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在介冈》之十
　　萧鸿鸣 著
　　
　　二、“甲申国变父随卒”的时间地点
　　
　　在经历了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的“寇乱”之后，随着李自成、张献忠声势浩大的进攻，大明王朝的形势不断恶化，更大的灾难“国变”终于发生了。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进了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今北京市景山公园内之景山。）上吊殉国，大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作为大明王朝的朝臣来说“闯贼李自成”是罪魁祸首。清初杨荣撰《三藩纪事本末》是这样记载这段时间的：“崇祯甲申，闯贼破京师，江西在籍翰林院修撰刘同升闻变，痛哭几绝，檄告江西十三郡绅士，举义复仇，缟素别丘垄而出。至南昌，遇职方主事杨廷麟，大集绅士于澹台祠，为怀宗发丧，涓吉誓师进发。”（据《三藩纪事本末》卷三•杨刘万殉赣）作为大明宗室在南昌的宁藩王孙们来说，尽管南昌远离首都北京，但是，“国亡、君死”的事实，促使众多的宁藩王孙们，在既不能举事“勤王”（自崇祯十七年甲申二月丁亥，朝廷“诏天下勤王”（据《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后，南明福王朱由崧即在清顺治二年乙酉正月十四日，即颁发了“禁宗室入京”（据《明季南略》卷之三•正月甲乙史）令。），又不能“越藩”抵抗的祖制面前，只能纷纷“窜伏山林”。所避之“祸”，均都不是来自于满清异族的铁骑，而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四处掠杀所形成的“国仇家恨”之“匪患”和“寇患”。
　　满清军队虽离南昌尚有时日，但是，势如破竹的清军铁骑之声，却时时刻刻在啃噬着宁藩王孙们脆弱的心灵。南昌周边地区那些反复无常的原明朝的将领们，更是毫无顾忌地肆虐着宁藩的宗室和无可奈何的王子王孙们。
　　顺治二年（1645）乙酉五月，原江西提督金声桓，此间已降清（金声桓，字虎夫。原明朝左良玉部将，本辽阳卫，应世袭职，以边资历杨嗣昌，史可法营，累升至淮徐总兵官，寻隶左良玉后部。）。六月十九日，金声桓由九江至南昌城内，南昌“诸有司搢绅士民则皆走江城，内外一空”，金声桓“以明都司署为帅府”（均据徐世溥《江变纪略》），其部王得仁（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则占据南昌城内宁藩宜春王府（据《三藩纪事本末》卷三•金王之乱：“得仁所居宜春王第，每后堂张宴，自着明衣冠，令优伶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宴于藩署，席地铺毡，文吏皆坐毡，而声桓、得仁顾坐毡外……”。徐世溥《江变纪略》：“得仁……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伶优，教歌儿数十人……”。）。八月二十五日，清廷剃发令至南昌，金声桓“恣杀明人士，诸凡年十五以上及有病者未薙与告反诬官闽者，辄杀之；非有故而家质中百金以上，辄诬以通明，使有司论杀之，没其财产”（据徐世溥《江变纪略》）。
　　此时举国上下的宗室，均因“两京继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窜，孤中夜卧起，涕泗纵横”（据《思文大纪》卷一）。《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序》说：“明祚式微，改姓易氏，匿迹销声，东奔西走，各逃生命。”石城王孙朱统=（钅至）•蔚园在“甲申闻变”后，“北望痛哭，随窜伏荒崖穷谷中，喑默愤惋，若不知有人间世者，子家相，亦贡生不仕”（据同治《新建县志》卷四十三•忠义•二十五）；乐安王孙“朱议汴•天中•卜初……崇祯进士官行人。甲申弃官挈家徙邑之奉化乡”（据同治《奉新县志》卷十二•人物五•寓贤•一百六）。南昌城中的宁藩王孙们各自“窜伏山林”后，各王府、将军府亦几乎是十室九空。南昌周边的县乡，比比皆是逃往山中挈家牵口的明宗后裔。
