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我在1963年小学毕业要到离军械厂20几里外的中学上学，临近毕业考试的时候我却生病了。那天正在上自习课我忽然腹痛难忍，当时班上最大的一个女同学将我抱起放在跳木马的软垫子上面，先挫我的脊背，然后又捏起我的皮肤，连续地提起放下。她说我得了绞肠煞，这样会跳出羊毛丁。经过他的治疗，我的疼痛没有得到缓解，倒是惊动了校长。校长见我痛的直冒虚汗，他便背上我心急火燎地赶往医务室。大夫诊断我得了急性阑尾炎，立即打电话叫厂部派车送我到三爱堂医院。当时处理的十分迅速，开刀割去阑尾。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就出院了。那个女同学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但他们家发生的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那一年她的母亲去世了，不久，厂里的一个长的十分漂亮的女工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据探望她的人回来讲，是那个女同学死去的妈妈的灵魂伏在了她的身上。她说，她想念女儿，所以回来看望，不料被卫兵挡在了厂门外。她看见这个女工要进门，便藏在她的身上进来了。这个女同学还是很能干的，她是家里的老大，母亲去世后，她挑起了家务，起早贪黑洗衣做饭，学习自然差一些，小学没毕业就在厂里当了一名女工。我出院后，刘鉴老师每天晚上都到我们家给我补课，后来，我终于以全班第四名的好成绩考取了中学。那年小学毕业的作文考题是《给解放军叔叔的一封信》。由于我们是军工厂，厂里又有军械员培训班，我们经常和解放军在一起联欢游戏，听他们讲抗美援朝的故事，所以对部队里的一切比较熟，写起作文来觉着十分顺手。记得那次我的作文也是得了高分。厂里当时和我一起考进这所中学里的同学一共有三个，起初我们早上一起上学，晚上放学一起回家。我们军械厂在南山跟，上学的路上比较荒凉，时常会遇到狼，还要翻铁路，家长也常告诫我们一路相互照应。可是在第二年哪两个同学留级了，就因为我的升级，他们也不和我一起赶路了。幸好我还有两个个十分要好的同学，一个叫广林。他当时上小学六年级，每天早上都要陪我翻过铁路，晚上也要到铁路边接我。这样一直到他也上中学为止。广林同学的父亲原先是鄂豫皖苏区军工厂的技师，后来就职陕西西乡军工厂，解放后调到军械厂。其父身材高大，浓眉大眼，长的魁梧英俊，他们弟兄三个也长的象父亲。他的二哥就娶了子弟小学里最漂亮的女教师。当时厂里政委的女儿看上了广林，两人之间多少有点秘密，他都要告诉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寅生，当时上初三，也经常陪我上学。寅生的父亲是退休的老厂长，原是359旅的，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劳模。当时在延安也有点知名度。寅生他们家是从宁夏中卫迁来的，他便经常给我讲一些发生在腾格里沙漠的事情。他说，那里排列着一座座沙峰，金色的沙粒软滑细小，赤脚行走在上面沙粒没过脚面暖暖的十分舒服。行至大漠深处，还能看到一连串的塞上奇景。远行的驼队在晨曦中叮咚叮咚悠闲地走过。有许多星星点点的湖泊，远远望去，湖水泛着银光，犹如云涛十分壮观。湖里有鲤鱼，湖上还有野鸭、天鹅、蓑衣鹤。他还说，在沙漠里有一种小动物，头长的象猫，身体象兔子，经常会跑到库房周围觅食。他们做了一个铁笼子，里面放上肉，做好机关，竟然还抓到了一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每次我都兴趣十足地听他讲着，心下向往着，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的秘密一直都在我的心中盘桓。一直到我上初三时才在一本博物志中了解到那种小动物叫艾虎亦叫虎鼬，雪鼬。数量稀少，显得十分珍贵。现在回忆起儿时的朋友，真的令人感动，天真、朴实、顽皮而又聪慧，夏天我们一起到黄河里游泳，冬天我们一起去爬山。相互之间信任得没有什么秘密。
　　我那时上的中学是兰州七中，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七中在兰州也算是有历史的重点学校，解放前叫第一师范，后改名为第七中学。学校坐落在通往飞机场的定西东路，紧靠兰州大学和兰州医学院、中医学院等高校，有着理想的学习环境。那时飞机场还没有搬迁，不过只是有几架安尔式教练机，起飞也没有太大的噪音。当时七中的学生主要来之于周围的几家大的单位，在它的周围已有地质中学、八冶中学，分别是由地矿局和第八冶金局办的。哪两个学校也算得上重点，每年上线录取重点高中的学生也不少。七中的学生水平也不低，来之医学院、省人民医院、段家滩干部学校、解放军汽修一厂、军械厂、以及从天津迁兰的长津电机厂的子弟比较多一些。这些学生从装束口语上极好分辨，兰州军区后勤的子弟那时有好多都穿着，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上缴获的印度兵的呢子军衣，一口陕西腔。学校里的当地孩子就叫他们陕西鳖娃。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就穿着一件印度兵的呢子上衣，夹克式，样子很是时髦，常常吸引许多羡慕的眼光。因为在那时老百姓刚从60年困难时期走来，一般家庭都是很清贫的。即便是一件全新的平布衣服也是奢侈的。记得学校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那时，我中午不回家，带着午饭，午饭多是妈妈烙的饼子。中午放学后，我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一边吃着午饭一边看书。我那时虽然只有13岁，可是不知为什么对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很感兴趣，记得图书馆里还订有各种报纸，其中也有光明日报、文汇报，那上面就有文史哲的栏目，我倒是期期都看。什么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范文澜的通史简编，冯友兰、周谷城等学者的文章也一知半解地阅读。由于我喜欢读小说《红楼梦》，也就对一些有关红学的文章有所涉猎。