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在介冈》之十二
　　萧鸿鸣 著
　　
　　六、“生在曹洞”后的“临济有”法门修持
　　
　　八大山人自跋《个山小像》曰：“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这是八大山人叙述自己在佛门薙染、修行，禅学修养、经历的表白。前一句的“生在曹洞”，当指的是薙染之初，“现比丘身”的法门是在曹洞宗，“临济有”则说自己曾兼修有“临济宗”；后一句“穿过临济”，则是指自己在经过“临济宗”的修持后，最终在“曹洞宗”中斩获而所“有”。
　　诗句以明白无误地方式说自己先“生在”曹洞宗，并确曾先后修习了禅门曹洞、临济两家。那么，八大山人自己所认定的所谓“临济有”与“穿过临济”的时间和地点在哪里？所持修的年代、时间跨度是多少？
　　按照饶宇朴跋文的叙述顺序，八大山人先是在“戊子现比丘身”，尔后再于“癸已，遂得正法於吾师耕庵老人”。
　　从鸿鸣现已掌握的文献和史料中所提供的信息，八大山人“得正法”于颖学弘敏之后，便追随耕庵老人，由进贤介冈灯社，再到奉新芦田耕香禅院。这一史实，与《进贤县志》记载颖学弘敏“隐居介冈之灯社及奉新芦田”的先后顺序记载吻合无疑。
　　从八大山人“癸已，得正法”的顺治十年（1653），到康熙十九年（1680）“癫狂返俗”回到南昌的二十七年间，八大山人一直是曹洞宗寿昌派下博山一支的传人，并以先介冈“灌园长老”，后“芦田綮”（据裘琏《横山诗集》卷四•五言律诗下•十四《寄个山綮公二首兼索画》）、“芦田释雪个”（据裘琏《释超则诗序》）的释家身份与外界交往。
　　自从八大山人癫狂回到南昌，病愈之后，便以一介前朝移民的身份鬻画为生，虽后仍与佛门关系不断，并对佛门“净土宗”有过修研外（详参萧鸿鸣《“八大山人”晚年名号与》、《生在曹洞临济有——有关八大山人禅门的几个问题》），并未见任何史料记载八大山人有涉它修。
　　然而，饶宇朴的跋文却明明白白地说，八大山人在“癸已”之前的“戊子”之时，即已“现比丘身”。而《个山小像》上的题跋，不管是八大山人的自跋，还是其他友人跋文所涉及的内容，均都是叙述八大山人四十九岁以前的出身、经历、所修法门的记载，且都有较为明晰的时间交代。这就为八大山人《个山小像》上所叙述的“临济有”和“穿过临济”的时间界限设定，只能限定在八大山人“癸已遂得正法於吾师耕庵老人”之前的“戊子现比丘身”的这五年时间阶段里。
　　由于无法获得有关八大山人从“戊子”顺治五年（1648）下半年，到“癸已”顺治十年（1653）这五年中八大山人“现比丘身”的相关史料，使我们亦无法明确在西山“石头口”薙染为“比丘”的八大山人，最初涉历了哪些寺庙、隐居于何方？薙染于哪位曹洞宗长老？其皈依禅门“五灯”当中的何门何派？而成为了八大山人研究的诸多空白。
　　但是，依照佛门的清规，大致可以从佛门制度的手续和过程上，来了解八大山人遁入佛门的最初状况。
　　自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汉唐以来，佛教信徒的出家虽各朝有所不同，但其程序和手续大都是依照这样的方式：要求出家的人来到寺庙后，可以向一位比丘（和尚）请求作为自己的“依止师”。这位比丘在答应了要求出家人的请求后，需要向该寺的全体僧侣说明此人的情由，征求全体僧侣的意见，在取得一致同意后，方可收留此人为弟子，为其剃除须发、着染衣，并为之授沙弥戒（沙弥戒有十条），这便是佛门的“薙染”（所谓“薙染”，指出家皈依佛门时，削发、剃须，着染衣（即袈裟），称之为“剃发染衣”或称“薙染”、“剃度”，以此而有别于外道，也是为世俗之人在“薙染”后，佛门为去其憍慢、避免世俗的虚饰而特有的清规。颖学弘敏的薙染师即为奉新头陀寺的宗妙“寻头陀宗妙微薙染”，宗妙是慧经禅师的弟子，与博山元来为法兄弟，是颖学弘敏的祖师辈。），从此，便成为了“沙弥”。为其剃发着袈裟的“依止师”，也称之为被剃发者的 “薙染师”。
