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之六
　　 萧鸿鸣
　　
　　3、光绪《南昌文徵》对民国《江西青云谱志》谬误的辅证
　　
　　在徐忠庆重修《江西青云谱志》之前的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南昌人魏元旷（1857——1925）系名讓烜，原名焕奎，后改名元旷，字斯逸，号紫候。南昌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进士，官至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长。民国后居南昌，与胡思敬编印《豫章丛书》。有《潜园类稿二十四种》四十六卷，《南昌文征》等著作行世。）曾编辑了一部《南昌文徵》（《南昌文徵》又称《南昌邑乘文征》二十四卷，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原刻本，民国八年（1919）铅印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重印本，江西省图书馆于1961年油印本。），在这部仅早于徐忠庆重修《江西青云谱志》十三年的《南昌文徵》当中，收录了关于青云谱的文献六篇，它们分别是：
　　卷十七•记五：
　　《青云道院游记》杨大鲲；
　　《定山桥梅仙道院记》周体观；
　　《青云谱落成记》舒性；
　　《重修青云谱碑记》戴有祺。
　　卷十九•记七：
　　《重修青云谱记》戴均元。
　　卷二十四•颂、铭、考、跋、书后、疏引：
　　《青云谱跋》姜曾。
　　这些记载青云谱的文献，有的来源于朱道朗撰修的《青云谱志略》如杨大鲲的《青云道院游记》，周体观的《定山桥梅仙道院记》，舒性的《青云谱落成记》有的则来源于其他地方志书如《南昌文献》卷十七，戴有祺的《重修青云谱碑记》。
　　来源于朱道朗亲为编修的《青云谱志略》当中杨大鲲、周体观、舒性三篇记，不出现有关“八大山人”的内容，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在戴有祺（？——1711字丙章，号珑严, 原籍休宁，居钱泾桥。因“以金山卫学生领乡荐”，故后世言其为江南金山卫（今上海金山）人。出生年不详，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清康熙三十年（1691）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是科考官拟定：第一名吴昺，第二名戴有祺，第三名杨中纳。康熙帝认为戴有祺书法好，遂定之为一甲一名。戴有祺取状元后不久便告假，回乡服丧。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冬，参加詹翰大考，列入三第，依例降职为侯补知县。戴有祺“坚不赴任，辞官回乡，筑草堂而居”，再不复出。著有《寻乐斋诗集》）戴均元（1746——1840字修原，号可亭，江西大庾人。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进士。以刑部侍郎出视河南衡工。官吏畏其清。敛手藏事。嘉庆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师。道光初以前主修宝华峪陵墓渗水，得罪籍没，被逮下狱，旋被释放，约于道光元年左右七十三岁时回籍。《清史稿》有传。著有《钦定南河现行事例》三卷。）和姜曾（姜曾，字怀哲，夏岸人，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乡试。）的三篇文章中，同样没有“八大山人”的字样和与“八大山人”有关联的任何事情记载。
　　现将这三篇文章原文照录并作考释如下：
　　
　　重修青云谱碑记[原刻谱均作圃]
　　戴有祺
　　
