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怯懦
　　飘香一例/文
　　 法国大诗人艾吕雅在他的布拉格朋友被斯大林最高法院送上绞刑架上之时，公开正式地宣布与之脱离关系。这一点让米兰·昆德拉很受伤，在他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一切都变成了可怀疑的对象，包括诗歌。那是一个“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那注定了是一个可以失掉的旧时代。而大诗人艾吕雅在那个时代的表现除了让人感到很受伤之外，还让人看到了诗人的怯懦，这个诗人几近共通的特质。
　　 粗略的捋一捋，诗人的怯懦好像由来已久。
　　 没有人怀疑屈原的爱国之心忧国之情，没有人怀疑屈原的伟大和不朽，也没有人怀疑《离骚》的经典和非同凡响，同样没有人怀疑他和他的作品给中国几千年带来的影响和价值。但是，对于他的自杀，我却始终耿耿于怀。抛开黑暗的权势不说，抛开“世人皆浊我独清”的众人的不理解不讲，单是对待生命的方式就让我很不以为然。我个人认为，过高的估计自己和过高的估计当权的势力是他走向人生终点不可不说的原因，而由此显示出的他对生的怯懦则为众多的后来者做出了并不怎么光辉的甚至是反面的榜样。他不畏惧死亡，纵身一跳，跳进了历史的长河；他畏惧生存，反身一缩，缩入了苍凉的无底潭沟。怯懦成了注脚，只是一些后来人也怯懦，无视之。于是怯懦便成了更多人的生命注脚。
　　 “竹林七贤”中的某位慑于当时政权的威力背叛了那个群体，背叛了自己的良知和所谓的信仰。致使其他的人对他嗤之以鼻，无论在黑暗的角落他流下多少愧歉的泪水也无法挽回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心灵的损失。生命是毫无疑问的长久了，只是这长久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何处，恐怕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了。怯懦带来的后遗症可见一斑。
　　 几近相似的情景，陶氏的表现就显得别具一格，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掩饰他的怯懦。他睥睨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似清心寡欲地逍遥生活着，其实内心的痛楚也是可以想见的。他是看清楚了现实，但是逃避现实恰恰说明了自我内心对黑暗的怯懦和对自己的不自信。他的诗歌，清新和祥和之中总带有淡淡的哀伤，以及对权贵的愤恨，足以说明他内心的不安，为自己的怯懦寻找合适的理由，黑暗的权贵和冷漠的现实成了最好的载体。
　　 到了诗歌辉煌的时代，出现了一位足以称作伟大的诗人：杜甫。这是一个老实人，看上去似乎还有些委琐，但是心灵厚重，眼光集中。他一次次地抒情和写实，在诅咒和愤恨的同时还希望这种愤恨和诅咒带来相应的硕大回报，在那个时代里，他不能不算是一位天真的政府主义者。追随皇室，四处漂泊，只为“用这种艰辛去建立与国家的亲昵联盟”，一展自己的抱负。在长年累月的磨砺中，谨小慎微和对皇室战战兢兢的仔细观察成就了他怯懦的内质。
　　 “杜甫就这样被国家钉死在了它的话语十字架上，他甚至不能在弃世的最后一刻喊出对于国家的怀疑，而国家的回报直到他死后才予以兑现，那就是允诺它成为"圣人"，也即成为一个面容忧戚，四处流浪的爱国主义英雄。必须注意这个局面的某种古怪：一方面心系朝廷，一方面像流氓那样经久不息地流浪。……杜甫行进于国家的阔大花园。在走过广袤的土地之后，他继续沉浸在巨大明亮的国家幻象里，并且拒绝了对它所设定的精神边界的逾越”。这种不逾越造就了他有点分裂的内心和性格。怯懦也成了每每敲击心灵都无限痛楚的莫大咒语。
　　 接下来的诗人，到元朝，到明朝，到清朝，甚至到民国，到现代，都有怯懦而不自知和自知者，有怯懦而不自言和自言者。
　　 有人说，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关心政治，什么时候中国就有希望了。这话虽显得偏激，却不无道理。套用一下，什么时候中国诗人不再关心政治，什么时候中国诗歌就有希望了。
　　 诗人的怯懦是从何而来的呢？除了性格上的因素外，和政治必然是分离不开的。从最初的屈原到后来的“竹林七贤”，从看似潇洒的陶渊明到貌似坚强的杜甫，无一例外。
　　 而现在，挤掉政治，金钱越来越多的成为了诗人怯懦的新由头。于是，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句“什么时候，中国诗人不再关心金钱，什么时候中国诗歌就有希望了” 呢？
　　 大诗人艾吕雅的作为让米兰·昆德拉很受伤，而现在的诗人对金钱的渴求表现出来的怯懦让众多爱好诗歌的人们很受伤，很受伤。
　　
　　注：转自红袖添香，作者：飘香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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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