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令人不由想起马加爵事件。两起案子行凶手段不同、起因也或许不同，但都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肇事者。凶手事前都有准备，行凶过程所体现的人性丧失状况几乎无异。事后，人们都以极端的注意力关注着事态的调查，不同的是，人们对待行凶者的态度有所区别。
　　
　　马加爵不被人同情，也没得到丝毫的宽容。国内分析马加爵事件的起因当中，也不乏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主流观点却更侧重于马自身的人格缺陷与道德沦丧，些许的理智被强烈的指责与批评所掩盖。马加爵被判死刑后，各类以马加爵为题材的恶搞作品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体现出来的民族思考丝毫与理性的社会反思扯不上边儿。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在案由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理性就早早体现出来：学校停课的一周里，校方对死者的悼念活动将韩国凶手赵承熙与其他32位被害者一道列为悼念对象，他们放置33块半圆石灰岩悼念碑、点燃33根蜡烛，还有鲜花。枪杀了32个人的凶手享受如此“殊荣”，实在是咄咄怪事，不可理喻。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宽容，是理性的民族性宽容。早在1991年，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制造的校园枪击案就引发了一场“感动世界的‘宽容’”——这是一种多么极致的理性的宽容——，受害者之一的三位兄弟在给卢的家人的信中说：“安妮相信爱和宽容。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没有指责，没有痛骂，没有仇恨，双方都是受害者。人性之美与胸襟之宽广在极端事件之后显得极端伟大。
　　
　　他们并非没有是非观念。恰恰相反，这是一种令人叹服的非常理性的是非观念。事情已经发生，不能够再挽回，此时，与其去指责凶手的家人，不如冷静下来，彼此间相互同情、共度难关。指责与痛恨死去的凶手并不能减少受害人的悲痛，凶手杀人也绝非其家人的愿意——他们此刻比受害人亲属的悲痛更为沉重，他们除了与受害人亲属一样痛失亲人以外，内心深处还不可避免的带有负罪感，——他们不应当是被指责的对象，相反，他们一样令人同情。事件的起因，不单单因为凶手自己，正如赵承熙悼念碑旁放着的纸条所说的那样，他本身也是受害者 ：“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务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人活在世上，没有人不需要帮助。帮助来自亲人、朋友、同学、老师、学校和社会，赵承熙事前曾有一些表明心理有问题的迹象，他感到无助、失望、苦闷和烦躁，他的情况人们有所发觉，可惜他的压抑与郁闷未得到相应的来自外界的疏导与引流，他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对于他的这一情况，人们与社会觉得愧疚，因此，不因他的极端残暴行为将过错极端地全部归咎于他，他身边的人、他所处的社会也有一份负任。基于此，事件之后，他也是被悼念的对象。
　　
　　马加爵案发前的异常表现也不是被视而不见，事后，他的日记也被用来佐证他的心理问题。然而我们没有宽容他。社会就马加爵事件所进行的反思与自责极为有限。即使是马加爵的家人也未能以正确的态度对事件进行反思，他们开除了马加爵的“家籍”，在马加爵死后，至今仍未去领回他的骨灰。马的父亲说，就当没有这个儿子。
　　
　　同样是反社会的行为，行为者得到的“待遇”存在极大区别。美国的强大自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地域因素，更与民族的心态有直接联系。一个能够宽容凶手、把凶手也视作受害人且悼念他的民族，它的包容心绝非寻常。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之后，中国人乱了，生怕美国人从此仇视亚裔学生；韩国人乱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里的韩国学生不敢公开自己是韩国人，暂时冒充中国人或日本人；美国人不乱，学校悼念受害人和凶手，警方继续调查案件，媒体自律地对案情与调查结果予以真实报道。
　　
　　理性的宽容源自能够接纳一切的民族包容心。大海接纳百川，来者不拒，所以无限宽广、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