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缅怀
　　
　　老鬼（作家，杨沫之子）：张先生是非常好的人 网易历史
　　
　　我始终没有见过张中行先生的面，基本上不了解他。关于他的零星的印象，还是听我妈妈说的。妈妈曾经跟我说，在“文革”中，无论造反派怎么逼问他，张先生都没有揭发过我妈妈。他始终说：“我是不革命的，杨沫是革命的。”这一点让我妈妈非常感动，说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事情。至于说到感情方面，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了。我听姐姐（张中行先生是她的生父）说，他们两个人到后来只要在一起就吵架。他和妈妈离婚之后两个人也没有来往。不过张先生是个好人，《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虽然是以张先生为原型，但不是真实的张先生。妈妈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把余永泽典型化了，所以把他灰暗的方面也放大了。
　　
　　吴彬（《读书》编辑）：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网易历史
　　
　　我跟张先生来往比较多的时候他还没有生病。当时他是《读书》杂志最高产的作者，也是我们的支柱性作者之一。当时他写了很多回忆性的文章，分量都很重，引起的反响也很大。那一段时期是我们交往最多的，后来他身体不好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状体中去，彼此的来往也比较少了。张先生在我印象中是个朴实、平易的老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所以我们来往起来也比较自然，以至于现在想起来都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有时候在一起聊天，聊得也都是家长里短，在张先生来说，就是一个老人家在给小辈人们讲故事。这样的情况，也比较符合张先生一生的态度，他本来就是个不求冒尖，只想过平淡日子的人，不像其他的一些学者，一聊起来总是高谈阔论。
　　
　　扬之水（前《读书》编辑）：我和张先生相互感激
　　
　　我跟张先生来往比较多的时期是在他还没有小中风之前。当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张先生的《负暄琐话》，我组织了一篇书评在《读书》上发表。后来张先生给《读书》写文章，也是由我来组稿。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很大，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也成名了”，其实张先生的学问和才识一直都在他身上体现着。张先生是个重情义的人，因为他的文章是经我手发的，所以他说是我“重新发现了他”。其实那些说起来都是我应该做的。要是感激，我和张先生是相互感激。
　　
　　在他小中风之后，有一次他跟我说：“现在我都成了废物了。”我当时特别理解张先生的心情，他觉得要是不能写作了，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陆灏（《文汇报》评论部编辑）：“余永泽”很坦诚
　　16年前，张先生出版《负暄琐话》，把后人不太了解的老北大风采又呈现在世人面前，反响非常大。那一年我到北京，当时就有人说张先生就是《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我问他们：“你们问过吗？”他们说没人敢问。我说：我来问，如果他不高兴，那我以后不和他见面就是了。
　　 当时张先生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那边，那天我们从那里出来，一直走到老北大的旧址沙滩，边走边聊。我在向张先生表达了自己很喜欢他的书之后，说：“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如果您不喜欢，可以不回答。”张先生说“好啊”。然后我就说了。张先生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可以说，我是和杨沫同居了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女儿。”我又问：“那你们为什么分手呢？”张先生说：“主要是世界观不一样，她是有信仰的，而我是怀疑论者。” /
　　
　　■前尘往事
　　
　　曾和杨沫共谱“青春之歌”
　　
　　上世纪50年代，作家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因张中行与杨沫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有人认为小说借“余永泽”的形象影射张中行。两人离婚后，杨沫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 /
　　
　　“文革”中，北京市文联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张中行写道：“杨沫同志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思想，并有实现理想的魄力。”落实政策后，杨沫了解了此情，激动地给张中行写信：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并让他们惟一的女儿，给张中行送去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纪念。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没有参加追悼会。据悉，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 网易历史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平生兴趣
　　“左手书”与“半百砚”
　　
　　张中行兴趣广泛，自认主要有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他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了不少书法及书论，后多有临摹。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后来，张中行说自己“学书不成”，是由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而张中行收集名砚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曾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半百砚田老农”，藏品数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