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在介冈》之九
　　萧鸿鸣 著
　　
　　第二章
　　
　　八大山人来“介冈”之前的行踪
　　
　　天潢贵胄的明王宗室八大山人，在其十九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江西南昌府宁藩八支弋阳王府的祖藩地、奉国将军朱多炡位于南昌东湖的将军府内，“八岁即能诗”（据陈鼎《八大山人传》），十岁左右获封明宗室“辅国中尉”爵位（据《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十八岁弃爵以民藉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获“诸生”（秀才）衔（详见萧鸿鸣《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59至61页。）。金枝玉叶的明王孙八大山人，如何会从南昌来进贤介冈，并在介冈鹤林寺“得正法”于耕庵老人，这与明崇祯十七年（1644）的“甲申国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甲申国变”，是八大山人生命的转折点，也是后来促成八大山人在介冈生活十五、六年的根本原因。
　　1644年“甲申国变”，这一年八大山人十九岁。是年三月十九日，随着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陷北京紫禁城，大明王朝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八大山人顿时由大明宗室的王孙，变成了一个国破、君亡，且即将面临“父随卒……数年，妻、子俱死”（据陈鼎《八大山人传》）、为逃性命而窜伏山林的逃亡者。黎元宽说：“甲申大故，敷天痛心，东南事复，有不忍闻见者，覆舟之下无伯夷”（据《进贤堂稿》卷二十二•墓志铭•四十六•《太常寺少卿熊公鹤台墓志铭》）。由“甲申国变”到八大山人“戊子现比丘身”，前后有五年的时间，此时的八大山人颠沛流离，藏身何处？“剺破面门，手足无措”，“赢赢然若丧家之狗”的八大山人，是如何躲过了那段“当生不生，是杀不杀”（以上均为八大山人自题《个山小像》跋文。）生活的？史料均没有详细说明。但是，这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却成为了八大山人羁旅当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同时也成为了一直萦绕在八大山人内心深处的巨大情结。
　　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八大山人在进贤“介冈”继席耕庵老人做鹤林寺的“灌园长老”后，在介冈“灯社”创作了总结自己三十四岁以前生活的《传綮写生册》，在这套作品中，八大山人终于将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用书画的表现形式，给予了倾吐。由此可见，这段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是一直笼罩八大山人心头、影响八大山人在“介冈”生活的巨大阴影。但是，在研究界，由于记载八大山人这段生活文献的匮乏，更加之后人对文献诠释的误区，致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八大山人生平研究当中的一个悬案。
　　
　　一、崇祯十六年“隐居南昌蓼洲”
　　
　　张庚在《八大山人朱重容附》（据《国朝画征录》）中说八大山人、朱容重“乱后隐居南昌蓼洲”（张庚的《八大山人（朱重容附）》，此“朱重容”应为“朱容重”之误。张庚的“乱后隐居南昌之蓼洲”在该文中虽附在朱容重之后，但作为主述者八大山人，当为囊括。），历来的八大山人研究，均都将此“乱”归为“甲申国变”之“乱”，而认定八大山人“乱后”，先“隐居南昌蓼洲”，继而再由此或“遁奉新山中”，或“遁进贤山中”，并未对“隐居南昌蓼洲”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古人文章中对文字的严格要求，不能不使鸿鸣对张庚文中所叙述之“乱”产生怀疑。