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之十
　　
　　 萧鸿鸣
　　
　　5、谬种的辩证和三十年的大讨论
　　
　　谬种的迁延，在持续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随着“八大山人研究”步入实质性研究阶段，并由此而形成了“八大山人研究学”，许多有识之士的参与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八大山人”和“朱道朗”的史料，被许多学者发现并得以公布。海内外的一些学者们渐渐地发现，“八大山人”在1644年明朝灭亡后的佛门释家生涯及其生平事迹与行踪，与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的身份、行踪具有着完全不相吻合的巨大差异，“八大山人即朱道朗”的这一巨大谬误，才在学术界被发现并给予公布。“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问题，开始逐渐被学术界视为“问题”，从而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证和讨论。
　　为此，这些学者们在文献和史料的发掘基础上，对“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二者在“入佛”、“为道”，行踪、交游，作品、思想等诸多问题上，进行了全面、大量而细致的甄别和剥离；对“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各自生活过的许多地方，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考古发掘。经过学者们近三十年的不断探索、辩证和研究，先后有王方宇、叶叶（吴同）、汪世清、萧鸿鸣等众多的学者，陆续写出了一批史料翔实、考证严谨、结论客观的研究文章和论著。这些文章有（此处所举之文章，仅限于有涉“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相关研究内容，不包括单独对八大山人艺术之研究、无涉“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论文和文章。）：
　　
　　王方宇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有：
　　
　　《八大山人书画纪年方法》台湾《中央日报》1968年11月8、9日。（方宇先生在该文中，因没得到第一手文献，故在文中说：“近年颇有人努力研究（按指李旦），……又根据《青云谱志》说他（按指八大山人）就是创建道观青云谱的朱道朗，并且把南昌的青云谱道观改成八大山人纪念馆”，但是对李旦之文和“朱道朗即八大山人”之说，保留了相当的谨慎。）
　　《论李旦〈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中的八大山人生卒问题》，台湾《大陆杂志》第39卷第1、2期合刊，1969年7月31日。
　　《故宫〈传綮写生册〉与八大山人早期作品》台湾《书画月刊》第5、6期，1970年7月30日。
　　《八大山人对齐白石的影响》台湾《大成月刊》第20期，1975年8月1日。
　　《八大山人诗试解》台湾《大成》第15期，1975年9月1日。
　　《八大山人的〈世说新语诗〉——“不可解，则可不解。不解，以不解解之》台湾《大成》第22期，1975年9月1日。
　　《八大山人的书法》（上）台湾《艺坛》第91期，1975年10月。
　　《八大山人的书法》（下）台湾《艺坛》第92期，1975年11月。
　　《八大山人和朱道朗》台湾《大陆杂志》第53卷第一期，1976年7月15日。
　　《八大山人对吴昌硕的影响》台湾《艺术家》第19号，1976年12月。
　　《八大山人书法编年》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学报》第2期，1976年12月。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共同友人》台湾《大成月刊》第54期，1978年5月1日。
　　《两部八大山人书中书画的真伪问题——同形异本》香港《大成月刊》第54期，1978年5月1日。
　　《八大山人论集》（该论文集，首次将散发在全球各地、各种学术刊物的有关“朱道朗即八大山人”与“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研究文章集于一书。王方宇先生还在每一篇文章之后，均以跋语的形式，指出其关键性的问题、文章当中的错误、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对以后学术界“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研究、辩证和深入，具有开创性、提出问题、以及对整个研究界，均具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功绩。）上、下，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元月印行。
　　《研究八大山人诗的先决问题》台湾《八大山人论集》第477至495页，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元月印行。
　　《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问题》八大山人纪念馆编《八大山人研究》论文选集，1986年10月。
　　《有关八大山人〈木瓜图〉册页的一些问题》八大山人纪念馆编《八大山人研究》，1988年11月。
　　《个山小像题跋》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六卷第十期，1989年1月。
　　《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 The Life and Art of Bada Shanren(1626-1705)》（即《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生平与艺术（1626—1705）》，其内容在鸿鸣1997年11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中，有详细介绍。因该著作在中国大陆无翻译本，鸿鸣的藏本，系方宇先生亲赠，故依原文照录。），美国耶鲁大学，1991年。