　　去豫章郡城南十五里许，有名胜道场青云谱者，盖始于周王子晋也，而汉梅子真为南昌尉尝隐钓于此，至晋许旌阳复拓其基而私净明忠孝之教焉。及唐太和五年刺史周逊奏建太乙观以万振天师居之，宋至和二年，敕赐天宁观，真人刘颐真，明周颠仙焚修于此。盖其久而墟，墟而复构者屡矣。国朝顺治辛丑岁，全真朱道朗访前贤之遗迹，爱山川之秀灵复构堂宇额曰青云圃，征诸同志习静修真继净明忠孝之传者阅三世矣。然而中殿隘小，不足起四方瞻仰，时江西巡抚中权詹君南屏，偕长子仆臣素奉斗母，每延全真彭清源、周弘谦等就署礼斗，尝于座前发建修大殿之愿。至康熙乙亥花朝前一日，南屏乔梓来游云圃，与新安黄君正甫于是可轩抵掌而谈，慨然有重修大殿之举。先是黄君首捐五千金为倡，至詹君偏募司道府厅县暨徽西两河，典缎布以及诸善信各捐金助之。而黄君仍在输百余金，不期年而殿遂落成。黄君又为之置田十数亩以资焚修，而历代旧规焕然矣。今年黄君寓书云间属予为记，予惟斗母之说，出于道家缙绅先生所难言，而真仙有无则历代相传有不可诬者，至汉梅子真清风劲节实为西京末年之冠。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况此地固其常钓游之所，而可听其淹没乎？黄君乐施不倦，其意盖在于此，而非徒以为福田利益之计也。余于黄君内兄弟也，故不辞而为之记。
　　
　　戴有祺的《重修青云谱碑记》写于康熙二十八年壬午（1702），此时的朱道朗，已羽化十四年，青云谱业已“阅三世”，故戴有祺的文中不再称“良月”字，而是直呼其“全真朱道朗”。此时的八大山人，年届七十有七，不仅健在，且年高望重，生活在南昌市内的“寤歌草堂”（“寤歌草堂”为八大山人晚年的居所。康熙南昌知府叶丹有《过八大山人》诗：“一室寤歌处[山人草堂名]，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其书画流播之名声，早已传誉东南，如日中天。
　　戴有祺作为当时的地方官员，即使他并不甚了解八大山人，但是作为来为青云谱写“碑记”之人，“碑记”中所赞颂的“黄君正甫”，即是其“内兄”，又极力邀请其为青云谱写“碑记”， 黄正甫对朱道朗的了解，却应当是一清二楚的。在戴有祺写“碑记”之前，黄正甫不仅要将青云谱的历史一一告知戴有祺，同时，也必会将朱道朗的身世和经历向戴有祺作详细的交代。如果八大山人即朱道朗，戴有祺在文中怎能不对“八大山人”有所反映？但是，戴有祺的文中，却只字不涉“八大山人”。可见，在康熙二十八年的18世纪初年，八大山人与朱道朗释、道两家，在当时仍然是泾渭分明，并没有被混淆成一个人。
　　
　　重修青云谱记
　　戴均元
　　
　　嘉庆十有九年四月日重修青云谱既成，南昌黄俊民侍御偕其弟范亭太史暨侄在畲仪部，休沐之暇，持其封翁淳庵先生手书，属予纪事。余案旧书青云谱，当康熙四十一年重修。主其事新安黄君正甫于淳安为同姓而云间戴修撰，实为之文韩子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淳庵既克踵前徽，余又焉敢以不文辞，且青云谱固余所尝游而憩焉者也。其地距郡城十五里，堂深宇邃，旁舍列数十楹，老桂扶疏，修竹掩映，陂池前后杂树榆柳苍翠袭人衣袂，禽鸟声从中来，寥寥可听。岁戊辰，余奉告养疴南归，侨居灌城，不胜应酬，谋所以谢尘嚣者，余婿刑部郎式亭淳庵之犹子范亭之同怀弟也，时亦假居里门，偕儿子辈侍余起居，导而假馆于此，幽栖月有旬日，极惬所怀第其为屋经时既久，栋宇垣墉并将摧折，思欲及时修举，以俾弗壤而沈疴，既解报国心遐匆匆，入都兹事未遑。盖至今犹若往来于衷而不谓其重葺之=厥事也。按淳庵书，是役之兴，不期年而告成，金石土木之工费四千=，盖余兄若斋先生与淳庵，率吾婿式亭相与醵金，于当路贤士大夫及同乡之好义乐施者。而淳庵竹林则首捐五百金为倡，逮公输不足，又解=以总其成。余虽不克绍美，云间与同姓修撰相先后而百余年间光复，旧迹辉映来兹，江夏多贤并垂不朽，其亦非时数之适然矣。余他日倘蒙圣天子福归老枌，榆时日与兄弟亲戚重游斯地，溯旌阳净明之清风景，子真钓游之芳躅卓，今跻古为乐，无既则淳庵之势中，斯举不且于余有厚幸乎？遂书此质诸侍御昆季叔侄，以复封翁而为之记。若夫由周而来，其间成毁代谢前人志之详矣，兹不复云。
