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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林-特区文谈天下版主:戈壁红柳912     晴雨西子 [登录] [注册] [发表新文章]  

作者: 酸风射眸子 收藏:0 回复:2 点击:1083 发表时间: 2011.05.02 08:16:00

五月的风


  
  五月的风
  
   今年回老家小住,我就藏了一个心愿:到公墓去祭奠我的岳母。我有几年没到那里了。一位堂舅哥多次阻拦我,“去啥?别去!没人挑你的礼。”他的好意我明白:公墓阴气重,我病病歪歪地不宜去那个地方。近几年的清明都是妻子去那里。妻子也不让我去,意思也很明显:四月初,倒春寒,心脏病高发季节。我的心脏脆弱,加上感情脆弱,极爱哭,她是知道的。可这是五月,阳光明媚,风如细浪。我去看岳母,心里蓦地生出一点兴奋,还有些许紧张。公墓里密麻的坟伸着自己的头,头上的衰草像枯发一样。我在岳母墓碑前肃立着,心中一片空白。这是去年立的碑——以女儿们的名义立的。38年前的碑是混凝土的,碑文是我写的,早就破碎湮没了。我摊开冥纸,把最上面的一张卷成喇叭状,用打火机点燃小心地放到碑前,然后,一张一张地续上去。坟地里的风是多向的,冥纸腾起的烟和火,一会儿倒向一边,一会儿前来拥我。我一下子泪流满面。
  
  (一)
  