　　《八大山人的语言文字》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1996年。
　　《中国名家法书•9•八大山人•法书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中国名家法书•10•八大山人•法书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叶叶（吴同）先生的文章有：
　　
　　《论〈胡亦堂事变〉及其对八大山人的影响》（该文以振聋发聩之声，驳斥李旦《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一文中的诸多谬误，以八大山人遗留在同治《临川县志》当中的十首诗为基础，论证了八大山人与胡亦堂的关系并非李旦所说“诱使他为清廷效劳”的一段史谜。并以大量的史实，揭开了八大山人在临川，朱道朗在南昌青云谱两人的不同行径，两人一释、一道的身份。第一次在文中明确地向读者发出了“八大山人只是八大山人，朱道朗只是朱道朗，原自二人，岂可一之！”的呐喊。为以后“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辩证，起到了掣领先河的作用。），台湾《大陆杂志》1975年12月15日，第6期。
　　《论朱容重、牛石慧与八大山人的关系》台湾《大陆杂志》第53卷1期。1976年7月15日，
　　《〈八大山人和朱道朗〉读后》台湾《大陆杂志》第53卷第6期，1976年12月。
　　《从〈个山小像〉论八大山人的身世问题》台湾《大陆杂志》1977年6月15日，54卷6期。
　　《八大山人原名朱议冲的商榷》台湾《大陆杂志》1982年2月15日，64卷2期。
　　《读朱道朗跋=（月瞿）仙〈筮吉肘后经〉后——再论八大山人非朱道朗》台湾《大陆杂志》第65卷第5期，1982年11月15日。
　　《八大山人的身世问题》，台湾《大陆杂志》第54卷第6期，1977年。
　　
　　饶宗颐先生的文章有：
　　
　　《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明遗民书画研讨会纪录》第八卷第2期，1976年12月。
　　《八大山人〈世说诗解〉——兼记其甲子花鸟册》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明遗民书画研讨会纪录》第八卷第2期，1976年12月。
　　《日本东京金冈氏藏个山〈癸年画册〉跋》1983年
　　《八大名号与禅学》1987年。
　　《八大二字与哭笑问题》1987年。
　　《禅僧传綮前后期名号之解说》上海《多云》第十五期，1987年10月。
　　《〈传綮写生册〉题句索隐》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研究》，1988年11月。
　　《八大绘画构图与临济曹洞法门》1991年。
　　《〈个山小像题语〉之禅宗典掌》1991年。
　　《〈传綮写生册〉题句笺》1991年。
　　
　　汪世清先生的文章有：
　　
　　《八大山人小考》香港《大公报》1982年11月7日（该文系汪世清先生第一次涉足“八大山人研究”领域之文章。文章延续并展开叶叶先生在《论〈胡亦堂事变〉及其对八大山人的影响》一文中讨论的诸多问题，以八大山人遗留在《临川县志》当中的诗，论证了八大山人“在康熙丁巳（1671）和辛丑（1681）之间，他仍然为僧而不是为道，也不是亦僧亦道”的重要史实。同时驳斥了李旦《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一文中的诸多谬误，并得出了“八大山人与胡亦堂相交很深，而且八大山人是十分珍惜这份友情的”的结论。）。
　　《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八大山人小考之二》香港《大公报》1982年12月5日（该文以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手段，考证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交游不同的史实，再一次以铁的事实，向研究界发出了“朱道朗绝不是八大山人，八大山人也绝不是朱道朗”的呼吁。）。
　　《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第2期，1983年（）。
　　《八大山人的名和号——八大山人小考之三》香港《大公报》1984年3月11日。
　　《八大山人的“病颠”问题——八大山人小考之四》香港《大公报》1984年7月1日。
　　《清初四大僧合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五卷，1984年。
　　《八大山人的诗和文——八大山人小考之五》香港《大公报》1985年1月13日。
　　《八大与天外——八大山人小考之六》香港《大公报》1985年4月6日。
　　《南州喜晤黄砚旅——八大山人小考之七》香港《大公报》1985年11月16日。
　　《再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北京《文物》杂志第8期，1986年（汪世清先生在该文中用乾嘉学派的方法，立足《青云谱志略》的史实，第一次对朱道朗的生卒年进行了考证，综合以往八大山人研究诸问题，以“行踪分辙”、“交游各友”、“佛道殊途”章节，系统而掷地有声地，向世人论证了“八大山人就是八大山人，朱道朗就是朱道朗，他们是两人而非一人”的史实。）。
　　《八大山人与林木文》香港《大公报》1988年5月9日。
　　《八大山人的世系问题》上海《朵云》杂志第4期，1990年。
　　《三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香港《名家翰墨》第五期，1990年（该文在前诸文论的基础上，以八大山人《个山小像》与朱道朗《良月炼师像》进行比较；以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晚年“不同归宿”的证据，第一次提出了“伪始何时”的问题，并指出了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徐忠庆把“这种鱼目混珠的有意作伪，目的是要用八大山人来抬高朱道朗，从而抬高自己”的作伪目的。）。
