找到了大坪村。
　　
　　村子很小，散落在半山腰上，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像积木一样随意堆砌在梯田之间。沈静漪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江临家——一座土坯房，墙面上刷的白灰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黄色的泥土。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用油毛毡和石头压着。门是锁着的，但门板上贴着一张奖状，是江临初中时得的“三好学生”，纸已经泛黄发脆，边角卷起来，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邻居大婶告诉沈静漪，江临的妈妈三年前查出了肾病，一直在做透析，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他爸爸在镇上的砖厂打工，一个月挣一千二，不够付医药费。江临每个周末都回来，砍柴、喂猪、照顾妈妈，周一早上四点就要起床走三十里山路回学校。
　　
　　“这孩子命苦。”大婶说，“他妈生病前，他是年级第一。他妈生病后，他差点辍学。后来学校免了他的学费，他才继续念的。但你看他那身子骨，瘦成那样，一天就吃两顿饭，有时候一顿。学校食堂的饭他舍不得吃，省下来的钱全给他妈买药了。”
　　
　　沈静漪站在那座土坯房前，看着门板上被风吹得作响的奖状，眼眶发酸。
　　
　　她想哭，但忍住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离婚那天没哭，失眠的夜晚没哭，一个人开车来青城山的路上也没哭。她以为自己的泪腺已经干涸了，但此刻她发现，不是干涸了，是还没有遇到值得哭的事情。
　　
　　她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箱牛奶和一袋大米，放在江临家门口，留了一张纸条:江临同学，这是学校给贫困生的补助，请查收。沈静漪。
　　
　　回去的路上，天黑了。山路没有路灯，沈静漪骑着自行车在黑暗中摸索，好几次差点冲下路边的水沟。她推着车走了最后五公里，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了。
　　
　　她把自己锁在宿舍里，哭了。
　　
　　不是为了江临，是为了自己。
　　
　　她想起自己三十八年的人生，想起那些被浪费的时间、被辜负的真心、被放弃的理想，想起顾明远离开时她站在宿舍楼下等他回头的那两个冬天，想起丈夫说“你根本不需要我”时她沉默以对的那些夜晚。她忽然觉得，跟江临比起来，她受的那些苦都不算苦。
　　
　　她的苦是她自己选的。江临的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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