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8月26日，弗洛伊德见到了古斯塔夫•马勒，与之进行了4 个多小时的谈话。此次见面是应马勒的请求进行的。
　　那时的马勒似乎陷入了三重的困境之中：婚姻濒临解体，创作陷入瓶颈，挥之不去的身份之困，此时也愈加突显。
　　当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潜心于对达•芬奇的童年记忆进行研究。就在那一年，他写出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时代的一次回忆》一书。书中，弗洛伊德通过其典型的句式“童年的记忆可在几十年后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将达•芬奇在艺术追求与科学追求方面的矛盾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
　　在接到马勒的信后，对是否与之见面，弗洛伊德曾犹豫过。他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一个人做精神分析是不严肃的，更是不慎重的事。他在给学生玛丽•波拿巴的信中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为一个伟人（马勒）做精神分析和治疗有违他的原则和理论。”但是，弗洛伊德最终做出了改变。
　　
　　1902年，艾玛与她崇拜的马勒结为夫妻。那时，艾玛被大她20多岁的马勒称为“我的七弦琴”。
　　1910年的一天，艾玛与一个爱慕她已久的人会了面。此后不久，这位商人给艾玛写了一表达爱意的信。不知道是这位商人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收信人写的是马勒。看完这封信，马勒怒不可遏，随之便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那个女人把我毁了，”他这样对弗洛伊德说。
　　
　　婚后的艾玛一心一意地充当着马勒创作上的助手，为他抄写乐谱，为他营造宁静的创作环境。“根据婚前协议，我停下了音乐创作，做贤内助。我牺牲了所有人生抱负，”艾玛说。
　　艾玛是一个富于音乐才华、受人仰慕的美丽女性。即使如此，马勒从没认为艾玛会背叛他，他相信艾玛。
　　
　　痛苦中的马勒找不到事情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也不能接受事情竟然会发生在艾玛身上这样的事实。
　　对精神分析有着相当不信任的马勒，最终还是接受了艾玛的建议，去见了弗洛伊德。促使他决定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治疗的另一个原因是，后者曾治愈了另一位音乐家、他的助手的心理病症。
　　约会中，弗洛伊德说对马勒说：“你们是互为母亲、父亲的关系。通过使妻子受苦，你把她变成了你的母亲。”这话让马勒很震惊。
　　在给玛丽的信中，弗洛伊德说：“对我而言，我很快就认为马勒深受母亲的影响。妻子必须成为她的乐器。这是心理认同病症：母亲在父亲处受苦，妻子在自己处受苦。”
　　一直以来，世人对弗洛伊德针对马勒作出的上述分析存在着很大的非议，大多认为那是臆测，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证据的支持。弗洛伊德却对此非常有信心：“研究马勒，能让精神分析跨进一大步……马勒如果早点接受治疗，作品肯定是不同的。他复制了父亲的角色，（儿时）家庭暴力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体现到了音乐中，” 她在给玛丽•波拿巴的信中写道。