　　《八大山人的家学》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8卷第12期，1996年。
　　
　　萧鸿鸣的文章及著作有：
　　
　　《洪崖——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第2期，1993年（该文以研究界从未涉及的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同时并存于南昌西山的一段史实，将朱道朗在西山做道士的时间，与八大山人出家前的王孙身份进行比较和考证，辅之于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完全不同的作品情感及相关文献和史实，得出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早期虽同处西山一地，但其行踪不同，思想和感情不同的史实，为辩证八大山人不可能是朱道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11月（该书为第一部八大山人生平之著作，以最新的八大山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在书中明确地以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完全不同的行踪，交游、作品进行分条缕述，并将新发现的文献和史料予以公布，又以大量的注释，对前人未曾涉足的八大山人与朱道朗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考证。对以后的八大山人研究，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进一步辩证，提供了脉络清晰、文献来源及检索的便利。书籍出版后，为十多年来“八大山人研究”界和“八大山人研究”的学者们，常引用和必备之工具书。亦因为该著作是第一部全面考证八大山人生平，及全面反映八大山人作品之著作，而获得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著作”奖。）。
　　《八大山人印章款识的含义及变化》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博》第4期，1998年。
　　《八大山人印款说》（该书全面考证与阐释八大山人的印章和款识，将历年讹误的朱道朗名、号与八大山人的名号进行了剥离，并指出其谬误所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5月。
　　《南方文物•八大山人专辑》第1期，1999年，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博物馆馆刊，其文章包括：　
　　《也谈八大山人的几个问题——兼致杨新“八大山人三题”》；
　　《八大山人与蔡秉公相交考》；
　　《八大山人与宋荦》；　
　　《新见八大山人的款识和一封信札》；
　　《一峰还写旧山河——客观地评价八大山人的气节》；　
　　《近在咫尺 同宗同源——八大山人与青云谱》（该文以“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回避的“八大山人与青云谱”问题，以史实为基础，正面、客观地第一次提出了八大山人与青云谱确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将所知的八大山人涉及在青云谱的诸作品一一列出。以直面的态度，指出八大山人有涉青云谱的作品，是因青云谱道士舒性的“两度相邀”，“以品茶的形式前往青云谱去过两次”的关键性问题。）；　
　　《赝本之最恶者 不必明眼人始能辨之——八大山人的赝品》；
　　　 《八大山人绘画风格的传承与精神》； 　
　　《大俗则是大雅——八大山人诗偈选注》。
　　《八大山人牛石慧几个史实问题的实地调查》（该文以实地考察的调查报告方式，将地方史志中，记载八大山人三百年前在奉新出家的寺庙“耕香院”，牛石慧出家的“牛石庵”，由深山荒芜颓废的野地中找到，并取回实物。从而证实了八大山人在奉新做和尚之时，不可能又在青云谱做道士的史实。同时又证明了牛石慧不可能是八大山人的史实。）江西社会科学院院刊《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
　　《曹洞临济两兼之——有关八大山人与禅门关系的几个问题》（该文第一次系统地将八大山人在禅门当中的世系、派系予以明确地公布，并列举八大山人晚年与佛门保持紧密关系的事实，揭示了八大山人返俗后的晚年，仍然是以一个佛教徒的身份与世人交往，其晚年的可考史实及生活状态，完全不可能在青云谱做道士并当住持的史实。）江西社会科学院院刊《江西社会科学》第10期（总第167期），2000年。
　　《关于牛石慧史实问题的实地调查》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第2期，2000年。
　　《考据重在实证——〈牛石慧即马士英〉质疑》（该文对有八大山人与朱道朗所产生出来的诸多讹误进行了辩证，以文献中铁的史实，阐述了朱道朗、朱道明、马道常、牛石慧的关系。以充分的史实证据，证明了牛石慧即不可能是八大山人，牛石慧更不可能是所谓的“马士英”。）江西社会科学院院刊《江西社会科学》增刊（1）2000年8月20日。
　　《八大山人、牛石慧几个史实问题的实地调查》江西社会科学院院刊《江西社会科学》增刊（2）2000年8月20日。
　　《清初遗民书画家朱容重诸问题及其作品》江西社会科学院院刊《江西社会科学》11期（总第180期），2001年。
