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不兴富 （散文）
　　 王华文
　　
　　那年，我还在家乡的一所初中任教。
　　一天早上，学校上课铃声响后，我走进教室开始上早饭前的第一节课。“咚咚咚”突然有人在窗户上叩击，我没有理睬，还继续讲我的课，农村学校就这个德性，经常会有些人有事没事地到学校“登门造访”，真令人不胜其烦。不料“咚咚咚”敲得更响了，我心里很窝火，只好停下来，疾步走出教室，我要给他来两句厉害的。开门一看，原来是西坡队的羊工何云，已经立夏多少天了，他还穿着一件破棉袄，几处都开了花，露出黑乌乌的棉絮，这个老何个头不高，瘦骨伶仃地，象只猴子，猥猥琐琐地站在窗下。看见他那个样子，我的心一软，到了嘴边的话又噎了回去，就不耐烦地问：“你有什么事，不看我正上课吗。”他在头上摸了摸，很尴尬地笑了笑说：“王老师，我这不是急嘛，人家在屁股后面逼着要钱，他的孩子病了，要上县上医院看病。”我说你欠他钱？他说：“那年过年买衣服我借了他十二块钱，几年了人家也没向我要，这次孩子得了个急性肠炎，一直喊叫肚子痛，公社医院说看不了，必须上县医院去。一家人急得炸了锅，到处凑钱，你说，咱还欠着人家钱，能不还吗？”我说“那你就找我要了？”他说“不是，王老师，我不白要你的。我想我在队上羊群里还有一只绵羊，卖给你，贵贱就不说了，你只把我这饥荒给垫起来就行了。”这家伙倒给我出了个难题，我说：“你个老何，我是教学的哪里能顾得上养羊？”他说那不怕，我都给你想好了，羊还打在我的羊群里，我放，你啥都不用管。啥时要啥时牵，我保管给你照护好好的。我说那也不行，我咋能叫你白放？他说那有什么，十只羊也是放，一百只羊也是放。你要是心里真过不去，每年过年给我买盒好烟就行了。我知道他说的好烟，也不过就是那时候流行的“金钟”“黄金叶”之类牌子的香烟，时价不过就是二毛六分钱。我有些心动，就说那倒容易，就是太亏欠你了。他说，咱哥儿们不说那个，只要你同意，今天只给我十二块钱，那羊就是你的了。这羊以后不管繁殖多少都是你的。我听了吃了一惊，不禁啊了一声说还有这事？他说那当然了，你的羊生的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天经地义呀！他接着又说，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卖给你的这只羊是只母羊，到年底就能产羔。那时候就变成两只了。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去它那里格隆，小穷教师豁出去了，送上门的好事为啥不干，不干白不干。正好刚发了工资，身上有钱，我就稀里糊涂给他数了12元，他接过钱二话没说，就急如星火地走了。
　　他没有骗我。到了那年腊月，他喜孜孜地来到学校告诉我：“王老师，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那只绵羊下了一个羊羔，也是只母的，白胖白胖的，可喜人了。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一听高兴得快跳起来了，象添了个孩子似的，说：“好好好，正好我有空。”就乐颠颠地跟着他到了羊圈。他打开栅栏，我第一次看见他卖给我的那只绵羊，个头不是太大却很壮实，全身雪白，肚子下站着一只小羊羔，雪球似的，正仰着头吃奶。我高兴极了，觉得自己也创下了一点产业，平生第一次有一种成就感。我紧紧握住何云那双锉刀一样的手，说太谢谢你了，随手给了他一盒我已准备好的香烟，他拿着烟在手上反复看了看，咧着嘴说这可是好烟啊！我说啥好烟，就是二毛多钱嘛。他说这还不是好烟？要二毛多哩，我可舍不得吸。我说你尽管吸吧，你吸了我再给你买一盒。他说那可使不得，这是开始就说好了的，咋能随便加码。今年过年再吸，好应酬个人。
　　时光荏苒，转眼一年过去了。到了腊月，何云又来找我，脸色很不好看，乌云密布。我急问：“老何，有什么事，看你象跟人吵了架似的？”他悒悒地说：“没有，是这样的王老师，你的两只母羊，今年都下了羔，这不一下就变成了四只吗？队里规定私人羊不得超过三只，昨天队里派人查点羊数，说你多了一只，要叫你自行处理，不然就要充公。”我一听心里咯当了一下，说还有这事，那可咋办？他说，我来的时候也想了一下，多一只也好办，这不快过年了么，你就挑只个头大的杀了，你看呢？总比充公强吧。我点了点头说也行，只能这样了，咱又没有别的法子。
　　过了几天，趁星期日我邀了几个人，就把最大的那只母羊拉出来宰了。在杀羊的当儿，又去了几个人帮忙。说是帮忙也没有什么忙帮的，就是凑个热闹罢。人手多好干活，剥皮的剥皮，剔骨的剔骨，抢不到活儿的就站在一旁观望。一只小羊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杀完了。农村有一个老辈人留下来的规矩叫来者有份，就是说凡是这一类的事儿，在场的人都不能叫空手回去。临走的时候，每个人掂了一块肉，都乐滋滋得走了，最后剩下羊骨架和头蹄下水，没说的当然归我了。羊皮留给了羊工老何，还顺便给他捎了一块肉，在杀羊前，我叫他来他不来，他说他看了心疼，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巴巴的。
