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谈及诗歌，许多人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怎样才能创作出一首好诗？这样的好诗相当于一个标准！
　　
　　 诗歌作为一种以文学形式再现情感的载体；用现代的语言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活动中信息能量的一种释放。既然是一种能量，它就要经过沉淀，积累和浓缩等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当其内部的质感通过强有力的收缩，升温之后，才能如同地下的岩浆一样，在适当的时空间里寻找到一个突破口得以释放。
　　
　　 突破口的发现就是一种触及灵魂深处的"有感而发"这是诗歌创作中最真实，最自然的动机，理由只有一个，这是人性的光芒！
　　
　　 人类的生存环境，就目前的认知讲是由两种度来衡量，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时间和空间形成了人生的坐标系，我们就是这个坐标系中看似固定而又不固定的人生的曲线之中。而思维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因为它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便可以移动，使人类个体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可以涵盖时间和空间的想象之空间。我们因此可以在想象中飞翔，去感知和认识逝去的时光和未知的世界。
　　
　　 在时间的感性中，我们认识了生与死；而在时间的理性中我们认知了古与今；在空间的感知中我们认知了有与无；而在空间的理性中认知了破与立，并由于这种感性和理性的交错衍生出了爱和恨，聚与散等一切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心境，诗由此而诞生。
　　
　　 诗歌的诞生是从情感的流露而来。因此抒情是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抒情不是一种主义，更不是一种模式，它应该是情感的一种真实的再现。它可以借助一切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存在的或者虚构的，已知的或者未知的来完成诗歌的语言架构，呈现与世人面前。诗歌总是从各种极点出发游弋于这种极限的中间，因此诗歌的真实是感知。
　　
　　 创作的感知是外部世界作用于个人时对于个人的一种逆向阅读，是自我的审视，是个人在外部世界里寻找一定未知的体现，因此说诗歌是很私人化的理论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其实人们在思考的过程就是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对个人阅读的一种心理反应，就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物质和暗物质一样；思想就像一个太极图，它总是在对立中运动，而不是简单地从某一处出发到达另外一个地方，。一首诗歌的诞生，其实就是完成这样一个阅读的过程。因此创作的动力之外一定存在着阅读的动力与之相呼应。如果没有这种外力的存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且悖离了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和规律。
　　
　　 许多诗人说诗歌已亡，其实亡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诗人自己，这是因为这些人患上了自闭症，缺少了情感沟通和交流，吧诗歌当成了一种符号的模型，无异于自掘其坟墓，个体的死亡没有封土，只能淡化为烟尘而不知所踪。
　　
　　 诗歌存在的可能需要这种阅读的动力的参与，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可以共识的鉴赏和阅读标准，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法则，能够得到共鸣的作品一定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这种能量是需要看自身的质量能否吸引更多的外部能量来壮大自己，，吸引的能量越多，那么自身的能量积蓄的就越大，一切经典的刘闯，不是创作的结束。创作的作品只是一粒种子，它需要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中生长，而滋养它生长的养料，就是阅读的共鸣。
　　
　　 如何得到共鸣，是作者自身的创造力和价值观所表现的吸引力，它不是由作者本人的意愿来确定这个标准的，因此作者本人无权说自己的诗歌别人懂或者不懂，只能在理解的层面进行商榷和探讨，当然这是以真诚的写作为基础的。
　　阅读者的理解是人们对于诗歌的回应，因此评判一首诗歌的优劣不能仅仅以诗人自身标准来确定，因此多数人会把诗歌确定为两个层面，一种是创作层面，一种是阅读层面，二者缺一不可以，这样又怎么说诗歌是私人化的东西哪？
　　 诗歌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又是情感思维的再现，传统的说法就是强调人的思想，人是有思想的，因此诗歌是有思想的，没有思想的文字是一种混沌的情绪，没有来路，当然也没有去处，这就需要一个质变的过程，在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出现之后，当然要由诗歌的创作来完成。我很欣赏台湾诗人高准在《诗刊》（2001）发表了他的《试论诗的评判标准》，这篇论文从诗的内涵和形式两方面，对新诗的创作和鉴赏提出了“十项评判标准”。它涉及到当代诗学许多重要理论和敏感话题，较全面地反映了高凖的美学思想和观点。