　　确实，在听马勒的音乐时，通常会感受到一些怪诞的、并不十分清晰的形象在音乐里飘荡游移，痉挛的节奏、尖锐的杂乱的声音、不协和的音程会突然出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许多音乐家和评论家认为，这正是马勒音乐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如同突破四乐章的交响乐范式一样，是他在交响乐创作手法上的尝试、创新，是因所表现内容的需要而进行的表达。换言之，它是有意识为之的。对此，精神分析和治疗人士却给出了不同的分析：怪诞、模糊的形象和突变、紧张的乐句是无意之中出现在乐章里的，是马勒潜意识里的不安分试图强行突围的努力，它们是自卑的幽灵，是缺乏满足感的人的躁动，是集强迫者与被操控者于一身的人的尖叫。
　　
　　艾玛是认可弗洛伊德的分析的。她在回忆中说：“弗洛伊德是对的。他（马勒）要求我把名字改为他母亲的名字：玛丽。小女儿的名字也叫玛丽。”
　　
　　在艾玛做了出乎他的意料的事后，马勒一下子不知所措了，虚脱感占据了他精神的所有空间。正如弗洛伊德对他说的那样：“一个暴虐的、无视别人的丈夫失去了作为主人的优越感。”
　　我们知道，马勒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一个有绅士风范的指挥家、作曲家。弗洛伊德所讲的暴虐，指的是马勒对艾玛的冷漠、长期的忽视和精神控制。在马勒的潜意识里，艾玛与其不处在同一层次，她是个协助者人，一个在他需求帮助时能及时出现的人。
　　 “我的七弦琴”，马勒曾这样称呼着艾玛。这样的称呼对于马勒来说，首先是爱意的表达。马勒喜欢运动，散步、游泳、登山。运动是他放松自己，进行自我调节最主要的方式。马勒的这种放松身体、调节情绪的活动进行的方式值得留意：他常常单独地做着这些事，不需要别人的参与，即便是艾玛。这种时候，如同他在作曲时一样，别人的出现是打扰，甚至是迫害，即便出现在身边和视野里的人是艾玛。这些行为在控制欲望强烈、渴望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是常常可以见到。至此，有理由认为，“我的七弦琴”这样的称谓对一个控制欲望和能力都非常强的、潜心于创造、渴望“我的时代”的人来讲，也是排斥性的称谓。爱意是口头的、偶尔的、短暂的，排斥是行为上的、经常的、持久的。
　　
　　艾玛在回忆中提及的“世界必需为他安静”，既是创作状态下马勒对环境的要求，也是婚姻生活中马勒对艾玛的要求。对指挥事业的尽心和对创作的投入，掩盖了马勒人格中强迫性的一面，也迫使艾玛接受了“我也必须为他安静”这一看似极为合理的要求。
　　随着情感亦或夫妻间的爱如水悄然退去，婚姻被“创作或工作——服务于创作或工作”式的合作关系主宰了。这里面没有互动，提供服务与接纳服务均是单向度的。能够观察得到，这样的生活模式是马勒所乐意接受的，更确切地说，这样理想的丈夫—妻子关系是他刻意打造的。艾玛呢？她当然是马勒的同谋。
　　最初的仰慕与爱很容易被共同实现“我（马勒）的时代”这样的目标所替代。置追求与事业于不顾，不会是大多人的选择。其实，这种替代本是不排斥爱的。爱是能够在目标的实现中延续并被滋养的。同样，目标因有爱的伴随在其实现的路上会获得更基本、更坚实的支持。这时，替代就可以被称为家庭生活的拓展了。替代中缺少了对爱的拓展，替代所渴望达到的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大多会磕磕绊绊，甚至陷入绝境，就如同马勒所经历的那样。
　　艾玛说：“马勒让我成为她的奴隶，成为他的乐器，只有音乐才是他最为关心的或是唯一关注的。生活成了地狱。这个独裁者，让我筋疲力尽。他不让我作曲、唱歌、存在，更糟糕的是忽略了我是一个女人……”这个自称为马勒的奴隶的人，终不堪重负，想到了逃亡。在谈论艾玛约会的心理动机时，弗洛伊德对马勒说：满足感比激情对艾玛更重要。
　　“创作或工作——服务于创作或工作”的模式首先被艾玛打碎了。曾为马勒安静的世界不再安静，他的内心也随之躁动，第十交响曲的创作因此中断，终未完成。第十交响曲对马勒的意义绝非一般，因他的偶像贝多芬一生只写了九部交响曲。超越贝多芬是马勒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没有第十交响曲，“我的时代”必将是不完美的，没有它，甚至就没有“我的时代”的到来。