   我的女友打发她的本家侄子给我捎来一句话:分手吧。据她侄子说,她去十几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相亲去了,而且还住那里了。三年前,她追的我,开始了我的初恋。现在她离我而去了。因为跟我好,她的母亲跟她吵架多次,也曾昏死过两次;她父亲已经在街上同很多人宣称:“我们是革命家庭!有闺女就是填猪圈,也不跟着他。”她父亲是一名党员干部。我呢?地道的农民,而且政治上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我早已料道会这样结局。不过,我还是没出息地病了。而且一病不起,在炕上躺了23天。我母亲给我请医生,熬中药。我想象着,村里人会怎么说我,“相思病”,“想媳妇想的”。说实话,她已移情别恋了,我还有什么可恋的?可就是病倒了。
   那天上午,我吃过药,躺在炕上,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屋了里静极了。迷迷糊糊中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好点了么?”是徐家二婶子的声音。她和母亲关系好,也曾是我夭折的哥哥的干妈。
   “唉,也还那样吧。”
   “这孩子心事重。”
   ……
   “我家秀岩……”
   ……
   二婶子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儿叫秀岩。我们与二婶子不是一个生产队,平时来往少。我记得还是小时去过她家。那时,二叔装上了矿石收音机,稀罕物,我和母亲曾去他家听过耳机子。二婶子用线给我穿了一串花生,都是三个花生仁儿的,我们管三个仁儿的花生叫“大骆驼”。也是稀罕物,因为我们这里不产花生。二婶子提着那串花生,在我脸前一吊一吊的,我就用手去抓,两三次,总差一点就抓到。二婶子就说,三儿,叫好听的。我就叫,“爱省事。”我学话晚,说“二婶子”就说成了“爱省事”。听我说“爱省事”,二婶子就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边给我那串花生,一边点着我的鼻子笑着说,你他妈的就“爱省事”啊!然后,又找点什么由头,让我叫“爱省事”。再后来,我七八岁时,二婶子与婆婆吵架,服了毒,被村里人用担架抬着送医院。我们放学,都跑去看热闹。担架上的二婶子嘴里吐着沫。我看了一眼就跑家去了,心里不是滋味。她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胃也烧坏了。听母亲说:她“身大力不亏”,是一个好劳力。1958年修水库,初冬时节,她也卷卷裤腿就下到泥水中,和男社员一起抬大筐。从此落下风湿。又长期受婆婆的气,整天生闷气,演变成风湿性心脏病,近一米七的大个子,瘦得不足90斤。
   我病好后,话少多了。母亲跟我说,搞个对象也值得这样呀?平时我和母亲总开玩笑的。我苦笑。别找了,妈给你找好了。我仍苦笑。好像就那以后,母亲要常常告诉我去二婶子家,她家自留地里有什么活计了。二叔在市里工厂上班,歇礼拜才可以做一点农活。
   在二婶子家做一点活,就像过节。她要割上点肉,包饺子,还要弄两个菜。半晌时,还要打发秀岩给我送去暖瓶,还有点心,或者两个煮鸡蛋。要知道,那时是“文革”期间,农村还有很多人家没过粮食关呢。
   秀岩在我眼里像一个孩子,一个瘦小的女孩。是生产队会计,算是高我一等的社员。她总是尊敬地叫我“三哥”。我很少正面与她谈话。那时,我好像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对其他女孩从没正眼看一下。她13岁时,因为二婶子患病,就担起了全部家务。我开始到她家干活时,她最小的妹妹才三四岁,不和妈妈亲,只追大姐。睡觉要与大姐一个被窝,手还要捏着大姐的耳唇儿,怕丢了似的。在我经常到她家串门同时,秀岩也常来我家。她一来,就用两三个小时,把我家的脏衣服洗遍。母亲很喜欢她,因为她勤劳,过日子有头脑。