　　以下引用文章：
　　 关于诗的评判标准，历代诗论家曾持有不同见解。如宋代严羽把“妙悟”、“兴趣”作为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审美标准；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认为诗的妙处是有神韵；王国维的“境界说”，认为严羽所说的“妙悟”、“别趣”和王士慎所说的“神韵”，只不过说明了现象，而有境界才是诗歌审美创作的根本。高凖提出的“十项标准”是通过自身长期的创作实践和对前人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的。可以说，他不仅综合了前人的观点，并结合当代诗歌现状，赋予前人观点新的见解。
　　 高凖将“境界”排在他“十项标准”之首，可见作者对诗歌“境界”之看重。高凖认为：“境界就是作者的人格特质与品格高下的展现”，即“作品品格高下的展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以看出，高凖对“境界”的理解和王国维是有一定差异的。差别在于，高凖将境界定格于作者及作品品格高下的展现，将境界分为高尚和低下。这不能不说是对王国维“境界说”赋予了新内容。正因为如此，高凖又提出他评判诗歌的另两个标准：“情操”和“感怀”，进一步提出创造境界的艺术要求。高凖认为情操是“情”与“志”的熔合，是高尚境界的基本要素。若情操不美，即使形式完美，也仍是品质不高的作品。同时提出：“感怀以深锐为贵”。若感怀浮泛，即使有高尚的境界，优美的情操，也往往使作品流于凡庸。
　　 在诗歌的内涵方面，高凖还提出了“气势”、“风味”和“创意”三项评判的标准。关于“气势”，他首先对谢赫的“气韵生动”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能否达到此一境界，关键在于“诗中的情操与感怀能否流贯于全篇而无所滞塞”。他说：“能如此，即是有生命感、有活动感或运动感，即是气韵生动。故若有句无篇，则即是气韵不贯，所以也就无从使全篇生动。全篇气韵贯畅，则不必有奇句，亦自然生动。”并指出：“只要能有较丰厚的感情积蓄而一气呵成之作则可谓气势充沛”。在另一篇文章中，高凖曾说：“我对诗所提出的各项观点，或可总称为‘气韵说’，即在十项标准中又以气势、韵味与音韵为一首诗能成为好诗的最主要条件。”（《异议的声音》题记）“文以气为主”，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气势，也是钟嵘评诗一条重要标准。如他在《诗品》中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评刘桢，称赞其“仗气爱奇”；评刘琨，赞美他“仗清刚之气”。他认为：尚气，是建安诗歌的重要特色。关于“风味”和“创意”，高凖强调：风味是一首诗能否具有魅力的决定因素。认为各种风格、各种韵味，以“适口为佳”，“若枯淡无味，自属庸品”。在谈到“创意”时，指出：创意应是兼之内涵与形式两方面的，而尤以内涵为重要。创意“必以真切的感怀为之根”。
　　
　　 在诗歌形式方面，高凖认为：“一切诗文以精简为贵，而诗则更特别要讲求用字的准确。”他说：“既符合一定的美感要求，而要恰到好处地准确表达，即为诗的语言的要求。”“故诗的语言之不善者则可称之为浊乱。”并说：“音韵美正是诗的语言与散文语言的主要分水岭。”关于新诗的排列，他说：“传统汉语诗由于汉字本身有其形象性，所以也有一定的视觉美感。新诗则增加了整篇排列所造成的双重视觉美感。”“而新诗的排列除以上两种意义外，更还有视觉美感上的意义。所以新诗之如何分行、分段、分节，如何排列，即成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认为：“结构的共同主要评判标准则应可归纳为紧洁两字，即紧凑而简洁。”
　　
　　 高凖认为，真理、道德与美都应有客观标准。从高凖提出的诗歌评判标准，可以看出：内涵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是贯穿高凖诗学思想和美学观点的一条主线。但作者首先强调的是内涵，他主张诗歌应有真切的感怀，反对无感而发。辨彰清浊是高凖诗歌评判的核心。从“十项标准”论述的顺序来看，在内涵方面，作者先从“境界”入手，然后论及“情操”和“感怀”；在形式方面，是从“语言”论及“形象”、“音韵”和“结构”的；兼涉内涵及形式部分，是从“气势”论及“风味”、“创意”的。论述问题十分广泛，几乎涉及诗歌美学的所有层面。不仅论及诗歌鉴赏和批评，并且论及诗歌创作手法和诗人品德修养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看似杂乱，实际上是切合情理的。作者是采用“沿波讨源”的方法，通过“割情析采”，阐发自己的美学思想和诗学观点的。正如刘勰所说：“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　--以上引用王式俭 《高凖论》
　　
　　 在这十个标准中，我个人的观点和理解是这样的，内涵是属于感性的认知，包括诗歌的境界，情操和感怀。而诗歌的创作层面更多地倾向于理性的认知，理性的认知就是诗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它包括诗歌的语言，形象，韵律，和结构。作为诗歌的阅读层面，引申出对于作品的鉴赏层面，也就是大家阅读一首新作品时会思考作品本身的气质，风味和创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对于诗歌的认识为题，对于诗歌的认识，我已经于另一篇《现代诗歌的认识》做了阐述，因此此篇算是那篇文稿的导言。
　　
　　注，本篇后半部限于时间关系，关于台湾诗人高准在《诗刊》（2001）发表了他的《试论诗的评判标准》的阐述，引用了作家王式俭 《高凖论》的原文，待有时间再做个人的详细解析和观点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