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牧·之十
　　
　　罗牧“江淮间多有祖之”的根本原因分析及实际社会地位
　　
　　从现存的大量史料来看，不管是郑板桥所说的“八大山人名满天下”，还是梅庚所言“细访江右人文，大不及襄时，后起者率多浮沈……而先生所云八大山人者，则求而得之，果然高人者，其翰艺大非时俗比……”（注1）
　　以及江淮大家石涛对八大山人的推崇。江淮间对于江西两大画家八大山人与罗牧，显然在有记载的文人阶层，八大山人的影响要比罗牧大的多。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罗牧，尽管罗牧的山水画从整体效果来评判，干净秀丽，平稳无奇，雅俗共赏，在境界和墨色、水色乃至气韵上，均呈现了某种新生力量的成分因素，但是若用同时代的龚贤来比较，其风格并不显得更加突出，而功力也似乎还不能在“金陵八家”之上，更加上明末清初临古的时尚风格，在罗牧所处的时代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罗牧山水的风格，亦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受到这一风尚的羁绊。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来讨论了，张庚所言“江淮间多有祖之”的是罗牧，而不是八大山人，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
　　在明末清初特别是康、乾时期的江淮，它除了是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外，更重要的它还是江南地区的商埠中心，这为罗牧这类作品的流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
　　自明代中后期开始，江西的商业经济，虽不及安徽徽州的商人那样无孔不入，但赣商亦十分兴盛，且自有特色。赣商以经营手工业为多者，“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注2）。”
　　这种以手工业，茶叶、瓷器为主的商业社会氛围，给了茶商出身的罗牧以极大的影响，同时，景德镇大量官民窑瓷器的烧造，对画工们的大量需求，这都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官民之间在绘画方面的发展。到了清朝的康盛时期，经济更加发达，有闲阶层的不断增多，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从而使绘画需求量大增，这又刺激了绘画的发展。
　　罗牧从宁都移居南昌，又往返于扬州的江淮地区，其目的就是为了卖画、售茶方便。而江西巡抚宋荦的极力推崇，这就必然给趋炎附势的江淮商人社会，增加了罗牧山水画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确立。正如张庚在其《画论•总论》中说的那样：
　　
　　“罗饭牛崛起宁都，挟所能而游省会，名动公卿士大夫学者，于是多宗之，近谓之江西派，益失在易而滑。闽人失之浓浊，北地失之重拙之数者，其初，未尝不各自各家而传，仿渐凌夷耳此。”
　　
　　罗牧商人本能的“敦古道，重友谊”，不同于一般文人轻视商人倨傲的性格，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商人中最容易接近的艺术家。
　　罗牧山水销售市场的成功，随着宋、罗之间艺术作品以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宋荦由江西调任江苏的迁移，江淮间推崇罗牧，并由此而吸引来更多的学画者向他学习，成为了必然。以“江西派”之祖的地位，自然地成了非罗牧莫属了。
　　张庚“江西派”的界定，通过分析，我们基本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一种有别于董、巨、黄传统的灵秀、清新、滋润感强，层次分明，雅俗共赏的山水风格，且在江淮间书画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的江西籍画家作品。张庚对“江西画派”这一派别的界定基础，则是罗牧“东湖诗画会”所拥有的巨大实力，即：以八大山人为代表的众多的艺术家们。
　　因此可以说，“江西派”实在是指其区域内所包含的人群范围，而不是仅指罗牧个人的山水绘画风格。
　　清代的唐岱•毓东在其《绘事发微•画名》中说道：
　　
　　“画家得名者有二，有因画而传人者，有因人而传画者。……因人传画者，代代有之，而因画传人者，每不不世。盖以人传者，既聪明富贵，又居丰暇豫而位高善诗，故多以
　　
　　画传者。大略贫士卑官或奔走道路或忧于衣食常不得为。即为，亦不能尽其力，故少。然均之皆深通其道，而后能传。”
　　罗牧之所以会被时人冠以“江西派”之祖，较之于八大山人来说，显然是唐岱《画名》中所论的后者。
　　　
　　注：（1）见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梅耦长书》。
　　（2）据康熙版《饶州府志》卷四。
　　清代的唐岱•毓东在其《绘事发微•画名》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