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福州普通的城市居民。过去填写家庭成分时，我问父亲，应该填写什么，他说，就填城市贫民。
　　
　　我们家有个遗憾，就是无法寻找到自己的“根”。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家里穷，没留下坟墓；祖母又不识一字，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祖父的姓名、祖上是从哪里迁居到福州的，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根。
　　
　　听祖母说，她生过好几个女孩，因为家庭贫困，只留下第一个第二个姑妈，其他姑妈出生不久，有的送给人家，有的抱到育婴堂去。大约在1925年，大姑妈二姑妈和我的唯一伯父，随两个姑父，从福州下南洋，到印尼谋生。于是我们家就演变为两支，一支是留在福州相依为命的祖母和父亲，一支是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的伯父和两个姑妈。
　　
　　伯父跟随两个姑丈姑妈到印尼不久，还没来得及成家，就被一场疾病夺去了生命。两个姑妈深感悲痛，对祖母长久地隐瞒着。很多年以后，祖母才知道伯父已经离世的事实。所以，我们没有堂兄弟姐妹的概念。
　　
　　我们也没有舅舅姨姨的概念。我们外婆没有生育，母亲是外婆抱养的，但外婆守口如瓶，既不告诉母亲外祖父的情况，更不告诉母亲是从哪里把她抱养来的，母亲也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父亲家和母亲家都人员单薄，亲戚甚少。后来，祖母和父亲的一家，认识了外婆和母亲的一家，于是单薄的两家并成了一家。父亲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结婚，远在印尼的姑妈姑丈们很高兴，二姑妈还千里迢迢回到福州，亲自操办父母亲的婚礼。再以后，我们兄弟姐妹相继出生，家庭才热闹许多。
　　
　　福州解放以后，父亲参加了工作。他为人善良纯朴，工作积极性很高，响应组织号召，到远郊条件比较艰苦的山区工作，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父亲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什么要求。他们系统分过几次房子，父亲认为我们自己老房子够住，从不提分房要求的。饶是如此，父亲也没有被组织信任，因为两个姑妈在印尼，我们家“海外关系复杂”。父亲调了几个单位，都一直是“副手”，也始终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父亲的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气候。
　　
　　两个姑妈姑丈他们到印尼后，融合到当地人生活中去，白手起家，艰苦创业，靠刻苦勤劳站稳了脚跟。她们漂洋过海、安身立命的故事，就是大多数华侨创业历程的缩影。
　　
　　我想重点说一说大姑丈的故事。大姑丈在福州时，是一名理发匠，他没读过多少书，但勤奋好学。到印尼后，在艰苦创业过程中，仍然自学不辍。他写给我们的家信，颇有古风；他自习书法，也练的端庄大气。有一年，他从印尼给我们寄回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细啜人情知冷暖，深尝世味识酸咸”，以及“居安思危”、“知足不辱”等条幅，这些书法作品，显示出他的笔墨功底，也透露出世事的沧桑。
　　
　　大姑丈出国几十年，但心中总不忘故国。大姑丈大姑妈在大四十几岁时，终于有了表哥这一个男孩，所以表哥结婚后，大姑丈希望表哥表嫂多生几个男孩，增加子嗣。他们第一个出生的是男孩，姑丈非常高兴，他做主为小孩取名耀中；第二个孩子出生，还是男孩，仍由姑丈取名耀国。上天似乎有意成全大姑丈的一片爱国心，表嫂生下的第三个第四个孩子也都是男孩，就援例取名耀富、耀强。大姑丈对故国的一片冰心，得到圆满体现——四个男孩的最后一个名字，组成了中国富强。真是天随人愿。
　　
　　改革开放后，我们家的生活不断好转。我们多次写信给大姑丈，让他不要再汇款给我们了。但是每年春节前夕，我们家一如往年，都会收到他的一封家书和一笔侨汇。就这样，大姑丈几十年如一日的资助我们，甚至延续到他已经走了十几年的现在。
　　
　　定居在印尼的大姑妈和二姑丈二姑妈一家，都先后回福州探亲过，大姑丈没有回来。我们曾多次写信，邀请大姑丈回国探亲，大姑丈总是回答说，等机会。大姑丈出生于1905年，到1995年，他已经九十高龄了。祖母和大姑妈又都过世好多年了，我们以为大姑丈这辈子不会再回来了。
　　
　　1995年秋季一天，表哥突然告诉我们，说大姑丈准备回国省亲。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我们终于可以见到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大姑丈了。不久，大姑丈一家组成一个家族省亲团，浩浩荡荡的回到福州。
　　
　　时隔七十年，大姑丈以九十高龄，带领表哥和两个表姐以及孙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他腿脚已经不太灵便了，路途要靠轮椅代步。我们按他的意愿，推着他，到他当年印象深的地方走走看看，比如南门兜、茶亭街、藏山顶等，但这些地方早已高楼林立，面目全非，姑丈已经找不到留在他印记里的旧福州了。他特别对东门康山的东岳庙印象深刻，说那时每到过节，东岳庙就举办各种活动，热闹非凡。可是，我们无法找到当年的东岳庙了。
　　
　　表哥表姐他们虽然都出身在印尼，但都会讲一口地道的福州话，因为大姑丈姑妈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和他们讲福州话。因此我们一家和表哥表姐们交流时，觉得亲切无碍。孙辈们也都在华文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因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熏陶，他们都知书达理，礼数周全，保持着许多中国待人接物的老传统，比如晚辈坐椅子，不能靠在椅背上，吃饭时要大人先动筷，见面要问好离开要告别，等等。
　　
　　表哥告诉我们，前一段，他打算去澳洲度假，大姑丈就说，去什么澳洲，回福州。表哥说，他们也曾经动员过姑丈回福州。这次姑丈一说要回去，他们马上联系旅行社，安排行程，家族里能放下工作和学习的，就都回去。于是大姑丈一句话，促成了我们家族的“风云际会”，大家圆了一场期待已久的团圆梦。
　　
　　大姑丈那次回国省亲，让我们下一代互相有了具体印象，促进了亲情和了解，他老人家就像开辟了一条家族“丝绸之路”，希望我们下一代能够继续走下去。
　　
　　大姑丈回印尼后，我们一家都希望今后有机会，也能去印尼回访他老人家，了解他们的生活，可是还没有等来机会，2000年春，大姑丈在印尼去世了，享年95岁。
　　
　　今年清明节，我们一家终于有机会到印尼探亲，祭扫了大姑妈大姑丈二姑妈二姑丈的墓园。我们和表哥表姐他们更融洽的交流沟通，还互加了微信，使今后的交流更为便利。我想，这些都与大姑丈生前部署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