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原话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作注者甚多，对此语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大意相近，小异各存。而我更赞同宋代大儒朱熹的观点。他在《论语集注》中说：“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可为贵。”由是可见，完整意义上的“和为贵”，至少有两方面重要内容，一是自然与顺从，二是从容不迫。
　　古人常讲天道，或称天之道。何为天道？窃以为，所谓天道就是自然。人们做事顺应自然，适应自然，表达自然，印证自然，即为合乎天道。若为所欲为，行其不当行，为其当所止，违反了自然之客观规律，则为大逆不道。在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讲天道。比如与朋友相交，与尊者长者或属下相处，其言其行都要出自于本心，明心见性，切忌假仁假义，矫揉造作。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磊落大方，不狎不谄，举止得体，不失风范。如果处卑谄上，处尊倨下，或者过分谦卑，过度懦弱，都有悖于自然之理，违反天道。
　　从容不迫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做人应有的气度。它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着镇静，宠辱不惊。当年蔺相如使秦，智斗秦王，使完璧归赵，是从容不迫；晏子使楚，出“橘生淮南”之论，不辱使命，是从容不迫；魏征直面谏君，颜真卿大义殉节，是从容不迫；刘禹锡遭贬，仍高歌一曲“前度刘郎今又来”，是从容不迫；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左迁天南地北，但总难掩才情泉涌；寇准一生四起四落，给自己树立了伟丈夫形象；林则徐“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诗句，都为从容不迫作了精彩的诠释。这种气质、气节、气度，离开惟其自然、从容不迫的态度，都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断然做不到的。
　　 概言之，无论是圣哲伟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无不是“和为贵”的体现，也构成了“和为贵”命题的内核和支柱。说到此，“和为贵”的意旨就不言自明了。它首先是自然和从容不迫，在此基础上才理解为和平、和气、和睦、和谐等。也唯如此，这几个方面的“和”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具有了深厚、坚实的基础，由是真正的“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