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的“甲申国变”，历来的史籍均称之为“变”，而非敢言“乱”，这是因为自满清政府入主中原后，统治中国有长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明末清初文献，均经历了有清一朝的过滤，其撰著者，大都曾是生活在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子民。有些明遗民的书籍，即使有以“乱”称者，也在刊梓之时进过删改或在以后的“文字狱”当中被销毁。因此，谁也不敢说由明到清的改朝换代大变革是“乱”。因此这一“乱”说，必定是另有所指。张庚“乱后隐居南昌蓼洲”的明确地名“蓼洲”，也并非是指八大山人的“奉新”和“进贤”的佛门之逃遁。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明末八大山人尚处在大明王朝金枝玉叶身份的十九年生活当中，“甲申”前后南昌及周边地区的动荡，使八大山人和族侄朱容重等明宗室子孙，确曾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寇乱”。
　　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小春，南昌周边地区就逐渐“乱”了起来，张献忠的农民军包围南昌，南昌城里的明宗室子孙们，为此纷纷躲避“寇乱”而逃亡山中。宁藩王孙朱谋臹成在由南昌城里避乱于西山小东坡所作的《入山》诗说：“特地烽烟起，入山深未深。雨辞愁里下，泉许梦中听。乍喜骨肉聚，密言庭户扃。一家离乱外，安稳小东屏。”前有题记曰：“崇祯癸未小春寇至，谋野于厌原山之小东坡，前林萧萧雨意，后三日=（氵尸立）、漼二孙寻求，聊以志喜。”（据同治《新建县志》卷八十七•艺文诗•四，《西山志略》卷一•朱谋=（至成）•西山避乱诗。江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西山志略》无前小引。）至该年十二月，张献忠由南往北先后攻陷了建昌（今江西南城县）、抚州（据《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壬戌，张献忠陷建昌（今江西南城县）”，“丁卯，张献忠陷抚州（今江西抚州市）（今江西抚州市）等地。
　　很显然，比照朱谋臹逃往西山小东坡的所为，张庚文中所说的“乱”，正是张献忠包围、攻打南昌周边地区而引发的“寇乱”。
　　八大山人在这场“寇乱”当中，也像朱谋臹及其他明宗室子孙一样，举家由南昌东湖弋阳奉国将军朱多炡的将军府，避祸隐居于南昌郊区的“蓼洲”了。因此说，张庚文中所叙述之“乱”，实乃是张献忠之“寇乱”，而非1644年之“国变”。
　　以明代江西所经历的所有“寇乱”、“匪患”性质而言，大都以杀明宗、掠钱财，越富贵为目的，其特征即在于“呼啸而过”，劫掠迅速而“来去如风”。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匪患”或“寇乱”来临之时，纷纷“作鸟兽散”以“避”其锋芒，“匪患”、“寇乱”过后，亦再“三三两两”重回家园。
　　以“避难”的心理及“避难”的一般规律而论，人们在“作鸟兽散”之时，均不忍离家太远，待“匪患”和“寇乱”结束后能尽快回家。
　　“蓼洲”在南昌城外之西，同治《新建县志》卷六•水•十：“蓼洲在城西一里南塘湾，二洲相并，水自中流入章江，有居民数百家，一名谷鹿洲。郦道元云：赣水又迳谷鹿洲即此”，“蓼洲”与东南面的滕王阁相隔赣江而遥遥相望（即今之南昌市内江西省博物馆附近。），在明清之际，其地不仅偏僻，且两岸往来的交通工具，唯有渡船而已。这种隔江而望的天然屏障，是南昌城内的百姓和各王支的王孙们暂避“寇乱”锋芒，又在“匪患”劫掠之后，拖家搴口及时得以返回家园的最佳之地。黎元宽明末罢归后即因“乱”隐居于此，罗牧晚年亦择地建宅长居于此（详见萧鸿鸣《“江西派”开派画家罗牧》）。
　　以八大山人因“乱”而隐居于一江之隔的“蓼洲”而论，张献忠的这次“寇乱”，正与张庚所言之“乱”的性质相符。即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小春，八大山人为避张献忠的这次“寇乱”，举家隐居来到了南昌郊区赣江以西的“蓼洲”。换言之，张庚在《八大山人朱重容附》中言八大山人与朱容重“隐居南昌蓼洲”之“乱”，实乃是张献忠崇祯十六年癸未小春、围困、攻打南昌之“寇乱”。
　　此次“寇乱”，据大明王朝的覆灭，尚有整整一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