　　沙弥的年龄不一，最小的年龄限定在七岁，依止师的责任便是对其进行佛门的教育和赡养，等其年满二十岁时，经过僧侣的同意，召集十位大德长老，共同为之授比丘戒（比丘戒为二百五十条），此沙弥便成为“比丘”。这种程序一直延续到元代，被完全废驰。
　　至明末，佛门开始规定“三坛同受”制度（据周叔迦《法苑谈丛》第二章•佛教的制度。），即出家的人先到寺院中请求一位比丘为“剃度师”，为自己剃发而不受任何戒。“比丘身”的标志是“剃须发，着袈裟”。已是“比丘身”的出家人，在这五年的“比丘身”生活中，必须清心寡欲，其修道的方式均为独自一人，这便是“先修空观五年”。倘若在这五年中厌倦了这种“比丘身”的清苦生活，意欲返俗，他只需要对任何人声明一句，自己愿意舍戒，便可以放弃“比丘身”的身分，重新成为一个世俗的自由之身。
　　以八大山人“戊子现比丘身”之前明宗室“辅国中尉”的王孙身份和曾参加了举业考试的“诸生”（秀才）的身份，“甲申国变”后，又经历了“父随卒”、“妻、子俱死”的大变故经历，可知八大山人遁入佛门“现比丘身”的方式，即是采取“三坛同受”的方式，在“戊子之难”发生后的二十三岁之时，直接被授了“比丘戒”。
　　八大山人自“戊子现比丘身”到“癸已”，这前后的五年，正是其“先修空观”精进的五年，在来到进贤介冈鹤林寺后，再得颖学弘敏的“得正法”。所谓“正法”，即指真正之法，亦即佛陀所说之教法。《俱舍论》卷二十九：“正法之体，有教、证二种”。“教正法即世俗正法之体，证正法，即胜义正法之体”（据《杂阿含经》卷二十五。）时人黎元宽在《丰城鼎建大正法寺碑记》中说：“夫能起寺者，惟禅宗耳，其传亦谓之正法。眼法大而不正，则有莽莽荡荡之殃，正而不大，则有内守，幽闲冷湫湫，去之固曰大正法。” （据《进贤堂稿》卷之十六•记•十六至十八。）黎元宽是耕庵老人的好友，其对“正法”的阐述，是鸿鸣以为理解八大山人那个时代对“正法”最为贴近、较为正确的解释。禅门“先修空观五年”的这一制度，让我们在八大山人为曹洞宗寿昌派系博山一支传人身份明晰的前提下，界定八大山人“临济有”和“穿过临济”的禅修时间，在“戊子现比丘身”至“癸已得正法”这五年之间，是有足够理由的。
　　八大山人在“得正法”于耕庵老人后，为曹洞宗寿昌派下博山一支三十世传人，依照曹洞宗寿昌派系博山一支“元道宏传一”的谱系，其业师颖学弘敏为“弘”（宏）字辈，八大山人为“传”字辈，故其法名为“传綮”。
　　但是，以现存八大山人在佛门的这一时期所有书画作品来考察，从顺治十六年（1659）的《传綮写生册》，到康熙十七年（1678）八大山人再跋《个山小像》的十九年间，八大山人前后使用了四方不同形式、带有浓重的释家身份意义、但却师出无据的“刃庵”印章。这方一直陪伴在八大山人身旁的“刃庵”印章，直到康熙十九年，八大山人五十五岁时由临川发狂疾，“走还会城南昌”后，“刃庵”印章从此绝迹。“刃庵”印章的使用，到底意味着什么？八大山人在曹洞宗身份明晰，谱系法名“传綮”有绪的二十五年间，却仍然始终如一地钟情这方身份不明的“刃庵”印章，其意义何在？是否一定是《进贤县志》所说的“号刃庵”？