　　《生在曹洞临济有——有关八大山人与禅门关系的几个问题》（该文为修订增补《曹洞临济两兼之——有关八大山人与禅门关系的几个问题》之文，原系薛永年先生参与编辑江西美术出版社《八大山人全集》之约稿，载于《八大山人全集•第五卷•附编》当中之第三篇（已印行，参加该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后因《八大山人全集》编委中某吴姓人氏冒称是鸿鸣之“老师”等莫名其妙的人事问题，江西美术出版社竟特将该文撤换，并在该《八大山人全集》中，仅收鸿鸣四文、著之书名、文题，附于该《八大山人全集》之末尾。因该文涉及八大山人在禅门当中的重要史实，故《美术研究》依全文照登载。2004年中，鸿鸣在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学期间，曾冒认为鸿鸣“老师”之人，亦在台下听讲之列。讲座结束后，该吴姓人氏“老师”在众多人员的陪同下，虽前来说明“弄错了”，但作为意图成为一部权威性著作的《八大山人全集》，却没有收录涉及八大山人与禅门关系的重要相关文章，是为憾事。）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季刊，第2期（总第106期），2002年5月15日。
　　《孤本〈梦川亭诗集〉与八大山人临川行踪考》（该文以新发现的《梦川亭诗集》为史实依据，将八大山人生平当中失落在临川一年半的时间，予以了详细地考证。即填补了八大山人生平当中一段重要的空白，又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论证了在临川与胡亦堂相交时释家身份的八大山人，完全不可能同时在南昌青云谱当道士的史实。该文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J2第6期全文转载。黄苗子先生鉴于自己所发表的关于“八大山人即朱道朗”的诸文章，故隐姓埋名以其儿子“黄大彬”之名前来造访，希望能看到该文在发表时，因页面有限，被删减了的许多考证过程和大量的注释部分，同时希望能得到《梦川亭诗集》的复印件。在鸿鸣被邀请至北京朝阳医院对面国务院宿舍其寓所时，因其儿媳（黄大彬之妻）不知就里，遂告知“黄大彬”即黄苗子。其夫人郁风先生，亦对黄苗子先生冒其子“黄大彬”之名，向鸿鸣作了歉意的解释。）江西社会科学院院刊《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总第195期），2003年2月25日。
　　《八大山人法帖•瓮颂》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南昌市民革明清书画研讨会论文，2004年。
　　《黄宾虹对八大山人推崇的实质及所涉及相关问题蠡测》纪念黄宾虹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8月。
　　《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上、中、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八大山人诸问题——答江西商报记者》（该文标题见报时，《江西商报》后改题为《我以我魂写山人——商报记者对话〈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作者萧鸿鸣》发表。这是鸿鸣第一次以公众媒体的形式，直面向普通读者介绍“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并在问答中指出“青云谱”作为“八大山人纪念馆”的诸多先天性缺陷等问题。报纸整版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讨论。）2005年2月18日。
　　《八大山人研究——八大山人的王室家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八大山人研究——八大山人现存诗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八大山人研究——八大山人研究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八大山人研究——“江西派”开派画家罗牧》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故国何在——萧鸿鸣八大山人诗意画展•暨萧鸿鸣八大山人研究学术展》（此一学术展期间，鸿鸣先后在韩国弘益大学、忠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座。对韩国的八大山人生平研究，其在皇室中的身份、禅门当中的世系、八大山人的作品、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指导，使韩国对“八大山人研究”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韩国现代美术馆、首尔、大田等地，2006年12月。
　　《汤显祖与八大山人先人交游考》纪念汤显祖诞辰3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抚州社会科学》第3期（总第69期），2006年9月1日；
　　《“江西派”开派画家罗牧•上》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院刊《中国美术研究》第2期，2006年。
　　《“八大山人”晚年名号与〈八大人觉经〉》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8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
　　《八大山人研究过程中被混淆的几个问题辩证》2006年。
　　《景德镇元明瓷器绘画与八大山人花鸟绘画》2006年。
　　《自古诗章别有情——八大山人诗偈选注》2006年。
　　《“江西派”开派画家罗牧•下》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院刊《中国美术研究》第2期，2007年。
　　《萧鸿鸣先生纵论八大山人的生平及艺术》，《人民日报》“人民网”专访（该专访在《人民日报》社内“人民网•强国论坛”专访机房以在线直播形式，向全球播放。在五十四分钟的专访中，鸿鸣将“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三十年来的讨论和八大山人的诸多问题，向观众给予了正面的介绍。后有众多的专业网站和非专业的网站对此进行了全部转载。是我国第一次以视频的形式，将理论界“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史实及三十年来的辩证，直接向普通观众宣传的一次最为成功的尝试。）2007年6月1日。
