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风沉醉时，有几个人总是要纪念的。
　　
　　周润发与郁达夫这两个人扯上关系，一定会有不少人觉得奇怪。近年仍旧风生水起的发哥成就了香港电影的一个神话，而在他出生前，郁达夫已经过逝。聪明人一定会猜到这两个人因电影结缘，周润发早年主演过一部当时颇受欢迎的电影〈郁达夫传奇〉。很难想象年轻时阳刚帅气的发仔是怎样演绎郁达夫的愤世嫉俗，抑郁，敏感与文人那种儒雅气质的。年代久远，可惜我们看不到那部片子，也无法更翔实了解郁达夫的人了。好在还有他遗留于世的那些隽永的文字，在这些烟云缭绕的文字间，我们试着走近---出版被公认是惊世骇俗的作品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的传奇文人郁达夫。
　　
　　中学时买过一本郁达夫的小说集子，薄薄的一本小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里面收有〈沉沦〉，〈迷羊〉，〈薄奠〉，〈出奔〉，〈春风沉醉的晚上〉五个中短篇。少年时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一点矫情在这些小说里忧烦郁闷的气氛下似乎有了共鸣，那个时候便有模仿的跃跃之心了，最终还是读了理科，一个关于文字的梦沉沦了。但郁氏小说的奇特风格，漫在文字间的行云流水般的对文字表达拿捏得当的挥洒，如春风沉醉的某个瞬间，从此徜徉在心底了。他写因民族压迫和社会黑暗极端苦闷中沉沦的留日学生；写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善良车夫；写春天里经营着一丝希望的烟厂女工；写追求自由的女伶，写革命者与地主女儿发生情爱的阶级悲剧。这五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与另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的小说〈迟桂花〉形成对比，也让人们将郁达夫与徐志摩式纯粹浪漫文人区别开来。
　　
　　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句评论郭沫若在1946年3月6日《人物杂志》第3期〈论郁达夫〉一文中曾经也提到。郭沫若应当说对郁达夫的为人与生平是知情的。刘海粟回忆文章中说：“达夫笃于友情，和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们自称为“孤竹二君子”。在小阁楼上，在风起云涌的广州，相濡以沫，人所共知。”郭沫若自己也说：“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当年两个人创建创造社，“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除了对徐志摩攻击郁达夫的微词外，郭沫若还提到创造社当年与胡适的一段公案。
　　
　　而在我们熟知的那篇〈志摩在回忆中〉，郁达夫写道：“我不想说志摩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我不想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我也不想说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记忆里的志摩来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见一次他那副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这些真情流露的文字里可有一丝芥蒂？在外人眼里张扬尖锐连家事都处理不好的郁达夫在对待朋友怎样的宽容热诚。王映霞与他最终不欢而散也只能说是两个人缘尽了。
　　
　　对郁达夫的文学才华，有第一古体诗词，第二散文游记，第三小说，最后是评论文章的说法。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就曾评价道：“在现代作家中，唯郁达夫的古诗词作得最好。”对于古诗词的造诣有限，不敢评说他的古诗词作品。郁达夫的散文文笔清畅，文风细腻，非常耐读。〈故都的秋〉里：“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沈的地方。”一叶而知秋，郁达夫的任何一篇文字里我们都能读出他的真诚，细腻，敏锐，或热烈浓郁或清新飞扬。
　　
　　郁达夫的传奇还在于他不仅仅只是个写出清奇文章的文人，他还是一个战士，一个爱国者。当然这里的战士不是指他参加了什么党派。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诱骗、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郁达夫杀害，终年四十九岁。郁达夫被杀害后，由于日本宪兵封锁消息，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猜测。日本著名作家铃木正夫经过20多年的调查 ，凭借非常翔实的资料，并且找到了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最后把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离武吉丁宜三公里的华侨公墓，建立了一座高达两米的烈士纪念碑，以纪念郁达夫和其他十位惨遭杀害的反法西战士。但至今没有人知道，郁达夫先生遗骨究竟在哪里。
　　
　　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郁达夫是一个脱胎于古典意境而又迷惘于乱世中国的浪荡才子。郁受旧文化的启蒙且又因天性气质柔化的使然，使得他身上沾染不褪旧士大夫文人的特征：他敏感、细腻、多情，却又伤感、脆弱、颓废，经受着一重重矛盾的煎熬和历练。他热衷于对自然山水、女人和书籍的品味与馨享，而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困境、民族危亡以及自身的女人，他虽未完全失去一个读书人的立场和本份，但也总是在打责任的擦边球。他热情勃发，势不可挡，最后这点滴的热情，也逐渐在伤感和绝望中中道退隐。郁是一个爱国者，但他的性情却时时处于迷乱与不解之中，正如他自己的表白所言，他站在动荡社会的大风圈外，抒发着自己〈水样的春愁〉，但仍止不住让自己的灵魂在艰于呼吸的天底下游弋得远一程，再远一程。他并未〈沉沦〉。
　　
　　可以说，郁达夫的灵魂，终其一生都在飘泊，他的悲剧，既是自身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他一生真诚、坎坷，却在曙光初现时，死于侵略者的枪口之下，没有享受到他向往了一生的和平与安宁的生活，没有看到新中国独立后的强大，但历史并没有忘记给他一个公允公正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九泉之下的达夫先生也应该放心地安息了。（1953年，郁达夫被中国政府追封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