   村中正闹文化大革命,我给人称“小皇上”的支部书记第一个署名贴了大字报,反对他用戴政治帽子的法子整人,一下子成了村里多数社员的领袖。除了出工,事也多了。但我经常到二婶子家里去,有活就做,没活就和二婶子说话。二婶子在讲她怎么受婆婆和丈夫的气的时候,一脸的平静,像讲别人的事。说她生下第三个女儿时,婆婆连鸡蛋都不给吃了,说时还笑了一下,可是眼里分明闪着泪花。说二叔拿着扁担打她,她迎上去,夺过扁担就扔墙外去了。她竟一脸豪气,哈哈地笑起来。她生了六个女儿(最小的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没有给徐家留一个“根”。族里有人劝她过继一个侄儿,婆婆和丈夫都同意了,她这次坚决反对。她说,我就是不“过”,我知道他们啥心事。我就招一个养老女婿。我看谁敢拦我!那口气竟有些霸气了。此外就是各种大事小事,都要同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我给二婶子讲大道理、小道理,有时也委婉地批评她,包括批评她的偏执,一讲就是大半夜。二叔回来时,总要和我议论一番社会上的事情。我教二妹舞蹈《长征》,或者教三妹识简谱,四妹傻呵呵地站在旁边看着我们,五妹静静地坐在我的怀里。二婶子总是看着我们,一脸的满足。她爽朗的笑声也越来越多了。
   秀岩与我的关系也渐次公开了。但我们还是很少在一起。
   一年后, “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我被揪到公社,挨了一顿拳打脚踢之后,第二天上午,在万人大会上,以“反三红先锋”的大牌子被批斗。被斗的十几个人,我的年龄最小。“三红”,就是“红色政权、红色军队、红色群众组织”。批斗结束后,被押回本大队,在一个小屋里接受轮番审问。秀岩也被人明里暗里地叫着“反三红分子的臭老婆”。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订婚,但二婶子坚持要她给我送饭。批斗会回来的中午,她给我送来的是烙饼,雪虾炸鸡蛋片,是我最爱吃的。我知道,那是母亲给我做的。后来的饭菜主要是二婶子家的了,以煮饺子为多,我知道那肯定是二婶子亲手做的。二婶子曾跟我笑着说,你看,我捏的,都是仰巴饺子。是的,她捏的饺子都“坐”不住,躺一片。我说,那又怎么样呀?她说,俗话说:“捏仰巴饺子的人不会生男孩儿”。
   看管期间也挨打,但基本上还算平静。因为我在村子里群众基础好,拥护的人多,大队没敢在本村开大会批斗我,怕引起骚乱。这是在他们审问我时说的话,“别觉得在本大队不敢斗你,总有一天,既在本大队斗,也到全公社各大队游斗!”恨恨之意我觉察得出。不过,对我会怎样,我已经木然。 “总有一天”很快就到了:一个月后,新的“红色风暴”又刮起来了,这回连我手下的人也要揪斗了。我有点感冒,在秀岩送饭时,就让她把赤脚医生给我叫来。医生来了后,边量体温边把脉。嘴里还“哦、哦”地惊叹。“39.5℃!高烧!”然后郑重地跟看管我的一个复员军人说,他现在正发高烧,如果再关押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建议你们让他回家休息治疗。然后,他又冷冷地强调了一句,他是什么人我不管,我讲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后来得知,是36.5℃。他可算救了我一命。因为那时,给我备下的大铁牌子,厚十毫米,近一平方米,用铅丝吊在脖子上,那是可以想象的。我被送回家的那天傍晚,锣鼓已经震天了——揪斗的信号。
   我先到了我家,母亲躺在炕上,精神几近崩溃。见我进屋,只是无力地向我摆了一下手,意思是:逃。我连坐都没坐,从后门出来径直到二婶子家。二婶子坐在炕上,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不伤不病就不怕。然后说,走吧!她开始指派:谁谁去外边看着点,去找谁谁送我走,秀岩给我煎完饺子,就给我找粮票和钱,她又强调说,钱跟粮票有多少拿多少,“穷家富路”。粮票要拿全国通用的。那时在外面吃饭是要粮票的,有省内通用和全国通用的两种。75元钱,35斤粮票,二婶子家的全部积蓄。
   我得走了,送我的人也来了,外面有人放风,走哪条路线都定了。我望着二婶子瘦削而沉静的面庞说,我走了。她轻松地说,想着,不管到哪儿,要给家一个信儿。还有,她迟疑了一下,又一字一顿地,不要想不开!
   我说,是。
   她的脸忽然悲戚起来随即扭过头去。我一下子扑在她脚边:
   妈——
   大滴的泪水滴在我头上。
   她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去吧。
   我没再看她一眼,就扭头冲出屋门。
   外面黑漆漆的。
  