　　
　　青云谱是戴均元“尝游而憩”的常客，并曾于“岁戊辰”（1808）嘉庆十三年，“养疴南归”时，为避“尘嚣者”“而假馆于此”在青云谱小住半月之久。因见青云谱“屋经时既久，栋宇垣墉并将摧折”故有“思欲及时修举”，但又因“以俾弗壤而沈疴，既解报国心遐匆匆”而“入都兹事未遑”，这一愿望未得始终。直到嘉庆十九甲戌年（1814），青云谱在“盖余兄若斋先生与淳庵，率吾婿式亭相与醵金，于当路贤士大夫及同乡之好义乐施者”的共同努力下，青云谱的重修终于“是役之兴，不期年而告成”。可见，戴均元是青云谱重修的亲历者，亦是青云谱重修的捐资赞助者。应当说，戴均元对青云谱的历史有相当的了解程度。但是，在这篇《重修记》的631个字当中，仍然是遍寻不到“八大山人”四字和有关“八大山人”的相关信息。这充分地说明了，在嘉庆间的19世纪前二十年，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仙、释两家，还是不曾有人将其混为一谈。
　　
　　青云谱跋
　　姜曾
　　
　　前志太乙观在城南十五里，本梅子真宅，唐贞观十五年周逊奏建观以居真人万洋振，名天宁观云云，皆本周体观《青云道观记》中语也。其记已采入志。明云改称太乙观非天宁也。况志上文标目曰太乙观。下文又云天宁观，其误明矣。且青云谱创自顺治间，朱良月记已明书其事。并于《周记》后，又录杨大鵾《青云道院游记》，两记言道院，言青云谱 ，皆有明文，何可舍见在？青云谱之额，远取唐代太乙观之名耶，兹特著目青谱云落成序于卷云。
　　
　　姜曾此跋，在于正名。故先将过去的文献，申述了一遍：“……皆本周体观《青云道观记》中语也。其记已采入志。……且青云谱，创自顺治间，朱良月记已明书其事。并于《周记》后，又录杨大鵾《青云道观游记》两记言道院，言青云谱 ，皆有明文……”跋中没涉及“八大山人”，更无“八大山人”只字片言。这说明道光期间（1821——1850）南昌地区也没有“八大山人即朱道朗”的传闻。
　　值得注意的事，凡在《南昌文徵》、《南昌文献》等其它地方文献当中有刊载的文章，在徐忠庆、黄翰翘再次收录进《江西青云谱志》时，均没有“八大山人”的任何信息和“八大山人”的只字片言。这些未被篡改的文献，成为了徐忠庆、黄翰翘在《江西青云谱志》中移花接木，将“八大山人”说成是“朱道朗”的最好辅证。
　　而未被篡改的唯一可推测和最重要的理由，则是这些文献在《江西青云谱志》之前，还散见于其它的地方志书当中。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徐忠庆、黄翰翘在嫁接“朱道朗即八大山人”之初，内心深处的些许心理变化和一丝胆怯。
　　
　　4、《江西青云谱志》收载民国九年以前文章所透露的信息
　　
　　重修的《江西青云谱志》中，尽管在“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嫁接上，做得看似天衣无缝，但还是在其收载的另两篇署年明确、无涉“八大山人”的文章中，透露出了徐忠庆嫁接“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演变轨迹和遗下的漏洞及痕迹。这为后人追溯徐忠庆产生嫁接“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妄念源头和时间，并将这一妄念付诸实施的轨迹探索，打下了伏笔。
　　这两篇文章是：“南州胡廷校”写于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岁次甲寅重阳后二日”的《重修青云谱记》和写于1913年，署有“中华民国岁次癸丑秋月南昌胡献珸谨撰”的《并赠青云谱住持徐炼师云岩序》。
　　现依《江西青云谱志》前后编排的次序，原文照录及作考如下：
　　
　　重修青云谱记
　　
