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赏月回到家中，还没有来得及把照片传上电脑，就接到晓蓉的电话——徐老师去世了！突如其来的噩耗如同五雷轰顶，疼痛的感觉象电流一样掠过全身，伤心的泪水冲开那记忆闸门，尘封多年的往事随之倾泻而出。
　　
　　那年，最宠爱我的父亲去世后，沉重的打击使我陷入到无法排解的绝望之中。年少的我变得少言寡语日渐消沉，我不得不休学了。按医生的嘱咐，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去探望外婆。新的环境有表哥表妹和许多邻居小伙伴，切切亲情让我木然的脸上渐渐又有了笑容。寒假结束后，我再不肯随母亲回家。身为教师的母亲也无法治愈我失去父亲的痛苦。
　　
　　山区人的日子很辛苦。多数小孩小学念完就辍学了。春节一过完，他们便和大人一道开始了新一年营生。小镇是凉山水陆出口要道，每年约有十几万立方米的木材要在这里集散，因此，小镇人的生活和工作便与木材朝夕相处息息相关。强壮劳力抬木头，孩子们带弟妹、做家务，剥树皮、砍枝桠供应家里的烧柴。我又尝试到了孤独的滋味，每日里徘徊在沙滩上江水旁，很快地就把二姨妈她们留在外婆家里的一大箱书翻了一遍。看着小河对面人来车往的热闹情景，便心生出羡慕来。贮木场家属子女的几个小姐姐，凭着父母掌握的特权，给收材公司就当记帐员，她们让我也去找一份记帐的事做做。记帐员工作相对轻松，很适合女孩子，收入也还不错，所以即使临时工，也得有一定的关系才能找到。而除了像重庆木材公司大客户用人比较长久和稳定外，其他木材公司都是需要时临时请点工。所以即使做了记帐员，也是停三歇五的，必需要和很多采购员熟悉，才不会歇工。
　　
　　好像是当医生的四舅帮我找的徐老师。那会儿的采购人员文化素质都不高，徐老师当时是驻小镇采购员中唯一具有大学文化的人。他的幽默风趣和儒雅谈吐，很是被人敬重，所以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凡是认识他的都尊他叫徐老师。见过面后，他就同意让我去试试，一点也没有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要请吃饭送礼。也许是老乡，也许是我的身世，也许是缘分——他说曾经不止一次看我独坐江边，那凝神静思的样子，仿佛经历过人世所有的沧桑，小小的女孩，却满脸都写着忧郁——当然也一定有我自己的努力，我成了记帐队伍中的最小的却是拿月薪的“小工”。那份收入意味着我不用和很多油嘴滑舌的喜欢说荤话的大大咧咧的采购员交往，也意味着我除了自己的生活开支以外还可以买手表可以帮衬外婆家用。
　　
　　在徐老师帮助下，我没用多久就熟悉了木材采购的全过程：收材、转运，装船，还有协调森工局，轮船公司，码头管理，装卸工等等方方面面关系。外婆家住下码头，离镇子有三四公里，如果是到镇上的码头收材检尺、转运堆码，装运驳船，我很早就要出门，基本上是饿着肚子去上班。徐老师怕我饿着，即使冬天大雾弥漫寒气袭人，也会买好早餐早早地送到码头上。怕我省钱影响身体，他总是要我和他一块吃午饭。那会儿大家都不富裕，为了节约，大地主家少爷出身，从学校到单位到成家以后一直没有做过家务的他开始学着在煤油炉上作饭菜。其他的临时工千方百计请客送礼，我们却刚好来个换位。有时下班晚，回家的路上，一边是仰望掉帽的高山，一边是湍急的流水，公路两旁横码着的一根根大木头，腐朽了的表皮在漆黑的夜里闪烁着绿幽幽的磷光，勾勒出木头的轮廓如同一副副棺材模样，偶尔从山坡上挲点泥土或者什么风吹草动的，就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地惊叫。徐老师知道以后，再有这样的耽误，他会约上几个人，一路说说笑笑沿着金沙江畔送我回家，看着我过了小河，踏上通向家的石梯。人一多，就是路上即景生情地讲一些鬼故事，我挤在他们中间，也就不再恐怖了。
　　
　　还记得一次闹地震，几乎所有的外来者都离开了小镇，但是我不能丢下下外公外婆一走了事，徐老师也没有走，说他一个人回去不好和我妈妈交代。平日里嬉闹喧嚣的旅馆里只剩下几个实在不敢离岗的采购员。那天大家聚集在徐老师的屋子里，一边看徐老师做饭，一边劝说他离开，徐老师很是大无畏的口气，说了一通“人生自古谁无死”、“青山处处埋忠魂”这一类的豪言壮语，后来吃饭的时候我们发现，炒蛋里竟然忘了放盐。虽然事后我总拿这事来形容他的胆小，但是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他却不放心我，要留下来给我壮胆！
　　
　　徐老师那时就奇瘦，一米八的个头过早地佝偻了。我曾顽皮地用卡木头的卡尺卡我们的头，横竖他都要小我两公分。其他采购员总是开些比较庸俗的玩笑，徐老师却有很多新奇的见闻和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在说到大学生活时，他出乎意料的抖动着肩膀，双手叉腰，很有新疆韵味地唱起：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会来……我从难得一见的激情中窥见到他风华正茂时的风采。
