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之三
　　
　　 萧鸿鸣
　　
　　1、谬种产生的历史背景
　　大清王朝自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战争以后，满清政府已全面显现出它衰微的景象。闭关锁国所造成的腐败和丧权辱国，使得国人在西方先进思想的不断地冲击下，有了一种新的觉醒。积淀在内心深处的朦胧民族观念，以及传统的“华夷之辩”所形成的排满情绪，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要求。至辛亥（1911），“迷信之说久厌恶于学者之口，矧当兵戎甫靖”（ 据《江西青云谱志》四四至四六页胡廷校《重修青云谱记》）。一时间，各种反满组织均打出了“反清复明”（此一时期活动在广东、福建的“三合会”提出的明确口号就是“反清复明”。见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增订本473页）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许多知识分子甚至直接提出了“推翻满清，复兴中华”的口号（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宗旨，就是“推翻满清，复兴中华”。见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增订本474页）。而知识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和组织，则在这一主张和口号下，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时期的遗民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奉为自己的典范（章炳麟、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不仅剪去了代表满清子民的辫子，更在抨击满清的文章中直接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三百年之运，已尽庚申；一二士之心，犹回大地”（ 据洪亮吉《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驱逐鞑虏（满清），恢复中华”（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其纲领为““驱逐鞑虏（满清），恢复中华”。）成为了这一政治主张和作为宣传及舆论上的先导。于是乎，在出版各种反满刊物的同时，编撰、出版各种明遗民的书籍如陈去病、孙静庵所编撰的《明遗民录》、陈伯陶之《胜朝粤东遗民录》、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等众多相关遗民及遗民思想的书籍，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广为宣扬和传播（此一时期的反满刊物有《民报》、《猛回头》、《警世钟》等）。这些书籍和宣传品，成为了推翻满清政府的一种强大的舆论和思想先导。
　　八大山人作为明皇宗室的天皇贵胄，在满清异族的统治下生活了整整六十年，其惨痛、悲怆、传奇的一生，使之沦落成了身份“卑微”的“山人”。
　　八大山人的明遗民身份和作为明末清初艺术巨擘的地位，随着那些借其名望而想要达到“反清复明”人士的各种宣传，八大山人的艺术，在这一时期里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看重，八大山人的个人传奇，亦越发变得更加离奇、丰富甚至诡谲起来。八大山人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冷峻、乖戾、简洁、明快风格，这种可视性和直观性的“风骨”， 以及作品当中“白眼向清天”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它具有的现代意义，更是在世界的范围内，受到了社会和民众的广泛推崇和追捧，各种传奇和神秘附会（清末民初的传说，详见后“未定论问题与谬种衍生的再变种讹传”一节），亦在此时推波助澜。这就使得“魏武儿孙总不堪，清门坎壈一生谙。空山写树倪云映，露地成花郑所南。褚国烟云豪客索，神州风月隐君耽。声名岂藉丹青重，松雪才华旧已惭”（据同治十年刊本杨翰《归石轩画谈》卷十廿六页，石庞《寄八大山人》）的八大山人，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反满情绪形成了一条有形和无形的链接，晚清那种“驱逐鞑虏”、“匡扶汉室”的民众心理，与“白眼向清天”的冷峻形式成为了一种会心的吻合，从而使得人人高举“八大山人”的旗帜，个个推崇“八大山人”的高尚艺术，使“八大山人”成为了一个可供人们参照的有形符号，而在社会和民众间得到了加倍的推崇。其艺术名望，亦获得了前所未有、如日中天的地位。
　　随着许多“解组南旋，=（口既）河山之=淡，=荆棘之蔓延，埋姓字于一车两马，访古迹于名山大川”（据《江西青云谱志》六十至六七页黄翰翘《前游青云谱记》）文人的四散奔命，“八大山人”的这些传说，或多或少地被带到了相对闭塞的江西。乘着这股“东风”，时任青云谱住持的徐忠庆，于民国八年己未（1919），借“八大山人”在社会和民众中所具有的盛誉，干脆将青云谱的开山祖朱道朗说成是八大山人，称自己“系八大山人的（嫡）派”（据《江西青云谱志》八十页“督军及各宪批示”），并由此向中华民国江西省财政厅“请拨公产……以助香火”（据《江西青云谱志》七九页•人物•胡再春）。
　　借历史“名人”之盛名，而向政府索要一己之利，本无可厚非。但是，当这一谎言给徐忠庆先后带来了 “本城坐落赐福巷洋式楼房一所……官产，交青云谱住持管理，收纳租息”，“以德胜门古章江废庙庙宇一栋及庙外官地一片，拨归青云谱道院住持管业”（均据《江西青云谱志》八十页“督军及各宪批示”）的现实利益之后，潜在、更大的利益期望驱动，使徐忠庆进而又于民国九年庚申（1920），直接将创建青云谱的朱道朗于康熙辛酉（1681）年间亲自主持编修的《青云谱志略》，按照自己的意图，删去《青云谱志略》内收录的时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周体观（周体观，字伯衡，顺天府尊化州人（今河北唐山市）。顺治二年（1645）二甲进士，由翰林历官参议道，官至江南池太道。顺治十五年分巡岭北道，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五年分巡南（南）瑞（州）道。著有《晴鹤集》）所撰写的《定山桥梅仙道院记》一文，以莫须有的“江西按察使司”周体观之名，伪造了一篇《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并在该“记”中，擅自加进了“逮有明之末，宁藩宗室裔，自称八大山人者，伤世变国亡，托迹佛子，放浪形骸之外，佯狂于笔墨之间，后委黄冠，自号良月道人，又字破云樵者”的内容，以总序的方式，置“庚申秋住持徐云岩重刊”的《江西青云谱志》之首（徐忠庆篡改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详细过程分析，可参阅汪世清《再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见《文物》1986年，第8期，81至89页）。又依照这一说法，在该《江西青云谱志》后半部分重修增加的内容里，先后授意将“八大山人”的内容掺杂其间，并特意将“与云岩善”的陈筱梅、胡在春（印廷校。南昌孝廉，时任民国江西省议会员）于民国己未（1919）“上书请拨公产”的“江西财政厅”于“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内，有涉“逮明末朱良月……世所称八大山人是也……徐忠庆……系八大山人的系”的批复，作为政府对“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认同公文，刊载于《江西青云谱志》79至81页内。
　　自此，篡改印行后的《江西青云谱志》，在经过徐忠庆这一无知和荒唐的嫁接之后，原本泾渭分明，一释一道两个途殊迥异、各不相干，并在各自的领域内，具有着各自不同成就和贡献；江西宁藩明室宗族内两个派系、世系各不相同的明宗室后裔人物，终于混淆变成了一个人。
　　青云谱这座流传千年，法统有序、教派明晰的道家“净名派”祖庭，从此被说成是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八大山人晚年在此修身、养性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