　　八大山人的父亲朱谋=（堇鸟）的卒年，史料未见有确载，但八大山人是“戊子现比丘身”的。依照以“甲申国变，父随卒”之“随”的时间推论，八大山人父亲朱谋=（堇鸟）的死因和时间，当在惊闻“国变”后，颠簸流离之中而“随卒”。因为文献还明确地说，八大山人“父随卒”后“数年，妻、子俱死”，这说明八大山人是在“父随卒”之后的数年间，妻与子才死。
　　由“甲申国变”至“戊子”，八大山人“现比丘身”前后有五年。由“戊子”回遡“数年”，这个“数年”，至少应当是三年以上，后“妻、子俱死”。从南昌城中一片混乱的现实情况入手，鸿鸣有理由认定，八大山人父亲朱谋=（堇鸟）的卒年，应当是在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十九日以后的当年，或稍后一年的“乙酉”期间。
　　至此，“父随卒”的八大山人，不得不再次抚柩搴家，既葬父亲于宁藩宗室子孙的西山祖坟地（八大山人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去世后，亦葬于西山之“中庄”。据《西山志》），更得以借此避难于更远的洪崖山巅。换句话说，自“甲申国变，父随卒”后，尚有“妻、子”的八大山人，终于“逃遁”来到了南昌以西的西山洪崖山巅之中。
　　
　　三、 西山“洪崖虽好非安宅”
　　
　　八大山人逃亡来到西山洪崖山巅，有没有证据呢？八大山人在介冈所创作的《传綮写生册》第二开《芋》中有诗云：
　　
　　洪崖老夫煨榾柮，拨尽寒灰手加额，是谁敲破雪中门，愿举蹲鸱以奉客。
　　
　　八大山人还有一首涉及洪崖山巅的诗《寻倪永清不值》，诗曰：
　　
　　昨日寻君长寿庵，闻君策足南山南，高眠定借道人榻，独往每宿开士龛。
　　天地此时亦偪侧，官槎文章人不识。洪崖虽好非安宅，不如归到九峰巅。
　　置个茶铛煮涧泉。
　　
　　此外，饶宇朴约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后写有《题八大山人画》：
　　
　　“依稀枯木与寒岩，三十年前露一斑。石骨松心君见否？郎当笑倒厌原山。”
　　
　　诗中的“洪崖”、“厌原山”，即指的是西山或西山之范围的山巅。同治《新建县志》卷五•山•一：
　　
　　“西山，在县西章江之外二十里，即献原山。《水经注》作散原山。《豫章记》作厌原山。”
　　
　　卷五•山•八：
　　
　　“洪崖，距城四十里，一名伏龙山，一名灵官峰。石壁斗绝，飞湍奔注，即古洪崖先生的道处。”
　　
　　《传綮写生册》是八大山人自“甲申国变”、“戊子现比丘身”后，总结自己三十四年以来经历的一套重要作品，第二开中的《芋》诗所涉及的“洪崖”，以及诗中所描写的内容，正是八大山人曾在西山洪崖的证据和在洪崖生活的真实写照。
　　八大山人在这首《芋》诗当中，借其对“芋”的描述（绘），从而使自己回忆、联想起当年在西山洪崖时的生活，且通过诗的内容，说出了“芋”这种“贫贱”的食物，在八大山人当时生活中的位置。诗说：我用折断的短木棒煨着芋头，（因为火势不旺）需要“拨尽寒灰”使火旺盛些；寒风凛冽、四壁透风的破屋子里，拨起的寒灰随着卷起的凛冽寒风，将我的双眼迷住，我不得不用手来遮挡和揉拭被寒灰侵入的眼睛；如此严寒的日子里，会有谁来敲这已被大雪封住的破门呢？若真有，只能将这火中的芋头来待客了。