煌煌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古文经典如林，其中佼佼者当属四大名著，雅俗共赏，妇孺皆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普及的教科书，当然也是我最喜欢读的书了。这四部书就像四座蕴藏丰富的宝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格物人文，伦理文学，官场人事，道释儒三教无所不包。少年时读，老年还读，入之愈深，见之愈奇。那时我还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回家看，每天晚上复习完功课，我都会读书至晚上11点，遇到好的哲思典语，诗文句子，我也会记下来。每次写作文时都会翻一翻，不时地用上一两句，真是锦上添花，大有画龙点睛之妙。我那时的班主任赵振亚，教我们语文，他的父亲是有名的画家赵雪岩，我记得有一年春游，赵老师带着我们去五泉山公园，上到麻尼寺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那是他父亲画的。那是一幅芦苇寒鸭图，秋风下，开花的芦苇瑟瑟倾斜，干枯的叶子和枝干显得刚劲有力，两只灰麻色的野鸭悠闲地栖息在一汪清水旁，一只还弯曲着柔软的脖子用扁平的喙梳理着美丽的羽毛。另一只踏着露水喁喁而行。整个作品给人以宁静平和的美感。据说那些画作在文革中被破坏了。现在那里已经被僧寮所占，原有的痕迹荡然无存。赵老师随和儒雅很有些谦谦君子的风范，他会邀请我们到他的宿舍去玩。有一次在那里我发现了一本鲁迅先生的《野草》，便向老师借来看，其中象《好的故事》《风筝》《夜空》我那时都能背下来。记得一次写作文，我学着鲁迅写，我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的句式，写我们家属院里的两棵白杨树。赵老师很是褒扬了我一会。他将我的作文朗读给全班同学听，一边读，一边讲解，随着他朗读声调的顿挫昂扬，我便也领会了作文的音节，字词的简练，描写，叙述的关系。老师的每次朗读都在我的记忆深处埋下长青的种子，这种表扬式的朗读也不断激励着我一步步向写作的深层耕耘。老师也时常告诫我，要想写好作文，必须背会《古文观止》。他还告诉我，这书是清初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两个学子编写的，选古文二百多篇，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古代散文的最高境界。老师每次说此，都会朗读吴兴祚的序：余束发就学时，辄细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曾探其要领，……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辩字句于毫发之间……老师声情并茂，字句如珠玉落盘，我在一旁听的神思凝定，不知世界，羡慕的不知如何。那时在我们学校不远的庆阳路上有一家古旧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一次，我在那里看见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观止》，定价一元五角。当时我身上只有五角钱，此后我便将母亲给我的卖冰棍汽水的零钱积攒起来，一个月后我终于卖到了这套书。此后《古文观止》便成了我每天晚上必读的教科书，从中我学到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对我来说它就是另外的一个神奇世界，有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指导原则。现在我还能背下像《陋室铭》《陈情表》《晋献文子成室》以及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中的部分章节。就在那里我还卖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册子《离骚》，由郭沫若翻译成白话，我十分的喜欢，一直保存到现在。我的古文底子就是在那是打下的。改革开放后，我报考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开学不久，一次古汉语摸底测验，在班上我第一个交卷子，同学们都惊奇地望着我走出教室的背影，发出啧啧的赞叹。给我们教古汉语的老师叫谷春生，当时在班上就判了我的卷子，用极其流畅的红笔在卷子的右上方书写了“优良”两个字。谷春生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刚刚留校，他亦是欣赏我的古文底子。一次，我们在他的寓所聚会，四五个要好的同学同他一共喝掉了三瓶洋河大曲，个个都显得有点高。谷老师兴趣盎然地和我聊起了古典文学，他念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我和谷梁传的此篇，他念道，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我和道，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他说李密的陈情表，我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我们从从晚周说到春秋，从汉赋说到唐诗，直至明清的公安桐城，谈至意趣相同处相视而大笑。
　　第二年，我的妹妹也考进了七中，父母便安排我们俩同时住校，我们只是在每个星期天才回家一次。那时我们的伙食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有七元钱的伙食费。每回月初，将钱交给管理员，他便发给每人一张打印好的饭卡，上面记录着每天早中晚三顿饭，到食堂打饭时递上饭卡，厨师便会用香头在当天的位置上烧一个洞，意味着这顿饭你吃过了。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人们还在饿饭的噩梦中，总觉着饿。我记得，那时我经常和同寝室的孩子们在晚自习后去学校隔壁部队的菜地偷萝卜吃，真是越吃越饿。晚上睡不着觉，几个人就轮流着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