　　春去秋来，说话又过了一年。到了第三个年末又传佳音，我的三只母羊个个都是好样的，每个羊都给我生了一个小崽。三只一下就变成了六只，这不就是一小群吗？按说这应该是高兴的事儿，在那个时候，我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为此反而增添了很多烦恼，天天提心吊胆。街头巷尾经常可以见到“反对搞资本主义”“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红绿标语。资本主义尾巴是什么？都包括些什么内容？我这六只羊算不算资本主义尾巴，我心里很茫然，怕急了。怕也不行，怕处有狼，痒处有虱。该来的还要来，该发生的逃不过。果然有一天，何云耷拉着他那颗脏兮兮的脑袋来了，见了面就哭丧着脸说：“王老师，摊下事了，摊下大事了。”我知道他说得大事就是那几只羊的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就给他宽心说：“不怕不怕，有啥大不了的，不就是那几只小羊吗？”他缓了缓气，嗫嚅着说：“你不知道，前几天村里来了工作队，开大会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人自留羊每户只能留一只。咱那六只羊你说咋办？”我沉思了一会儿问：“就只能留一只，还有活动余地吗？”他摇了摇头，说：“不行，你可不知道，人家说得可厉害了。说这是两条路线斗争，要不解决掉就是搞资本主义，就要上批斗会。”我问如何解决掉？他说要不杀掉，要不卖给收购站，反正一户只能留一只。十天内自行解决。过时不待，一律充公。这确实给我出了道大难题，心里乱糟糟的。要杀要卖都太可惜了，有三只羊还是小羊羔，杀肉没肉，卖了没分量。正是成长的时候，要是这样处理掉不是害命吗！纯粹胡来败家子作派，咋能不叫人心痛。
　　心痛也没法，既是上面政策如此，一个平头百姓又能如何？我只能遵命行事。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套最佳方案。首先解决三只小羊问题，一只送往大姐家，一只送往妹妹家，自己留一只。其余三只大的，忍痛卖给收购站。
　　你说这叫什么事，明明可以正常发展，不失是一条致富的途径，就是走不下去。不管怎样，一场割尾巴的风波总算过去了，一切趋于平静。
　　平静的日子总觉得快，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大姐家捎来口信，说他们那里也搞割尾巴，我送去的绵羊去年十月又下了一个羊羔，要我想法处理掉。我一听到这个信息，脑子当即乱了，一时竟莫名其妙地抱怨这种羊为什么繁殖这么快，怎么办？我实在想不出法子来。最后只好决定拉回来再说，一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于是，请了一天假，去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我大姐家在东河槽谭家村，距我家二十华里，徒步需要两个小时。在谭家村村边有一条小河，要是平日小河不算太大，淌水即可过去。这次不巧，恰逢天刚下过一场小中雨，河水涨了很多。看起来很宽，其实并不深，大部分地方刚没过脚脖，深处也没有淹过膝盖。来的时候还不要紧，一个空人没费多大事就过去了。回去的时候就麻烦了，拉着小羊到了河边，小羊死活不愿过河，车到中途岂能放弃？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宁叫挣死牛，也不能搁住车。我下了狠心非把它拉过去不行。我挽起袖子，象比赛场上拔河一样，两腿前蹬，腰向后躬，使出吃奶的劲儿，决心和这只小羊决一高下。可别小瞧了这只小畜生，虽然只有几个月大，却长得贼快，已长成了半大个儿。还他妈的真有劲，就是拉不动它，我们互相对峙了足足五分钟，难分雌雄相持不下。就在这当儿咯喳一声绳子断了，把我给重重摔了一个仰八叉。小羊解脱了，脱了缰的小羊象兔子一样扬长而去。我趴起来后，看着远去的小羊哭笑不得。由它去吧，我再不管它了，垂头丧气地空着两只手打道回府。
　　小羊跑就跑了吧，任其流亡到何处。要遇到一个好人家是它的运气，被狼吃掉也活该它倒霉。反正我是不管了，倒也了却一宗心事。怎么也没有想到，它又回到了原来的羊群里。过了几天，大姐又托人捎了信来，说小羊又回去了，叫我再去拉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白跑一趟，气人不？任务没完成，只好二赴谭家村，这次我再不拉羊过河了，没有金钢钻，就不揽那磁器活。就在村里找了一个人把那只大的杀了，回去的时候掂了几斤肉，悠哉游哉地回去了。
　　大姐家的羊就这样解决了，往妹妹家送的羊听说在她那里不适宜放牧，山坡赶不上去，就跟别人换了一只山羊。我听说后反而松了一口气。也好，这倒省事，它总不至于再繁殖，给人添烦恼了。
　　后来随着那场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大革命得纵深发展，极左思潮愈演愈烈。农业上大喊“以粮为纲”经济作物杜绝种植；大片果木一律砍伐；生产队里种的西瓜，蔓子已拉了一丈多长，工作队强迫连根拔掉；生产队的羊群由于无处放牧，杀的杀卖的卖，慢慢也就消失了。我的那只小羊的后裔们的命运如何，我也懒得再去管它，记得好象是和其他人一样都充公了。
　　现在想起这些事来还觉得很可笑，你说那个年代怎么就不兴致富，不支持致富，还处处限制阻挠，就连养一只小羊也那么难呢？
　　
　　2018-11-12
　　
　　
　　
　　附：王华文 山西作家协会会员 垣曲作家协会副主席 退休前在垣曲县教育局供职。 著有长篇小说《梨花渡》短篇小说集《山乡风情》散文集《那些忘不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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