　　
　　弗洛伊德把对马勒的分析写信告诉了他的学生：
　　“亲爱的玛丽，通过倾听马勒讲述他生平中非常重要的经历，我发现，他所患的是一种病症或是情结，一种我称其为‘圣玛丽’，也就是恋母情结。
　　“一种童年记忆追随马勒长达五十年，迫使他尽最大努力追求完美。为此，马勒牺牲了和他人的关系，特别是妻子、朋友，或是简单来说就是生活。他执着于母亲这个受难者的形象，潜意识里把那个形象强加到妻子头上。为此，马勒甚至不能碰一碰妻子。他的妻子必须保持处女之身，像一个殉难者，她必须遭受痛苦。
　　“但是，当妻子背叛他的那一刻，‘圣玛丽’突然变成了一个妓女，马勒立即痛苦万分。然而，荒谬的是马勒从此和艾玛的生活正常了，像一个丈夫和妻子那样。
　　“艾玛寻找到了一个主人，他发现这个主人就是马勒。而马勒不愿意进行正常生活的游戏，强迫艾玛扮演一个纯粹服从的角色，因此，主人成了暴君，他滥用了自己的权力。然而，绝对的主人突然变成了奴隶，他被无边的负罪感压跨，匍匐在妻子的脚下，成为一个自我毁灭的牺牲品。”
　　是的，马勒没有驱赶艾玛，相反更依恋她了。艾玛也选择了留下，陪着身患严重心脏病的马勒走完了余生。1911年5月18日，马勒离开了人世。
　　
　　马勒和艾玛重新像一个丈夫和妻子那样生活，这让弗洛伊德感到困惑。解决这个困惑需要对马勒所处的困境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那时，马勒的困境是多重的，婚姻困境既是冲突本身，又是创作之困和身份之困这些深层次困局的表象。对于马勒来说，解决创作之困和身份之困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创造“我的时代”是马勒最为终极的目标。
　　马勒身上有马斯洛所说的追求自我实现需要的痕迹，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对他是迫切的。因而，单单说马勒是自私的、暴虐与傲慢的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他，也不能很好理解他选择继续维系婚姻的原因。
　　马勒在告别弗洛伊德后，在回家的车上就给艾玛写了封信，信中他再次称艾玛为“我的七弦琴”。在给艾玛的信中他还写了这样的话语：只要用真诚换取真诚，我相信我就能重新赢回你的爱。
　　艾玛也说：“奇迹真的发生了……”
　　
　　这是不是说，马勒真的不再将对“我的时代”的追求放在首位，不再把艾玛视为仆人，开始真正地把艾玛当成一个平等的人、自己的妻子了去爱了呢？
　　在与弗洛伊德见面后，马勒身上所表现出的强迫症状并没有减少。马勒依然被他的性格裹胁着。喜欢大运动量的他依旧在山里的小路上散步。他经常不能遵守医生的忠告：一小时内步行不能超过一千步。他不能忍受此规定。为此，艾玛一直提醒着他。
　　马勒的负罪感似乎并不来自于对妻子长期的忽视与剥夺，马勒和艾玛有了像一个丈夫和妻子那样正常的生活也不让人难以理解。对于马勒，婚姻是居于实现身份认同、走向“我的时代”这两个目标之后的。他需要宁静的环境，以便专心于后两者的实现。在婚姻猛然出现波折，破坏了原有的宁静时，马勒不得不面对，亲自处理，以期恢复他周围那个原本宁静的世界。重置两人间的平衡已是仅依靠艾玛所不能单独完成的了。他必须把婚姻出现的裂痕修补起来，把 “创作或工作——服务于创作或工作”的模式恢复起来。
　　尊严，对马勒意味着什么？尊严并不意味着君主的声誉必须得到绝对的维护，也不意味着仆人对主宰者的膜拜，它意味着潜心进行音乐创作这个至高无上的工作的被尊重与理解，同时不被诸如彼此间的交流、情感表达与回应这一类家庭琐事影响和中断。也即，在婚姻中，尊严产生于同伴对中心的崇拜，产生于助手对大局的服务与服从。
　　
　　——20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