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亚马逊河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蝴蝶效应”已经形成。一个名为“次级房贷债券”的金融衍生产品，从2007年起引发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华尔街的几大投资银行相继破产，到2008年9月中旬，危机迅速蔓延，最终酿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到目前为止，还无法预料这场风暴的结局，危机依然深不见底。
　　考察这场危机的根源，经济学家有一个说法，叫做“对创新的监管缺位”。像“次级贷款”、“由按揭支撑的证券”、“对冲基金”等金融术语，非圈内人如我辈者是听不懂也搞不清的。但据说，这正是20世纪美国最有名也最吸引人的金融“创新”产品，一度被称为时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没想到，正是这些“创新”这次要了不少金融大亨的命。
　　我们不能说一切都是创新惹的祸，但我们确实有必要对创新的原则、方法、目的进行反思，尤其是对我们的教育创新——目前教育领域的创新方兴未艾，层出不穷，这里面有不有盲目的、不切实际的“创新”，是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有利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没有人披着“创新”的外衣欺世盗名。我想，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教育创新应该有一些警示作用。
　　
　　 创新不相信权威
　　
　　其实，多年前就已经有经济学家批评美国的经济政策，他们尤其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颇有微词，说，不要以为所有的金融“创新”工具、手段或产品都是利大于弊。但美国的那些金融大亨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甚至说：“我们不需要国家的干预，我们足够强大，可以应对各种问题。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有市场来纠正，否则银行的倒闭咎由自取。”他们的狂妄和不负责任，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的金融灾难。
　　谁也不会怀疑创新对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推进人类文明前进的巨大意义，但却很难容忍那些哗众取宠的“伪创新”和以创新为名行欺骗之实的“假理论”。
　　教育改革中有没有这样的“伪创新”、“假理论”？难说。一些人以为搞教育理论很容易，改革很简单，创新也是家常便饭，只要想做就可以做到，仅仅读了一两本教育概论（有的人可能没读，或者没读通）就可以高谈阔论，指手画脚。他们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探索了几年，出了几本书，他们累了，可是教育的规律却并不向他们低头。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得很深刻：“不要以为有一双脚就可以做鞋样。”对教育，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发言，但却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搞“创新”的。没有扎实的实践经验，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更没有无条件献身教育的心愿，只在教育的大观园里尝了尝知识之树的一个果实，便忧郁地宣称它又酸又涩，这是对科学、对真理的大不敬。
　　前些年，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风行一时。有人说，上帝死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再没有了心灵的约束和监督，从此他可以随心所欲，他就是自己的权威。有教改先锋放言：“现在是打破一切樊篱，打倒一切权威的时候了。人人都可以创新，人人都是自己的权威。”“先锋”极具鼓动性的话语眩人眼目，一时间教研教改热闹极了，“快乐”、“成功”、“愉快”、“情景”、“游戏”、“互动”……各种名词纷至沓来，各种观念凌空而入，各种教改此起彼伏，这一方锣鼓还未停歇，那边的喇叭又响起来了，“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苦了老师，在眼花缭乱的试验中，老师们无所适从。有一点，也许人们没有想到，“先锋”在破除别人权威的同时，却树起了自己的权威。
　　新一轮课改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这是对传统教学理念的挑战，是破旧立新，是观念、思想、方法的创新。不破不立，没有改革就罔谈发展和进步。问题是如何破，又如何立，破立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平衡和维护，是否有一定的法则和依规。
　　曾听过一节公开课。老师要学生解释“豁然开朗”的“豁”，学生说：“‘豁’不就是‘豁出去了’么。”学生的回答明显错误，老师却表扬他：“你的解释很有创意。”如此鼓励，据说是为了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如果有错不纠，势必以讹传讹，学生怎能学到真知。为了迁就学生，而放弃正确的东西，这不仅是教师的悲哀，简直就是对教育和教师的亵渎！有的老师为了给学生减负，不给学生压力，不要学生背，不要学生记，教学中遇到难点绕过去，课堂上热热闹闹，学生轻轻松松。教学任务没有完成，教学目标没有达到，这些都不去管了。