　　豫章附郭古多仙迹，青云谱其一也。谱之名，创始于清初朱仙良月。考其源流，赖有二戴碑记，惟前记特详焉。此外，虽有谱记，不过略徐汉唐事迹，由周以迄宋元明历代变迁盖阙如也。所可异者，康熙壬午距嘉庆甲戌百十余年事耳，先后重修主其事者，既属新安及本邑二黄而鼎鼎大文复出，自云间修撰及大庾相国异地同姓不谋而合，非但可作本谱二千年之信史，亦极一代文物之佳话也。谱当光绪年间，日就颓废，云岩徐师继起=图修复，始事许祖殿，仍于其上建玉皇楼，次修殿下两庑，次修吕祖关帝二殿，又次而三官殿以及鹤巢、忝居、知客堂、云赏轩，亦次第规复谱滨溪流，恒有水患兴工伊始，殿庑基础，概培高二尺有奇，惟阶下未累寸土尚属旧迹。本年洪水泛滥，谱中蔬果淹汨一空，而殿爽垲，水不能越阶而上。盖惩前毖后，具有深意。知不徒=（食希）外观之美已也。师尝揖余而言曰：“吾之奔走谱事，自光绪庚子迄今阅十数寒暑矣，初藉李君子昌助赆，怂恿走谒海州盐运分司，同乡徐星槎先生慨损千金为倡，归而谋诸曾平斋、夏==、黄子修、万潜斋、袁秋舫诸先生，各出其愿力相与资助，得靖安陈筱梅先生岁拨巨款源源接济，以总其成。惟流光荏苒，转瞬即逝，未来者不可知，已历者不容泯也，子其为我记之。”余因之有感焉。辛亥鼎革以来，迷信之说久厌恶于学者之口，矧当兵戎甫靖。江城古迹半就荒废，即天然名胜之区风景不殊，大有举目沧桑之慨，幸此地经徐、陈数君子始终维持，犹赖徐师从容布置，克复旧观楼台花鸟，点缀一新。二黄二徐后先辉映，春秋佳节名流觞咏，往往借一丘一壑之境，以发抒胸中块垒。信城南之胜地，人世之蓬岛矣。余闻许祖殿落成之岁，尝有白鹤降庭，鹤仙使也，师为净明忠孝的派，道有传人，鹤来示仙兆也。今者道行日高，实至名归。主任全省道教分部事务，龙沙会上，固居然执牛耳，而应八百之谶矣。于以昌玄化阐宗风，建不朽之伟绩，知不第区区修谱毕乃愿也。余其珥笔以俟之。
　　
　　中华民国三年岁次甲寅重阳后二日南州胡廷校。
　　
　　《江西青云谱志•人物》载：“胡再春[印]，廷校，南昌孝廉，现之省议会员也。宅近是谱，素与云岩善。昔建前院关帝殿时，不第慨然解囊，且代集腋以助。近年来，是谱多赖维持者指不胜屈。即己未冬，约张芝山、陈筱梅、龚梅生、邹毅丞、陶希白诸善士上书请拨公产于是谱以助香火。”胡廷校是青云谱的近邻，又“素与云岩善”，且“是谱多赖维持”，亦是六年后的己未（1919）“约张芝山、陈筱梅、龚梅生、邹毅丞、陶希白诸善士上书”江西省政府财政厅“请拨公产于是谱，以助香火”者。
　　该文系胡廷校应徐忠庆在重修青云谱之初的邀请而撰，其目的，胡廷校在文中交代得明明白白，是徐忠庆唯恐自己在青云谱所做的业绩“惟流光荏苒，转瞬即逝，未来者不可知，已历者不容泯也”而请“子其为我记之”。
　　作为省议员的胡廷校，既为青云谱的重修捐资出力，又为青云谱撰写《重修青云谱记》，其身份地位和他为青云谱所作出的一切，都应当在徐忠庆重修的《江西青云谱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徐忠庆将胡廷校七年前所写的《重修青云谱记》收录进《江西青云谱志》的重要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廷校在七年前撰写该《重修青云谱记》之时，尽管文中说徐忠庆“师为净明忠孝的（嫡）派”，并以“余其珥笔以俟之”之期望，等待着徐忠庆“应八百之谶”的“不朽之伟绩”，但在该《记》的通篇文字当中，并无一丝半点涉及“八大山人的（嫡）裔”的流露。
　　从民国三年胡廷校的“师（徐忠庆）为净明忠孝的派”，到民国八年与胡筱梅等人上书江西省政府言徐忠庆为“八大山人（朱道朗）的裔”，再到民国九年徐忠庆、黄翰翘直接将徐忠庆为“八大山人的裔”写进重修的《江西青云谱志》。这种明晰的递进演变关系和过程，说明在民国三年徐忠庆求胡廷校写《重修青云谱记》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胡廷校还是徐忠庆，在他们的内心和思想意识当中，都还没有要将“朱道朗”说成是“八大山人”。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徐忠庆膨胀的名利思想虽在各种场合已显现无疑，但是，对于假借“八大山人”之名来提高“朱道朗”的声誉，以期达到提高自己身份的想法，却尚未形成。