  (二)
  
   我逃离的第二天,就被大队发觉了,于是就开始了大搜捕。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整我的过程中,除了“小皇上”外,多了一个更为卖力的角色,那就是我的前女友的哥哥。他也是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跟我们是对立面。听他们内部人告诉我,在大字报辩论中,他被我奚落得整天气哼哼的。现在他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他的卖力整我,先是让手下对我打得更狠些,我的头发有巴掌大一块被采下来了,胳膊被拧得咔咔响,虽然没骨折,可想抬起来也要咬牙。然后还扬言要我“家败人亡”。对我家进行搜查和监视,对秀岩家也进行了搜查。岳母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笑着说,一个大活人能藏什么地方呀?他们不好意思地走了。我走后第三天夜里九点多,四五个人,拿着大队的介绍信,到五里外秀岩的姥姥家搜我,直闹得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了,他们才走。可是,他们并没有到我姥姥家去搜查,而我又正是从那里逃出去的。岳母说,这就是想让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啥叫“搞臭”呀?
   又一个月后,我接到好朋友的信,结束了逃亡回家。先到大队,那个革委会副主任在。他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回来啦?你那事就算没事了。运动嘛。现在已经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了。后来,我的被斗和关押都算出工,补记了工分。当时,我看着这位前女友的哥哥,忽然有一种滑稽感: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呀!
   母亲说,你也别坐着,先去看你二婶子吧。我说,她犯病了?没有,挺好的。我就奔岳母家来了。我家住东头,她家住西头,中间隔十来个院落。我一推二门,见岳母在后院长凳上坐着。
   “妈!”
   岳母一下子站起来,手里择着的豌豆角撒了一地。她一边捡着,一边说,你回来啦?我发现岳母的气色很好,只是对我叫“妈”还有一点慌乱。后来,我母亲问她,三儿嘴硬,怎么一下子就改了口了?她得意地说,就是,他就改了口了,成了我儿子了。是的,我也不知道叫了20年的“二婶子”,为什么一下子就改口叫“妈”了,而且没有一点犹豫。
   我们的婚事提上日程了。
   岳母好像比过去精神得多了。在一次晚饭后,看看没人,她跟我说,你妈跟你说了吧——你到这儿结婚的事?我说,说了。那你啥想法?我没想法。真没想法?我笑了,岳母也笑了。
   其实此前母亲跟我说时,我还是有顾虑的:我两个哥都在外面工作,只我自己在家,我又去岳家当上门女婿,这有点不妥。另外这个家庭祖母与岳母关系紧张,两个人碰个大包也不来说话的。下面几个妹妹,我去了,弄得不好,就是“上压下挤”的角色,外面又有曾想过继的本家侄儿,里外的关系也不见得好处。我妈笑着说:你丈母娘拿儿子缺尽坏了,非要你过去。还说,等她死了,让你再回来。就是过把有儿子的瘾。我寻思着,你还是去吧,也别枉了你丈母娘疼你的心哪?我想是的。
   岳母说,要是真没想法,你就把户口迁过来,这个队比你们那个富。明年十月一结婚。我说,好吧。岳母一脸欣喜,那就去吧,秀岩在小厢屋里算账呢。
   一切都在岳母的计划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婚前一年搬进岳家的厢房。这是一个两进的院落。有个难听的名字——“寡妇院”。奶奶的外号就叫“大寡妇”,岳父的父亲不到40岁病死的;岳父的哥哥三十多岁病死的;岳父的弟弟20岁病死的。岳家近门的几个叔、伯也多英年早逝。有个本家的大娘跟我说:半夜子时,从南边看那个宅院,就跟大庙一样的——必得是童男子儿才行。我看过,没有看出它哪儿像大庙。
   婚前在那个厢房里,我读了很多书。村里的书差不多让我读绝了,就晚上跑到外村借书读。外面的政治运动离我远去了,我又成了队长喜欢的最好的劳力。夏日的晚上,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我用岳父给我买来的二胡、京胡、笛子,加上我的两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我们就开整场“音乐会”。歌曲、京剧、评剧在这个小院中飞扬。岳母最爱听我唱的《赞歌》、《新货郎》还有边拉边唱的电影《牧人之子》的插曲:“蔚蓝的天上飘着白云……”这时,院子北面的大坑里蛙声阵阵,院里的金银花一阵阵地送过香来,墙边的大枣树安祥地站在那里,那只大奶羊闲适地卧在枣树旁反刍,葡萄叶上的露珠偶尔滴下来,凉凉的。岳母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低着头,一只手垂下来,另一只手在膝盖上来回地抚着。秀岩和妹妹们由衷地给我鼓掌。岳父在家时,还要把前后的门都打开,好像我的歌声琴声和人一样,只能从那里出去似的。连奶奶也要一改早睡的习惯,柱着小脚立在门边听上会儿。