　　这有一个很值得注意且有趣的现象，即：八大山人在曹洞宗寿昌派系博山一支的前辈数祖当中，均有以“山”为号的现象，“小山•宗书大章”、“廪山•蕴空常忠”、“博山•无异元来”、“瀛山•雪関智誾”，而八大山人此一期间与“传綮”款署常常连在一起的款识是“个山”。其造像亦以《个山小像》之“个山”名而命之。八大山人在介冈曹洞门下的“号”，一定是“个山”而非“刃庵”。“个山”这一号，鸿鸣以为，以八大山人“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尝倾倒四座”（据陈鼎《八大山人传》）的“好表现”性格，一定与八大山人将其视为曹洞宗传人，并将其作为自己一个显著的标识心理有关。这就对《进贤县志》当中所指“刃庵”为八大山人之“号”的背景，产生出种种疑虑来。
　　“刃庵”印章的这一现象，尽管鸿鸣在目前无法找到确凿的史料来加以证实八大山人当年的“薙染师”是谁的前提下，鸿鸣的推测是：八大山人于“戊子”之时，在“石头口”某寺庙得曹洞宗薙染师的剃度而“现比丘身”，随后，即在为“比丘身”的“先修空观”这五年间，参修了“临济宗”的法门，其使用的释名，则可能就是“刃庵”。“刃庵”释名的取用，不管是从八大山人遁入佛门之初时时需“按剑”的外部环境，还是“刃庵”释名字面所包含的意义，均都与八大山人“戊子现比丘身”这一时期的境况相吻合。
　　从八大山人再题“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那挥之不去的“临济”情结入手，八大山人使用“刃庵”印章十九年所涵盖的意义，即在于其“临济有”和“穿过临济”身份和经历的交代。这一点，从该段题跋所落的款识“个山自题”，钤盖的名款印，仅有“释传綮印”和“刃庵”二印的独特、对应性来说，多少透露了八大山人在交代了自己在佛门身份的这段题跋后，其内心独特用意的端倪。换句话说，《个山小像》跋文中所涉及到的“曹洞”与“临济”二宗，八大山人是有目的地，以这两枚与之相呼应的印章来钤盖的。即：代表“曹洞”身份的“释传綮印”，和代表“临济”身份的“刃庵”印。只有这一推测，是“刃庵”印章使用时间如此之长、形式一变再变、钤盖的作品如此之丰富、《个山小像》上如此之独特、隐藏在其背后意义的最恰当解释。同时，也为八大山人“生在曹洞”即已修持“临济”法门的身份，是“穿过”经历了临济法门的修持，而后才得“洞曹”之“有”的禅修轨迹，找到了最为合理与贴切的理解方式。
　　《进贤县志》当中的“号刃庵”之说，尽管不能排除是八大山人在介冈“得正法”于耕庵老人之后，遂将薙染之初的“刃庵”释名，转而作为其“号”的可能，但以鸿鸣依据八大山人在作品中常联署有“个山”、“传綮”、“刃庵”的现象来推测，《进贤县志》所标明的“号刃庵”，极有可能是后人在八大山人“能绍师法，尤为禅林拔萃之器”继席耕庵老人在介冈鹤林寺住持的前提下，常见其在“传綮”款、印之后又有再署“刃庵”或钤盖“刃庵”印章的现象，自行得出的“号”结论。
　　从“戊子”到“癸已”，尽管这五年间的具体时间里，鸿鸣尚无明确的史料来证明、界定八大山人从“生在曹洞”而“临济有”的分期，从而使得这五年间既“生在曹洞”，又修持“临济”，最终成为“洞曹临济两俱非”的模糊时间表。但是，八大山人一生当中，只有“戊子”到“癸已”的这五年时间，是其可能修习“临济”法门、取有释名“刃庵”的时间界定和释名推测，为进一步探寻八大山人作品中所流露的“临济宗”思想，找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点。八大山人与禅门“临济宗”的关系，以及对这五年当中修持“曹洞”与“临济”的分期问题，亦是今后研究八大山人早期思想及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