　　而是篇《重修青云谱记》在七年后被收录进《江西青云谱志》并未被改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可推测原因，是因为该《重修青云谱记》在由写出之初的“民国三年”到徐忠庆、黄翰翘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民国九年这六年间，就已经在社会上流播，并被与《江西青云谱志》同时刊梓之民国九年（1920）刊本的乡邦文献《南昌纪事》（《南昌纪事》十四卷 首一卷 民国汪浩修，周德华纂 民国九年（1920）木活字本。该文在《南昌纪事》中，依原文照刊外，仅在题前加“民国”二字。）选载于其中。
　　
　　并赠青云谱住持徐炼师云岩序
　　
　　南邑名胜之区首推青云谱。自昔仕宦骚人樵夫牧竖，莫不喜游憩斯地以览风光而拓胸臆。余慕此久矣。以清宣统庚戌八月，由洪都中学校旅行至谱，宫殿巍然，堂舍轩敞，老桂修竹翼翼亭亭，奇葩异卉，幽香四溢；鸟声上下==动听；外则岗峦屏列，绿水湾环，所以怡人目赏，人心者，不啻人世蓬矣。览兴之际，一道侣服道袍冠帽揖前而引入座，若与余甚识者询之则是谱住持徐云岩也。前数年曾客于余家，余至是几忘之矣。于是举茶致敬，坐与谈论。接对之顷气度从容辞色温巽，语出以正令=叹服。盖非秉性清明，夙具慧心者，不能出此。余因进而问是谱建设之由来，徐师蹴然若不胜道其艰难困苦者，已而徐应之曰：是谱昔名太乙观，自清顺治幸丑年道祖朱良月因其基改而扩之名曰青云谱。而道院焕然一新，自是康熙四十一年一修，嘉庆十九年一修，后此不复重葺矣。待吾少龄皈依郭师时，是谱历年已久，栋宇摧折，垣墉倾圮，荡然殆尽。吾师=焉。忧之欲事修葺不果而逝，云岩继而住持庙事，勉力撑之，希竟师志，终以缀于经济不克，将事至庚子岁，得李君子昌赠以旅费，遂往扬州发册募捐，辗转数月，舌几敝唇，几焦囊底仍廊如也。后海州盐运司闻之，慨然助以千金由是返。而的曾、黄、夏数君子之赞助，相与=金于当路贤士大夫颇获赀财，乃因陋就简修：玉皇楼，建：许祖殿。越二年壬寅，有靖邑巨绅陈筱梅先生捐款甚巨，复修吕祖、关帝二殿及东西两檐。而三官殿亦于明年落成，盖云岩数年奔走，幸获诸君子好义乐施，是谱始得不废云。余闻此不仅喟然而叹曰：余辈今日得游于斯地，涤尘襟=（占见）古迹，俯仰胜景者，孰知徐师费几许经营，历无数艰阻而有此也。所谓人杰地灵不其信欤。余自兹与徐师言论甚合，交亦密，不数月而一至，至则倾腹而谈，盖壶而醉。徐师喜余憨直，余亦乐徐师清静谨壳也。会壬子岁，中央道教总会成立，各省相继设立分部，徐师首创于赣，且以此事见商于余，余乃邀吾叔竹=、吾兄哲卿、吾友吴子克谐襄之筹办法，拟简章，本省分会遂成立。徐师亦被举为会长，盖其气度才华超群拔萃，有以来众士之钦仰宜乎？=然冠首也。然余有不能已于言者，徐师之道，昔之潜修于一室者，今则表扬于省会矣。名位愈高，责任愈重，其将演绎黄老之真诠，展发平素之蕴蓄，陶冶众生胥纳于道德之域欤。其或和其光、同其尘，合众妙而运元功欤。徐师必有以熟思而慎处之也。余辱交有年，用述颠末假赠言之义，序以送之。
　　
　　中华民国岁次癸丑秋月南昌胡献珸谨撰。
　　
　　此文以介绍徐忠庆为青云谱所作的业绩为主题，所言之“序”，可视为徐忠庆在重修青云谱之时，就已准备为自己树碑立传，而有目的的请胡献珸为之所撰的“序”。
　　胡献珸既与徐忠庆“言论甚合，交亦密，不数月而一至，至则倾腹而谈，盖壶而醉”，徐忠庆亦将大事“见商于”胡献珸，胡献珸亦不遗余力地为徐忠庆成为江西省道教协会会长而“邀吾叔竹=、吾兄哲卿、吾友吴子克谐襄之筹办法，拟简章”，可见其二人的紧密之关系。
