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故我　风格独见
　　　——画家黄奕信及其作品
　　
　　　萧鸿鸣
　　
　　在艺术界，历来重视画家的出身、以及他所服务的对象。诸如：这位艺术家的师从、供职、以及当时的朝廷、政府对该画家的重视程度、态度等。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当中，宫廷画家、御用画家、当朝者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具有话语权的人，都莫不倍受世人的关注，其艺术作品，在社会上的地位，亦比同等水平的画家享有更高的声誉。虽然，那些当朝的“宫廷画家”、“御用画家”和所有的“在野”艺术家们所具有的绘画技艺，无不都只是这个画家谋生或安身立命的手段，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占有国家资源更多的“宫廷画家”或“御用画家”们，毫无疑问地，在书画艺术创作上的认同和肯定上，则更具优势得多。
　　然而，艺术水平的高下，并不是世俗认同的那样，她自身具有的风格好坏，往往决定了这个艺术家在绘画领域里和历史上的地位，而并不是由当时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八大山人绘画艺术崇高地位的获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一个前朝的王孙、一个落魄的和尚、一个在野的画家，然而他的艺术成就，却影响了有清以来三百多年的中国画坛和书坛，几乎在这一时期里的所有大画家、大书法家们，无一不受其的影响：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等等。先人的例子，莫不是想要让今人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艺术成就的获得，其实与现实里的金钱、地位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黄一信就属于一位“在野”、且在艺术创作上有着异常成就的画家。
　　黄奕信祖籍福建南安，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至今没能去过，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在海外，华人多的地方，传统的本土文化相对来说要浓厚一些。但是，可能正因为这样的原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排华运动，将黄奕信全家从那个美丽的岛国驱赶回到了祖国。这种命运的安排，不仅决定了黄奕信一生可能只能是漂泊的命运，更决定了他在艺术上是一个“在野”画家的地位。
　　自从他由印尼回到祖国，他先是被安排在江西武宁的大山里插队，后来则被安排在江西铜岭钢铁厂当工人。虽然在这期间，他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归国华侨”抽调参与了时代特有的各种“集体艺术创作”，与刘春华、施绍辰等人在一起创作，但是，最让黄奕信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大山里的自然和森林，并从此与森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个异乡人，在遭遇了人生巨大波折并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凭着自己对艺术的灵感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使得他在那个无序的年代里，创作了大量的时代作品，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参加第四届全国美术展览和“伟大的金日成首相”将其作品收藏，就是最好的例证。
　　１９７３年，印尼的归国难民和黄奕信的家人先后回到了那个虽是他乡异国，但却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黄奕信则在香港定居下来。然而，艺术的秉性，让黄奕信在青少年的磨难和在祖国的生活经历记忆中，积淀了对自然无限留恋的情结，不管是那个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印尼还是江西武宁的大森林，都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怀。在香港，他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先后创作了许多反映印尼和祖国题材的作品，参加了香港双年展等许多展览，在香港和海外的华人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抱着回报祖国的情怀，黄奕信再次回到了江西。这一次，他除了作为一个艺术家，想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再次来体会这块他生活过的土地外，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一名投资的港商。
　　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当他在江西投资了几千万后，给他带来的并不是愿望中的美好，而是江西新建县的大狱。冤案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全国人大一再强调要给予平反，但投资的钱，看来是难以要回来了。好在黄奕信并没有将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重，依然是画自己的画，做自己的一介“在野”的画家。
　　这些年来，黄奕信在等待平反的同时，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绘画创作，森林系列就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将自己对美丽的亚热带印尼丛林和江西众多的原始森林，在自己的记忆和脑海里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将自己对自然的崇拜情感和对社会心结的感受，都付诸于这些莽莽的大森林之中。
　　在这些森林系列中，黄奕信用西方的许多绘画理念，结合中国山水绘画的技法，大胆泼墨和点彩，在传统的骨法用笔基础上，吸收岭南画派的特点，在这些具有相当表现难度的森林中，自由挥洒，使得其作品呈现出一种完全有别于大陆的绘画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随着黄奕信的艺术和他表现的森林艺术，画家黄奕信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海内外收藏黄奕信作品的机构和个人也越来越多。时间是最好的证明，黄奕信作品的艺术价值，必定会在日后的时间里，体现出她的价值来。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黄奕信画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