　　《寻倪永清不值》诗是八大山人自“甲申国变”后，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至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在奉新耕香院期间，再次来到西山洪崖时所作（该诗鸿鸣在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第2期《洪崖——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一文中，将此诗订在八大山人“约于六十多岁后，还俗起居于南昌，从南昌去洪崖寻老友倪永清不遇时所作”。但是，自该文发表后的十六年间，鸿鸣发现了八大山人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至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尚在奉新耕香院期间，就曾与新建县县丞杨大鲲（（据同治《新建县志》卷二十八•官师•二十一：“国朝，县丞正八品，俸银四十两。县丞……杨大鲲，字陶云，武进人。己亥进士，康熙七年任，由庶吉士降囗任至湖广靳南道。”）有游西山（详见萧鸿鸣《中国美术史上一场跨越世纪的论战—— 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史实和谬误辩证综述》），对照该诗的情绪，现特作更定，该诗当作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至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期间。）追述。而饶宇朴诗中的“郎当笑倒厌原山”，则用诙谐揶揄的方式，从另一个侧面，辅证了当年八大山人确曾在西山有过一段生活的经历。
　　三处所涉及西山的或“洪崖”，或“厌原山”，《传綮写生册》说自己在寒风中“煨芋”果腹，抚额祈盼“拨尽寒灰”。如此落魄凄凉的叙述，不难想象，靠煨着几个芋头在远离南昌的西山洪崖，用以来抵御风雪严寒的王孙八大山人，在“甲申国变，父随卒”的前提下，不是在西山洪崖山巅守孝、避难，那能是什么呢？这种“父随卒”后与八大山人反映在西山洪崖《芋》诗当中的凄惨景象和情绪，绝不会是一种无缘无故的巧合。“拨尽寒灰手加额”的祈盼，正是此时此刻八大山人避难于此荒郊野地的心境。而《寻倪永清不值》诗中的“洪崖虽好非安宅”句，则毫无顾忌地表明了八大山人对“洪崖”山巅的排斥，是此时此地“不如归到九峰巅”的切身感受。这种内心的感受，亦与饶宇朴揶揄的“郎当笑倒”方式，正相贴切。
　　八大山人对“洪崖”生活经历的记载，反观他自“洪崖”后遁入佛门的行为，这种生活，距他“现比丘身”的日子，已经是只欠促使这一结果的“原因”和“恰当”的时间了。
　　
　　四、“戊子之难”“妻子俱死”
　　
　　八大山人自“甲申国变，父随卒”后，“数年，妻、子俱死”。“妻”与“子”死于何因？死于何地？文献均没有交代。
　　顺治五年（1648）戊子二月，降清占据南昌宁藩宜春王府的王得仁，与金声桓谋议再次判清反正之事，并密收宁藩诸宗及人士有志意者入其幕，以图举事。为此。金声桓、王得仁杀清廷巡按董成学，囚清廷巡抚张于天。前明大学士、居家在新建的姜曰广，则奉南明之制，封金声桓豫国公、王得仁为建武侯（据《永历实录》卷一•大行皇帝纪•永历二年。《南昌市政府志》二•大事记•清）。由是，南昌城中原已降清的军队，重新又打起了南明反清复明的旗号。消息传至清廷，四月，满清军铁骑由湖口入江西。五月朔（初一），满清军破九江；二日，下南康；七日，满清军千骑至石头口；八日，满清军“铁骑满西山”，“西岸哭声震野”（均据《永历实录》、《江变纪略》）。
