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古为今用” -胡杨林社区

　　古为今用，表面看起来是一种以史为鉴，是一种继承。然而在极权时代，学术消失了，以往的价值观荡然无存。那是无论如何要调动社会一切力量，不惜破坏任何社会资源，来保证主流意识的年代。然而，历史上尽管不乏相关专业出身的极权者，难道他们会自己来做这种舆论准备吗。最后，这种工作落在一些知识分子头上。
　　吴晗早年是纯粹的书生，出身贫寒，勤奋读书，以自己的努力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受到胡适的看重和高度评价。50年代末，吴成为了组织上的历史学家，接到了上级领导的授意——针对一种作风，希望他能古为今用，请古人出来说话。吴很快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随后发表在官方大报上，接着又写了一系列以海瑞精神反射当代的文章，直到《海瑞罢官》。这期间，他还根据上级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提倡右派海瑞”的意见，对其系列文章中的观点逐渐作了校正。这就是说，在他失去了写作的独立性之后，他后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后来舆论出现了反复，“紧跟文章”在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为了其他舆论风暴的阻力，当然也就成为了罪证。谢泳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时，频频提到“古为今用”，将海瑞老先生这次被重新起用同“古为今用”联系起来，终于使人了解到其中的意义。原来，生活在一个极权时代里即便是古人，如果其思想可以应用来强化当前舆论，他也不得不来为我们服务。这就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的背后是关于一个典型知识分子身上的不解之谜。吴晗是如何从一个少年立志学术的书生变成后来的“紧跟学者”的呢？分析材料，这个不解之谜的答案其实就是，吴在40年代自身思想体系没有固定成型的时候，遭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或许，施加这种渗透者本身也是被幽灵附身者，然而从上面的例子中看，这种传递着的渗透，其效力却是很大的，大到使一个人变得完全陌生。这种渗透，累积起来就是清洗，原先有不同意见和感受的人被说服，说服不了就压服、迫害，打作异类。被说服后再被强化，日日夜夜，反复强化，最后直至成为其自觉的意识。这具备了一切极权时代清洗思想的特征。
　　姜德明先生在一篇书话里，回忆了当年组稿时与郭沫若之间的一段交往。当时郭写一个组诗，名为《百花齐放》，发愿写一百种花入诗。为此他还查询多种相关资料，了解各种花卉的名目和特点，多方请教很多人某些花卉的资料，生恐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写这个组诗的时间是58年，“大跃进”的年代，这样我们大概就知道它的来历了。这篇书话还附有郭的一封请编辑同志酌改诗句的短信的影印件，信中又自言于花卉不通习，深恐有误。信用毛笔写成，多年以后，又不是原件，这份手书看起来仍使人觉得墨迹淋漓，笔法狂放不羁。很难以想象，写这样书法笔体的人，很自觉地成了有名的“紧跟”学者。郭是大家，早年留学日本，很早就成为大诗人，学术有专研，得到同人的认可，胡适推荐的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位列其中。然而在当代却很少有机会见到郭的宣传资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除去诞辰的一个整数周年纪念以外，几乎再没有见到作为主角的宣传耳闻目睹。我是七十年代末生人，记得当年其纪念诞辰，大部分篇幅都在介绍郭的年轻时代与代表作品，以及其名字来历，其他的大概是迂回过去了。其实今天这样回避郭，正如当年抵制胡适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要保持一种舆论的连贯性，如果今天的事情影响了早年的舆论，这就从历史上否认了舆论控制者的正当性，于是只有将其尘封。郭晚年作品《李白与杜甫》，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必要采取那样鲜明又偏颇的观点，而正因为观点明显，其写作的出发点外人就一望而知，但是放在那个年代，对于作者而言却有很大的必要，是“古为今用”的又一个例子。《李白与杜甫》后来似乎成为一种人格的自供状，留下了数不清的叹息。
　　敢于坦露自己的懦弱与恐惧，敢于直视外人的鄙夷，应该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在郭沫若与一位友人的通信中，这种勇气有了明确的解释。他早已经看清楚官方的手段有多么义正词严，多么的“不可违逆”，同时对个人的打击又是多么的残酷。在这种肃杀的舆论和思想环境之中，利用所学做一些古为今用的文字，却可以保存自身，在有些人看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足以说明，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心里有多么矛盾，又有多么恐惧。
　　在今天，我愿意宽容地评价走过当年的所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遇到的局面是今人无法想象的，思想侵蚀越过学术、越过主义，将他们完全击溃，将他们早年那个自己完全颠覆。在这样长年累月的过程中，不清醒是幸福的，清醒却无能为力，只能任由潮流推来推去往往更令人痛苦。如果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总要利用舆论工具来收伏自由，也总要利用舆论来摧毁个人的精神，那我们总能挑选一个比较能适应的时代吧？其实，就连这种选择的权利也是痴人说梦的。今天愿意读一点历史的人，是悲惨的。
　　　　
　　2006-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