　　《八大山人的艺术与明皇宗室的关系》（该题为鸿鸣应邀在广东省惠州学院的学术演讲。在三个多小时的演讲和互动中，将学生们提出的“八大山人是不是朱道朗”问题，以“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在明宗室江西宁藩当中的不同世系、派系，两人在释、道当中的不同身份、行踪和追求的史实；将全球“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三十年大讨论状况与过程，以及如何进行“八大山人研究”，向学生们进行了全面地介绍和阐释。）2007年9月23日。
　　《八大山人作品在当时社会中的流通方式及社会地位》，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浙江绍兴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兰亭论坛”论文。2007年10月25日。
　　
　　众多其他的学者还有：
　　
　　一丁《八大山人生年质疑》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林从录》第二编，1962年5月。
　　启功《伪八大山人画册》北京中华书局《启功丛稿》1981年。
　　刘九庵《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刘九庵先生是我国书画鉴定界的大师，在该文中虽然仅有“关于八大在顺治十八年（1661）弃僧入道，改名朱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一说，兹从其传世的遗墨中以及当时相知友好的诗文投赠中，从未一见涉及此名及字号，故未敢置信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说法”，但在鸿鸣与刘九庵先生多年的交往中，刘九庵先生始终坚信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无奈于自己晚年眼睛视力严重下降，每观书画，手中均要持一巨制的放大镜，贴着纸面方能略看一二。故而在辩证“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问题上，只能在与鸿鸣的多次交谈中，屡屡言及这一观点，而无更多的文章问世。就刘九庵先生一生丰富的鉴定经验和教训而言，面对那些鱼目混珠、移花接木的造假者，亦每每言及，无不切齿痛恨。）上海《艺苑掇英》第19期，1983年1月。
　　明复《八大石涛的行业与艺事》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八大石涛书画集》1984年1月。
　　沈桐屡《试释八大山人题画诗》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研究》论文选集，1986年10月。
　　孙宜生《“哑”人意象》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研究》论文选集，1986年10月。
　　张子宁（美国）《八大山人山水画初探》，上海《朵云》第十五期，1987年。
　　方闻（美国）《八大山人生评议艺术分歧之研究》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研究》1988年11月。
　　蔡星仪《关于八大山人研究的几个问题》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研究》1988年11月。
　　胡光华著《八大山人》（胡光华先生原为八大山人“剃发为僧，后又入道”（见胡光华《论八大山人花鸟画艺术风格》）之观点者，后知错即改，在《八大山人》一书中，专辟“第一章、第三节，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加以论证和阐述。）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5月。
　　李霖灿（台湾）《八大山人在故宫》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1996年。
　　李慧淑（美国）《记耶鲁大学“八大山人之生平与艺术”展》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1996年。
　　黄苗子《八大山人年表》（黄苗子先生原为“八大山人即朱道朗”之观点者，后随着八大山人与朱道朗的大量史料和文献地公布，黄苗子先生遂彻底摒弃了这一谬误。在该《年表》前，黄苗子先生说：“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八大山人的研究甚为热烈，新的发见甚多；过去对八大山人的生平经历和作品资料，模糊、误会、欠缺之处，逐渐得以补充、澄清和修正。尤其是民初以来把八大山人和青云谱道士朱道朗合为一人的说法，现在已由于许多学者的努力，从大量资料中得到澄清，八大与朱道朗各还其本来面目。因此重新编写这个《年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1996年。
　　班宗华（美国）《八大山人书画释义》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九卷第一期，1996年。
　　张子宁（美国）《八大山人山水画的研究》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九卷第一期，1996年。
　　杨新《八大山人三题》北京《文物》第500期，1998年1月。
　　李一《中国书法全集•八大山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刘墨《中国名画家全集•八大山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
　　何平华《八大画风与楚辞精神》，江西美术出版社，1004年8月。