　　现在的教育理论创新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故作高深，故意把话说得玄妙难懂，以便把他的枯燥乏味、毫无新意的理论隐藏在媚惑人的新词新术语中；二是过分自信，自以为是，以为一切都易如反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一看他们的书，一听他们的讲话，就仿佛觉得教育改革、教育创新不过尔尔，跟着他们就行了，因为他们是教育领域最权威、最有发言权的人。
　　对这些人而言，上帝死了，他们成了“上帝”。其实理智的人都知道，上帝死了，谁也不能到代上帝的位置，没有上帝的注视和责罚，我们得更加谨慎和小心了，同时我们还得擦亮眼睛，警惕一些人假借“上帝”之名，欺骗世人。
　　破亦有度，立亦有法。人类也许不需要上帝，但即使天上的上帝死了，人的心里还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上帝，这样，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才不致于像泛滥的洪水，更重要的是，我们才会明白自己的责任。
　　
　　 舶来品不是创新
　　
　　这次金融危机，据说我国一些商业银行也损失不小，因为我们买了别人的不少产品，而且一些商业银行一直在学华尔街的做法，模仿他们的“金融创新”。事实证明，盲目的模仿，机械的照搬，是根本行不通的，就像俗话说的，“别人的鞋子做得再好看，如果不合自己的脚就没有用”。
　　我不想说那些昙花一现的很能吊人胃口的新理论，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在我们的教育理论界，大家很容易吸收并接受国外的创新理论，尤其是来自欧美的教育理论。是的，在我们这里，教育科学、教育理论、教育创新的方法和概念远不如别人发达，我们承认比别人有距离，所以我们应该虚心学习，我们不能拒绝别人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有必要从别人那里汲取养料来充实、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崇洋但不媚外。事实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接受并占有别人的理论成果，却很少有人能够踏踏实实、执着沉潜地在探索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别人流着血汗发掘了真理，我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我们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积极推广他人的理论，还美其名曰“创新”。想一想吧，我们的“创新” 成果充其量只是一个螟蛉之子，我们跟他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且不说别人的孩子难以带得亲热，异国他乡的人来到咱们“中土大唐”会不会水土不服呢？一味倾听别人的声音,自我却“失语”了；盲目借助别人的眼睛，自我却“失明”了。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的不少教育“创新”，其实并非在研究者用自己的眼睛和实践探索出来的，因而并未形成自己的“新眼睛”。
　　创新改变了世界，创新却并没有很好地改变教育，教育没有留下多少创新的痕迹。如果我们细心地、深入地考察当下的中小学教育，我们会发现，学生的负担有增无减，分数仍然是衡量学校、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的甚至惟一的尺度，高中教育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愈演愈烈。我的话是不是太直白了一些？
　　作家毕飞宇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他到一所大学演讲，演讲前，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两行字，一行是农民、会计、教师、士兵、骗子，一行是睿智、淳朴、勇敢、下流、精明。他问，同学们能说点什么呢？一个女生站起来说：“睿智的教师，淳朴的农民，勇敢的士兵，精明的会计，下流的骗子。”毕飞宇听了，当场感慨万端，他说：“我们的教育使得我们的精神与思维都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定式，有了语感，都说得顺口了。你怎么知道农民都是‘淳朴’的，士兵都是‘勇敢’的？你的依据是什么？在生活里，没有‘农民’，只有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农民有可能是‘睿智’的，一个具体的骗子也有可能是‘勇敢’的，而一个会计很有可能是‘下流’的。我们不能总是‘跟着老师有表情地朗诵’，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要自己看，自己分析，自己判断，不能跟着语感走，不能背诵。带着‘淳朴的农民’这一现成的观念走向社会，你永远也不能了解中国。”
　　用舶来的概念来指导引领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也可能永远走不出别人的影响，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甚至永远不会有我们自己的教育。还是邓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自己过河，河上激流暗礁，风云变幻，别人如果同情你，他的话也许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别人如果对你的方向、目的地并不了解，他的话就可能误导了你，别人如果居心叵测，那你能听他的话吗？
　　
　　 不要在创新的幌子下干蠢事
　　
　　无数分析华尔街为什么倒塌的文章中，有一个词被提得最多：“贪婪”。
　　美国曾经利用完备的法律保障企业的良心，但是当法律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企业良心就被踩在了脚下。