　　
　　在我的记忆中，徐老师对我不曾有过冠冕堂皇的说教，也从来没有高声呵斥或者指责过我，我们之间的关系既像师徒，又像父女，更像是朋友，后来发展到两家通好至今。他无疑是我走入社会的第一个老师，他对我的赞赏鼓励所培养起来的自信，还有他的智慧他的责任心他的乐观他的淡定从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整个人生。
　　
　　那一年，我长大了，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学会了承受苦难。
　　
　　徐老师算得上生不逢时。大学毕业时，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他放弃重庆“主动要求”去了青海，在省政府一个厅里做秘书。吴阿姨来自南京，一直不能适应高原空气稀薄和寒冷。他们在南京找的一个对调的对象，对方是重庆人想回重庆。为了能够回到南京，他们先通过关系迂回重庆，委屈在这个郊县的木材公司里。在办理对调手续的时候，恰好六十年代初，四川的灾情特别严重，对方就被亲戚告诫回四川找死啊。等天府之国又现生机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办理对调，文革开始了，所有行政全乱套了。小镇旅馆里的一间七八平米的小房子，一张简易小床，一张书桌一条凳，一个旅行包，床下一个煤油炉一个锅，便是他多年在外的全部家当，他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干着一个与自己学历和智慧完全不等同的工作直到退休，走完了自己曾经充满美好希望人生。而让他骄傲的是他的儿女，通过努力，双双在南京工作安家。儿子十六岁考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来读研留校。退休后不久他和吴阿姨去了南京，终于圆了他们重返南京的梦。
　　
　　吴阿姨八年前去世后，徐老师的身体就更差了，因为胃下垂，每天只能少量进食，本来就不胖的他更是骨瘦如柴，尤其难熬的是冬季，几乎没有足够的能量对付苦寒。听说他瘦长的身子买不到合适的内衣，不擅长女红的我赶紧买了绒线，量身定做地给他编织了一件瘦长特厚型的毛衣。知道他怀想家乡，也偶尔寄去自做的香肠腊肉，和家乡桃片、咸菜。他的两个儿女对他的照顾更是周到细致。儿媳在紧张繁忙的工作和照看孩子的生活学习之外，每天要亲自给他调配高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儿子虽然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学院管理，工作再忙，也不会疏忽对父亲的关心，哪怕是出国在外，只要工作完成一天也不肯耽误立马回到父亲身边；一到冬天，女儿女婿就把他接到他们比较暖和的家里……来信中他时常夸赞孩子们的孝道。
　　
　　七年前他回了一趟重庆，我闻讯从外地专门赶回，也只陪着吃过两次饭，转了一次街就匆匆离去。没有想到那一别却成了永远。
　　
　　老年的徐老师听力不好，我们之间这些年都是通过信件进行交流，我写的一些文字，也寄给他看，他是那样的认真，点评起来还挺中肯。04年春节我回了一趟小镇，把小镇的变化告诉他，和他一起回忆那里的小吃风景和人。去年，照顾他的弟弟回了四川，他特别想家乡的亲人，想我。年底，我买好去南京的机票，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冬季到春季我都没能成行。他在五六月份里给我写的信，头脑仍然是那样的清晰，思维仍然是那样的敏捷，对时事，对社会现状的褒贬还那样得当，哪里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啊，心下便以为时日多多，加上其他琐事间插，去南京的行程就一延再延被排在了十一以后。
　　
　　“他一直念叨着说，你就要来看他了。”晓蓉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
　　
　　我会来看您——这成了我今生永远无法给徐老师兑现的承诺。如今天人相隔，徐老师永远走出了我的空间我的视野。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失信！
　　
　　今天，我的最后一个父亲一样爱过我的人永远地走了！我相信他去了天国，那里有吴阿姨和我的父母，他们在天国团聚，相信，那里再不会有尘世的烦恼和残忍。
　　
　　再对您说一声：感谢你，徐老师！
　　
　　师恩难忘，父爱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