   这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挑兵了。农村青年唯一的希望是应征入伍。我体检合格,复查合格,而且身体条件在我们大队前三名之中。政审也没问题。从年龄上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带兵的那位排长跟我交谈了几句,说他们是北京军区后勤部的。因为我还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他对我就表示出了更多的兴趣。就等着通知书啦!我们一家子沉浸在兴奋之中。岳母说,唉,你要是能出去,准比在村里干得好。在这儿你出十分力,也得不到一分好;在外边,你出十分力,你能得到十分好。唉,这话就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命运上。
   当然,我们白欢喜一场:我们大队走了四个兵。有人顶替了我,虽然他复查时身体不太好。而我呢,“大队党支部不太信任”。后来,那四个有两个提干,还有一个是出席北京军区学毛著积极分子,只是因为伯父有点政治问题,复员了。岳母说,认命吧。我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岳母的潜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她很少犯病,在我婚前的日子里,有关结婚的大小事项,都由她亲自操办。结婚时,坐了15张桌,在村子里算得上大办喜筵的。母亲乐得清闲,还要跟她调侃两句,你娶女婿嘛!别跟我得便宜卖乖。岳母就说,是是是,我乐意,我乐意。两人相视大笑。我和妻子现在还用着一对牙缸,搪瓷的,奖杯样的形状,白底儿,黑色的一圈枝蔓上缀着十几朵红色的凌霄花。经过地震、多次搬迁,几十年来,它们虽伤痕累累,可我们还用着它。那是我用自行车驮着岳母从镇上供销社买来的结婚用品。一年以后,女儿降生,除了奶奶撇了几回嘴外,一家人高高兴兴。女儿也成了岳母和妹妹们的新宠。
   然而,岳母犯病的频率和危险程度都高起来了。
   唐山市医院、镇上的医院不知去过多少次。赤脚医生天天来我家。风心病生不得气,着不得凉,吃不住累,连晚上睡不好觉,都可能发病。发病时就憋得难受,用手抓挠前胸,哮喘、咳血。她跟我说,给妈胸脯用刀劈开,我出气才能痛快。我就跟她开玩笑:行,别人办不了这事,找杀猪的吧。她勉强地笑着。她姓朱,她知道我在跟她开玩笑。她愈发瘦了,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和手指总是青紫色的。到医院去也属保守治疗。让到北京的大医院做心脏瓣膜手术。那时,这种治疗连想都不敢想。秀岩要忙生产队上的事、家务事,服侍岳母的事就以我为主了。二妹放学后替替我。她发病时躺不下,我要在她后面扶着她,在她腰部垫个枕头,着急时就用一条腿顶在她的腰部,免得那部位空虚。她坐不安稳,要喘,要咳血,我须一手扶着她,一手去拿痰盂。我要出去一会儿,就慢慢地放她靠在被上,两床被上再加一个枕头,在腰部垫一个小一点的枕头,旁边再倚上一些棉被,防她摔到。她的眼神是追着我,像孩子似的一脸的无助和依恋。但她不让我接大小便,好像这是她的一个原则。这一年中,我出工不足两个月。
   那次很危险,甚至不能去医院了,赤脚医生说,肯定死在半路上。她的身子一挺一挺地后仰,嘴里“噢、噢”地叫。我顶了一夜,正在厢房中眯糊,听到叫声,一下子跳下地就往正房里跑。见岳父正端着一碗什么要给岳母服下。我说,什么药。岳父说,卤水。我大叫,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岳父眼泪流下来了,你妈要的。你看她,受罪呀。我好像找到了发泄口,我也哭了:你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为了妈,我每次去医院,都要向医生护士问这问那,可我是生性腼腆的人。为了妈,我跟赤脚医生学会了注射,静脉推糖。为了妈,我翻烂了那大厚本的《赤脚医生手册》,我向赤脚医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大剂量的镇定安眠,加大剂量的抗心衰药物。为了妈,夏天冬天,我就那样从后面抱着她,一天一天,一夜一夜。她身上出的汗都是粘的,那里有那剧毒的药物啊,它粘上我的皮肤,我就会起一片片的红疹……干什么呀,你们,你们欺负人!你们欺负我呀——我号啕大哭,像泼妇一样宣泄着我的“委屈”。岳父尴尬看着我,岳母难过得只是断断续续地说,别哭,别哭,是妈不好,是妈不好,妈不会再要毒药了,不会再要了……
   我抽咽着,把药瓶打开,向注射器里吸药,然后将针头向上推出气泡……。我给岳母注射了一支氯丙嗪,一支毒毛旋花子K。这次用药较昨天提前了两个小时。一会儿,岳母开始安静下来,呼吸也均匀了。
  