　　这些文章和书籍，均以每个学者各自不同的学养和角度，以占有文献、史料的多少为出发前提，全面、细致、客观、实事求是地考证和阐述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在身世、行踪、交友、作品、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和差异，以大量的史实根据和实物，分析论证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二者而绝非一人的事实。
　　这些研究文章的发表和书籍的出版，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大讨论，起到了以正视听和拨乱反正的巨大作用。
　　尽管在这二十年当中，还常能见到一些“八大山人即朱道朗”的文章和书籍在不同的刊物发表及出版社出版，但这些文章和书籍，所引用的文献及史料，均都仅限于徐忠庆重修的《江西青云谱志》和经过李旦擅自改动并公布的所谓“文献”和“史料”。
　　这些主要的文章和书籍是：
　　1986年11月，汪子豆于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诗钞》新辑本；（该《八大山人诗钞》是汪子豆先生一生研究八大山人之最后的研究成果。在该《诗钞》中，虽仍然收录有朱道朗的两首诗。但是，1992年4月2日至18日，汪子豆先生在鸿鸣寒舍小住半月之久时，曾多次对鸿鸣表示，自己这一生因受徐忠庆《江西青云谱志》谬误所误导，又因李旦对青云谱的相关文献的封闭，而使自己误信“八大山人即朱道朗”而深感愧疚。并对自己未能在有生之年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分开，表示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揪心和歉意。此后，汪子豆先生长期陷入一种追悔的愧疚心态和半老年性痴呆状态之中，再无任何有关八大山人的研究成果问世。）
　　1987年，李旦发表于北京《中国画》第一期的《八大山人简历》；
　　1987年，方闻（美国）发表于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四卷第四期的《八大山人生平与艺术分期之研究》；（尽管方闻先生在该文中说八大山人：“可是有些学者以为他也做过道士，并认为他就是在南昌兴建青云谱道观的朱道朗”，但实际上，方闻先生对“八大山人即朱道朗”是持怀疑态度的。）
　　1988年11月，八大山人纪念馆编《八大山人研究》中的：
　　李旦《八大山人创建青云谱考析》；
　　韩培元（加拿大）《加拿大所见八大山人之书画》；
　　万兆凤《释八大山人题画诗〈河上花歌〉》；
　　曹化工、闵学林《论八大山人书风与“三教”的关系》；
　　1989年7月，李旦发表于《江西文艺史料》第六辑的《创建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回顾》；
　　1989年3月，胡光华《论八大山人花鸟画的艺术风格》；
　　1990年6月，丛林与知识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翰墨》；
　　1990年11月，谭天于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非哭非笑的悲剧——八大山人艺术评传》；
　　1991年3月，李旦发表于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的《八大山人即朱道朗考略》；
　　1993年，李旦发表于《中国名画鉴赏辞典》的《鸡鸣图》；
　　1993年4月，朱安群、徐奔于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诗与画》；
　　1994年，7月，冷月发表于重庆出版社《董其昌、八大山人山水画》的《扫除风尘见真质——也论董其昌、八大山人的山水画》；
　　1994年8月，李晃生于武汉大学出版社、台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八大山人传奇》；
　　1996年，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的：
　　李旦《八大山人即朱道朗考略》；
　　李德仁《个山索隐——在论八大山人艺术哲学兼谈八大名号由来》；
　　1997年3月，李旦发表于《江西文艺史料》第十八辑的《八大山人与牛石慧》；
　　1997年8月，邵大箴发表于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书画集》的《浅论八大山人及其艺术》；
　　1998年4月，陈心懋、潘卫于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朱耷》；
　　1998年李旦《写意画派大师八大山人》江西省老年文艺家协会编《八大山人研究及其他》。
　　1999年10月，石冷于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画语录图释》；
　　2001年4月29日，毕克官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民窑青花瓷与八大山人》；
　　2004年1月，石冷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大山人》；
　　这些文章和书籍的作者，有些已经在“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大量文献和史实面前改变其观点，如汪子豆先生、黄苗子先生、胡光华先生等，有些甚至在以后的文章当中或通过其他的方式传达其改变后的观点。其发表有涉“八大山人即朱道朗”的文章，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和信服力，虽仍然会以各种形式、在一定的范围内，影响到一些读者和研究人员，但在研究界，却早已成为了“八大山人即朱道朗” 这一谬误的强弓之末，而“毕竟东流去”了。
　　至2006年10月，江西南昌举办“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得到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全体研究人员及全球理论界的完全认同并达成共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