　　有人曾跟踪世界500家大公司，他们发现，这些百年不衰的大企业大公司有一个共同点：都把企业的社会目标、社会责任置于商业利润之上。比起产品的价值，他们更看重人的价值；比起企业的生产价值和利润价值，他们更关注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一个企业只有始终坚持自己的良心，才能任凭商场风急浪涌，永立潮头。
　　搞理论研究同样要有学术良心，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
　　在我们的办事习惯中，有一个“交学费”的说法，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在工作和生活中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能以“交学费”为借口，不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吗？我们可以盲目行事，把自己的错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吗？尤其是，我们能让别人为我们的错误“交学费”吗？
　　在教育改革中，很多荒唐的现象只因为披着“创新”的外衣就大行其道；即使失败了，也因为“创新”就可以得到原谅。还有一种人提出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天晓得他是替谁说话，他说出来的是谁的思想。把自己的偏见带到研究和工作中，或者说，把自己并不正确的观点强加给受众，这不正是今天一些研究者的通病么？这样的创新除了折腾教育，折腾老师，折腾学生，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这是创新的异化！
　　有一个老教育家曾语重心长地说：“教育要对人的成长负责任，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否，关涉一代人的成长。所以任何教育改革与创新，必须慎之又慎。对你的教育试验来说，失败了可以重来，但是学生呢？谁为学生的成长负责？我们的教育失败不起啊，尤其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的教育失败就是一个家庭的失败。”
　　现在有人对教育创新的热情很高，经常有新的理论出来，可是这样的理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为什么这些人渴望并追求创新，而仍旧搞不好创新，拿不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呢？一方面，一个最主要的普遍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教育，没有对教育深刻的把握，不知道要通过教育创新解决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创新能力，过分相信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在逼仄的小径上横冲直闯，在梦想中自我陶醉。有时候，他们在“创新”的幌子下干了蠢事，做了傻事，却因为是“创新”是“尝试”而无人计较。家长们太厚道了。
　　不懂得尊重科学，对创新毫无敬重之情，那么热情也罢，幻想也罢，都是徒劳。尊重真理——这才是大智的起点。
　　是的，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为他们愚蠢和盲目的“创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破产了。那么教育创新呢，如果失败了，家长和学生能为这样的冒险者买单吗？他们买得起这个单吗？他们愿意买这个单吗？
　　
　　 创新允许争论
　　
　　科学并不像宗教那样有森严的庙堂，受伤的心灵可以随时走进去接受抚慰，寻求皈依。到达科学的顶峰必须经过一片不毛之地，而且科学探索很容易遭受心灵和物质的重大损失，而仍然一无所获。教育创新也是如此。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就对创新退避三舍，这当然是不可取的。现在有人对创新有一种误解，以为创新一定得出成果，而且一定要有轰动效应。因此，人们的创新理论一旦出世，就急于在教学中去试验和应用。且不说创新之路艰难困苦，创新成果得之非易。即使有了一种新理论，它的应用价值就一定会显现出来吗？
　　当下的理论界，最缺少的是一种健康的争鸣和讨论，而科学是最需要争论的，只有争论才能有真理出现。貌似一团和气的互相吹捧，庸俗的赞美是不利于科学真理的。英王亨利四世说：“但愿上天保佑我不受友人的伤害，至于敌人则让我自己去对付。”事实上，新的理论一旦问世，在它周围迷雾般的氛围中就会出现一些恭维它的友人，但这些友人可能正是它最危险的敌人。有时，貌似友人的人，或者有心作朋友却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人所造成的伤害，比来自敌对营垒的攻击更可怕。正如在教学论中，一些貌似科学的言论和实验对教育学的破坏一样，人们在它的假面具下被迷惑了，而科学的真理却遭到了践踏。
　　一位小说家曾说：“我对我们的教育真的很不满意，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扭转今天的教育局面。教育有问题，当然要改进，可是，你能相信吗？我对许多教育创新的恐惧超过了对维持现状的恐惧。现在有许多教育改革没有最起码的科学精神，一点都没有常识理性。”