  (三)
  
  我想,还是该给岳母料理后事了。第一件就是预备棺材。那个年代即使有钱,你也买不到树或者木料。奶奶有口寿材的木料,但她八十多岁了,虽说身体康健,可也不知道啥时就得用上。而且管她要过来,给她仇人一样的儿媳用,这事连想都不要想。可是,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办法。我想先试试看,万一奶奶同意呢,不就解决了眼下的难题了么?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岳父说,要说你说去吧,我可不敢跟她说。因为婆媳不和,他的角色总是不尴不尬的。我说,好吧。奶奶一向待我好,时常偷偷地拉我一下衣角,让我到她所在的东屋。然后她就从柜里拿出块点心、沙果等物给我吃。不吃是不行的,到外面公开吃也是不行的,就当着她的面吃掉。她爱叨咕,车轱辘话来回说,也不管谁爱听谁不爱听,但人不错。我母亲评价她:心眼儿挺好,嘴上无德。还跟我说,不要只偏向你丈母娘。她的脾气也不好,是“点火就着”炮仗,娘俩生气多是因为脾气不投。我对母亲的话总是十分尊重。不过我的到来,她们娘俩真的少生了不少气。
  晚上吃过晚饭,我就硬着头皮找奶奶了。我说,奶奶,想跟你老商量个事。中呢更好,不中呢,你老也别生气。这事我还没跟我爸我妈说呢,只是我有这么个想法,先征求奶奶的意见。奶奶很高兴地说,哦,好。说吧,啥事?奶奶的头总是轻轻地神经质地摇动着,越是专注,摇得越厉害。我有了些信心。奶奶,我妈的病不看好。医生早就让给她预备后事了。奶奶说,我觉着“装老的”(寿衣)都备下了。没人跟我说这事呀!你说,我不可以给她着把手儿?我说,是是是。那事好办。当下主要是棺材还没着落。买也买不来,连木头都没处去买。我想跟你老说,把你老的木料先用了。完了,我再给你老想法子。你老肯定信得过我。我一口气说完,目不转睛地看着奶奶。奶奶头摇得更厉害了,然后慢慢地低下头。沉默,沉重的沉默。我又叫了一声,奶奶!奶奶抬头看着我说,中。用了吧!我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不禁大叫了一声:奶奶!奶奶说,奶奶信得过你。你就抓紧办吧。第二天,我们从奶奶窗前棚子里往外扛木板时,奶奶躲出去了。在请木匠在后院做棺材时,爱看热闹的奶奶从未去看过。
  在岳母去世后3年,奶奶去世。可那时已经不允许土葬了。
  在我大剂量的使用镇定类和抗心衰类药物作用下,岳母又稳定了4个多月。她可以自己走到外边来了。她经常会围着棺材转一圈,用手抚摸一下棺材。有时就坐在棺材旁边,看看天空,看看枣树,眼神一片平和。
  10月下旬,岳母病情急转直下。晚上10点多,越发不好。她靠在二妹身上,看着我,一边喘一边说,去,去,晓晖……!晓晖是我女儿。秀岩赶紧把熟睡的女儿抱给她。就在送到姥姥面前时,女儿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冲着姥姥笑了,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儿。岳母一声长号:再让我活一年吧——!两行清泪流下来。此后就进入了昏迷状态,没再醒过。
  凌晨,她们将岳母顺着炕沿躺下。赤脚医生看着我说,准备吧。说完,就收拾药箱子,下炕。我送他出了院门,我们没再说一句话。回来我也没进屋,到了后院。下弦的月光,给大枣树、葡萄架、屋顶参差地涂上一层稀薄的亮色。我靠在枣树下的棺材旁,脑子里空空的。岳父出来了,黑暗中,看着我,我看着他,无言。过了一会儿,我说,你去眯会儿吧,有事我会叫你的。他没回答,转身又回到正房,然后,见他到我屋里去睡觉去了。秀岩出来,看看我,又回去了。
  我脑袋木木的,身体也是木木的,连在后院踱步也是木木的。我真想琢磨些事,比如,丧事……只是大脑像冬眠了一样。有两三点了吧?我觉得冷,一只不知名的鸟“哇”地一声从枣树上边飞过。我回到岳母那里。
  岳母身旁有秀岩,二妹,堂叔、婶,还有些别人。岳母背下垫着一床被,一个枕头,她靠在上边,不平静地呼着气,声音很响。却听不到她在吸气。我把了把她的脉,已经摸不到了。婶子说,这就是耗时候儿啊。我说,受罪。放平了好么?叔说,那谁敢呀?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说,什么谁敢呀?说着,我上炕抱着她的头和腰,说,秀岩,把被撤下来,留个枕头。我说,妈有半年多没好好地躺下睡了,躺平了,舒服些。岳母躺平了,呼吸声细了,不到四分钟咽了气。她们忙着给她擦洗、换衣,我叫醒了岳父和姥姥、奶奶。然后一头扎在炕上,一下子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站在岳母灵旁,木然地看着人们吊唁。多是两三个人一起来,女的要数说几句,哭几声,由秀岩接待,到屋里,说几句话;男的就号几声,鞠三个躬,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有了就站下,没事就去出工。我只是机械地答应着。没人来了,就低下头机械地重复一件事:盖着岳母的那领青单太窄,岳母的手总露出来。我抻抻青单,拿起岳母的手往里放一放。她的手透心地凉。一会儿又露出来了,我又去做。这是我在岳母入殓前做的唯一的事。
  而且,我没有眼泪。从打岳母咽气那一刻起,我就没掉过一滴眼泪。大劳忙的(管事的)跟我说任何事,我只有嗯嗯啊啊,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好像他还跟我说:你就不要打幡了,你爹妈都在世呢。“打幡”是儿子,而且是长子的事,好像是很大的义务。我也没说什么。于是,我就从棺材前边走,堂舅哥和我的好友在两旁象征性地搀着我。从家里到墓地,要走过村子的一条主街,虽然是在文革时期,路祭的人还是很多。人们献上一卷包货纸,在灵枢前鞠三个躬。他们鞠完躬,我再向他们深深地施一礼。到墓地了,下葬,在大劳忙的指挥下,我和秀岩一人抓起一把土,听到那土“噗”地一声落到岳母的灵枢盖上。然后,后退,跪在那里,看他们填土……
  人们渐渐散去了,家里人也往回走了。我还呆呆地跪在那里,我的好朋友陪着我。朋友说,走吧。朋友拉着我的手,我站起身,迈出一步,一回头,我忽然大哭起来。朋友掉着泪说,哭吧,哭吧,你就应当哭出来的。
  我大哭了半个多小时,已经浑身瘫软,是朋友把我连架带背弄回家。到家以后,我瘫在枣树下,还是哭——一种无目无内涵的哭,就是想哭,什么也不想,哭,就是我唯一的需要,哭就是一切。谁劝也不管事,岳父、母亲、姑……。姥姥来了,说,起来吧孩儿啊,你妈没白疼你。起来啊?别哭了,你看大伙儿都跟你哭呢。起来,地上凉,孩儿啊,听话……
  