　　以徐忠庆“功当不让良月、养真”的性格，在胡献珸写是篇《并赠青云谱住持徐炼师云岩序》的民国“癸丑”（1913）年之时，假若这期间徐忠庆已经有了要将朱道朗嫁接成八大山人的妄念，可以想象，徐忠庆一定会告知胡献珸“朱道朗即八大山人”，该“序”中也一定会出现诸如“朱道朗即八大山人”、徐忠庆为“八大山人的（嫡）裔”的内容。但是，这篇写于早《江西青云谱志》八年的“序”中，却仅有“道祖朱良月”而无“八大山人”。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徐忠庆在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前八年，在徐忠庆的意识中，要将朱道朗嫁接成八大山人的想法，尚未成立。
　　
　　与《重修青云谱记》同时刊载于《南昌纪事》一书的，还有胡廷校另一篇与青云谱有关的文章《青云谱桂树记》：
　　
　　青云谱桂树记
　　
　　梅尉钓矶侧有青云谱，为前请朱道改建。殿内有桂一种，乃唐代物也。贞观十一年，万师振来此住持，梦中治贞观宠妃疾，赐称太乙观，桂即所种。后至明初，桂树枯残，朱道上升时浇华池之水喷之，复荣而于旁发生小桂，日见繁盛。迨树梢出檐时，老桂枯而新桂生。今日之桂，乃当日新桂当日老贵，已如超升者，胎脱骨换矣。至朱道此观，慕万师驾青云而升，故有今日之称。然树有可奇者，惟一本分株于杆内，显然发越道气于外桂乎？非天上之五株，亦人间非凡种，受朱道之道气，特成道家五=朝元之状，真不愧为净明教中之灵观矣。后之游盼者，当不以此桂为凡体而忽之为幸。
　　
　　是篇《青云谱桂树记》虽未署撰写年份，亦未被《江西青云谱志》收录，但以《南昌纪事》民国九年已经刊行的事实而论，该《青云谱桂树记》的写作时间和在社会流播的时间，一定早于徐忠庆、黄翰翘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编修和刊梓时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尽管这三篇“记”和“序”的作者都是徐忠庆的好友，但是这三篇“记”或“序”当中，均仅在通篇的文字里，只说“朱仙良月”、“道祖朱良月”和“朱道”，而无“八大山人”的只鳞片甲任何信息和文字。文中没有出现“八大山人”的信息和字样的共同特点，就是这三篇“记”和“序”，都早于徐忠庆重修《江西青云谱志》之前的七年和八年，且在七、八年前的时间里，就已经在社会上流播甚广。
　　以此三篇早于《江西青云谱志》的“记”和“序”来考察，三文当中所透露的一个可推测的重要信息是：徐忠庆产生移花接木、要将“朱道朗”变成“八大山人”的想法，是从上书江西省政府“请拨公产，以助香火”为目的开始的，其嫁接的源头，则是直接来源于黄翰翘“解组南旋”到了青云谱之后，徐忠庆委以其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重任”之时。黄翰翘在接受徐忠庆委以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重任”后，有条件接触到青云谱道观珍藏的《良月炼师道像》上王泽弘所跋朱道朗为“歧路之王孙”的内容；接触到《青云谱志略》当中朱道朗有兄弟朱道明，并于“辛丑之夏，爰予弟先迎吾母于南昌”，后又在青云谱修道并成为青云谱的二道长的史实；而徐忠庆“其功当不让良月、养真”和““立言、立德、立功……当永垂亿万年而昭如日星”（据《江西青云谱志》五十至五四页徐忠庆《重修青云谱志序》）”的膨胀名利之心，驱动黄翰翘将清末民初众说纷纭的牛石慧“相传为八大山人兄弟”为启发点（该说请详见后“6、未定论问题与谬种衍生的再变种讹传•1、牛石慧“相传为八大山人兄弟”与“牛石慧即朱道明”说。），从而找到了拔高朱道朗，亦达到拔高徐忠庆为“朱道朗嫡裔”目的，寻找到了将“朱道朗”嫁接成“八大山人”的最为合适的契合点。
　　直白一点说，徐忠庆将朱道朗移花接木成八大山人的想法，是直接来源于黄翰翘将清末民初众说纷纭的八大山人传说带到青云谱以后，才形成并得以付诸实施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