　　言者谆谆！因为小说家本人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孩子，孩子超负荷的学习让他心痛，让他无可奈何。这位小说家继续说：“我当然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但是，作为父亲，我看到我的孩子读文学作品我就生气，有时候都想把他手上的书抢下来扔掉。为什么？他太辛苦了，眼睛也吃不消。如果有时间，我最大的愿意就是带孩子去打球，可他偏偏就要偷偷摸摸地读课外书，我怎么能不为他的健康考虑？老实说，一说起教育，我就会感受到一个‘社会人’和一个‘父亲’的尖锐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人格是严重分裂的，我太矛盾了，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我和千千万万的父母一样，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
　　听了这位小说家的话，作为教育中人，我的背脊上丝丝地冒着冷气。可是，我却很少听到人们尤其是搞教育理论研究的人对这个问题应有的争论。
　　再比如，我们的新课程改革强调要让学生动起来，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所以课堂里，学生提问多，讨论多。可是美国的教育研究者，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成绩好的学生和适应能力非常强的学生，更喜欢通过倾听来学习。让学生“动”还是“不动”，这样的问题不值得争论一下吗？
　　我想起了赫尔岑对黑格尔的评论，赫尔岑说：“黑格尔常常把原理探索出来而不敢承认原理的一切结果，发展被弄得如此复杂，明确性被弄得模糊不清。尽管黑格尔的天才是非常巨大而有力，可是他怕把话简单明了地说出来，因为他不敢前进到自己的原理的最后结果；对于不惜一切地、彻底地接受全部真理，他还缺少英雄的气概。”
　　赫尔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格尔的时代局限，这是巨人对巨人的批评！作为思想的巨人，黑格尔和赫尔岑都是一个时代的高峰，我想，他们站在各自的思想高峰上，一定有孤独感和寂寞感。但黑格尔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赫尔岑对他钦敬有加，即使是批评，也是真正理解了黑格尔思想的批评，这种深中肯綮的批评，就像一个高明的医生的针灸，熟悉病因，又熟谙经络，下针稳、准、狠，一下戳到痛处，让病人在惊出一身大汗的同时，如释重负。教育创新太需要这样的批评和论争了！不是意气用事，更不是互相攻讦，而是为真理而争鸣。
　　
　　 创新不能抛弃传统
　　
　　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需求过于旺盛，与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看起来大相径庭，但有专家说，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看来，这两种危机本质并无不同，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要害仍是为了解决“生产过剩”。所以有人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仅对今天的经济活动仍然有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其深刻性即使在今天的语境下，仍然无人能望其项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最经典的东西、最优秀的传统永远不会过时。
　　教育创新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教育理论亦是无比丰富和深刻，就拿孔夫子的教育理论来说，其中的精彩论点至今仍被人经常引用，比如：“有教无类”——面向每一个学生；“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特别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思维的积极状态，等等。孔子以后，孟子、荀子、董仲舒、颜之推、韩愈、朱熹、王阳明、戴震、王夫之，中国古代教育家群星璀璨，传统教育理论源远流长，这不仅是教育创新绕不开的节点，更是教育创新巨大的营养库。
　　传统蕴藏在经典中，做学问的人尤其需要经典的陶冶和滋润。今天一些所谓的教育创新之所以会变味，沦为不伦不类的“蹩脚猫”，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养料。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一书中回忆他初学黑格尔哲学的情况时说：“我甚至这样想，没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蒲鲁东的《社会经济矛盾》，没有经过这一熔炉和锻炼的人是不完全的，是不现代化的。”读十本二十本畅销书流行书，不如认真读一本经典。畅销书虽然如精神快餐般，也可以让人入迷着魔，但其思想内涵有限，看后即忘。而经典就像大米饭，也许吃起来并不觉得如何美味可口，但人的生命中却不可或缺，它对人的营养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的晓畅直白、脍炙人口也是今天一些理论著作难以比拟的，有人说，读一本今天的教育学专著是一种巨大的劳动，也许写它还要轻松得多。
　　理解传统，就是为了超越传统，就是为了创新。传统与创新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和壁垒。对于一些青年学者轻视传统，盲目崇洋，有台湾学者就说，这似乎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久经历史考验的传统精华，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已经扎下了深深的根，谁也无法拂去传统的烙印，谁也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响。教育创新不吃透传统行吗？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创新会有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