  晚上,我女儿第一次蹒跚学步,就从炕角走到炕头儿。
  一年后,岳父娶了继母,我们三口搬回我家。
  三年后,我参加工作,离开了流了我太多太多汗水和泪水的热土。怕睡床铺凉,姥姥帮助秀岩给我做一个大棉垫子,一边做,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你妈活着,看你能出去工作,她不定咋欢喜呢……
  
  
  篇后赘语:《五月风》写完了,我像蜕了一层皮。我本没有写岳母的计划,一个朋友的人物传记触动了我,又一个梦使我心中一动——当然,岳母是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我写的这些,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我只是把它们连缀到一起并付诸文字。而且,我始终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亲情也罢,爱情也罢,友情也罢——人性中的至真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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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人: 戈壁红柳912 Re:五月的风 回复时间: 2011.05.02 10:29

    顶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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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人: 戈壁红柳912 Re:五月的风 回复时间: 2011.05.05 10:42

    要说这也是知遇之恩呐!太难得了!经过岁月磨砺,有些人事会粗糙,有些人事则糅合出精华来。
  笔者和岳母的情感升华为人间的最真、最美,胜似母子,谁能说这是寻常和偶然呢!
  掬一捧,都是珠玑。
  很高兴有契机触发出一篇美文,成就了酸风先生心底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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