　　满清军先在外围破饶州，“王师（鸿鸣按：指满清军队。）尾之至南昌，而令偏将自浔（鸿鸣按：指九江。）入搜麦源、青岚诸道，薄西山，故未下营，血刃已数百里。大兵围南昌……攻德胜门……”，西山附近的生米（今新建县生米镇）、市汊等地尽为满清军所占。满清军并用“锁围法，东自王家渡属灌城，西自难龙山属生米渡，掘壕载版起土城。自是内外耗绝……而制其毙”，“溽暑督工不停晷，上曝旁蒸，死者无虑十余万，死即弃尸沟中，臭闻数十里”（均据《三番纪事本末》卷三•金王之乱，《江变纪略》。），将南昌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至十月，南昌“城中粮尽，人相食，乃大出居民，两帅情=（宀是）尽为我得。”许多未能逃出南昌城的宁藩王孙纷纷以死殉难，宁藩王孙、曾任普宁知县的朱统=（钅朔）赴难死（据同治《新建县志》卷四十三•忠义•一“忠义姓氏……朱统=（钅朔）……以上诸人，均死明末之难。”）；王孙朱统=（四下金）女李万镒妻朱氏，投水殉难；朱鹤阜之女新建举人程显妻朱氏，以身触树殉难；瑞昌王支新建曹建平妻朱氏，抱儿一道投水殉难（均据同治《新建县志》卷五十二•列女上）；清军由南面的进贤门强攻金声桓、王得仁部，破城后，金声桓“赴池水死，得仁阵获，磔死。宋奎光、刘一鹏、郭天才皆被执，不顺命死。姜曰广赴偰家池死”。（据《三番纪事本末》卷三•金王之乱）南昌城内外再因这场“戊子之难”“死者又数十万，会天旱水涸”，赣江上下“浮尸蔽江，天为厉霾”，滕王阁附近的码头，殉难者的尸首淤塞于江，而无法行船（据《东明闻见录》、《江变纪略》、《清世祖实录》卷三八，等。）。
　　“戊子之难”殉难的人数，不亚于清军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其给南昌居民和宁藩宗室子孙所带来的巨大惨痛，成为了南昌贫民百姓和遗民士子们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江省戊己之变，百万为鱼仁者恫焉而不能救，然俱焚尽杀语，见诰谟何足怪，惟是城南三大掠，余所身经，窜魄逋魂，至今未召……”（据黎元宽《进贤堂稿》卷之十一•序•三十•寿王粮道太夫人邹序）徐世溥为此作《江变纪略》，黎元宽亦在《进贤堂稿》中屡屡言及而痛心疾首（黎元宽将江西南昌“戊子之难”与“甲申国变”、“海岛之不知何时”（鸿鸣按：指郑成功败走台湾。）称之为“三难”。见《进贤堂稿》卷十•序•朱赤山六十寿序。）。
　　在南昌周边地区，自满清军入关所颁发的“薙发令”以后，顺治二年（1645）清廷再次重申“髡发令”（据《清史稿》，清军在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击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当天，即下令关内、外民兵薙发，由于南方未定，处于策略的考虑，清廷又暂时收回成命。）：“今限旬日，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南昌及周边地区无不笼罩于“留头不留法，留发不留头”的恐怖与暴虐之中。在这几年中，清廷对明故宗室“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明宗室永宁王及官员九十余口被杀；明宗麟伯王、蔼伯王、义王被杀；瑞昌王朱统=（愗上下金）、宜春王朱议衍均被擒斩；清军孔有德还擒杀明宗室人员四十余口。
　　南昌城内的宁藩八支王府，或被清军占领，或在这场大劫难中化为灰烬。据黎元宽《进贤堂稿》卷二十八•募疏•八十九•广济桥募作佛寺序：“……广济桥……昔为上蓝，而今为佑清，其前后左右尽矣，王侯邸第荡于劫灰……”，“戊子之难”后，八大山人的祖业、原朱多炡的将军府，亦已成一片废墟。
　　面对南昌城内外所经历的“戊子之难”，鸿鸣以为：八大山人的“妻、子俱死”，一定也是死于“戊子之难”的这场大灾难中。这既是从“甲申”到“戊子”五年战乱中，八大山人由“父随卒”到“数年”间，“妻、子俱死”的史实，又是与八大山人“戊子现比丘身”紧紧咬合的背景时间和隐藏在字面之后的重要原因。因此说，饶宇朴所跋《个山小像》上的“戊子”字面背后所涵盖的意义，是引发让后人了解“戊子之难”，八大山人不得不出家的根本所在。
　　当然，这一切，均都是在无法得到史料确切记载的前提下，鸿鸣所作出的合理推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