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很快就要过去，对“十五”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以及对未来能源、环境的各种发展战略研讨会接连见诸于报端。由于自己知识浅薄，读不懂理论界的长篇大论，不敢妄言。但有关专家披露的两组能源和矿产品消费的数据却引起我的兴趣。一种忧从中来和不吐不快的感受油然而生。
　　
　　一组数据是说我国2004年的石油、煤炭和铁矿石消费量，提前6年达到十一五末（即2010年）才应该达到的水平。
　　
　　请看具体数字：2010年石油、煤炭、铁矿石的预测量分别是：3亿吨、18.25亿吨、5.29亿吨。而2004年实际消费量分别是2.92亿吨、18.88亿吨和5.2亿吨。
　　
　　众所周知，石油和煤炭是当今世界能源的主打产品，铁矿石则是经济建设的主要原材料。目前我国除煤炭不需要进口，石油和铁矿石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都很高。
　　
　　从发展角度来看，这组数据既表露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喜，同时也能窥见后续发展中可能出现“寅吃卯粮”之忧。
　　
　　对这一现象，初步分析可能来自三个原因：一是我国GDP增速快于预计水平，说明过去的战略研究中对GDP的预测过于保守；二是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呈现重工业领先的特征，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研究不够透彻；三是矿产品生产和矿产品保有储量增速缓慢，说明我国地质工作滞后，从而导致矿产资源的储采比和可供能力下降。
　　
　　再看第二组数据，那就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年中消费过2亿吨以上的钢、300万吨以上的铜、600万吨以上的铝、5亿吨以上的水泥。但是，2004年中国却消费了3亿吨钢铁、350万吨铜、605万吨铝和9.7亿吨水泥。又是几个世界之最。
　　
　　问题是，目前的中国还处于全面小康的建设之中，如果立意要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率先实现工业化。毫无疑问，依托能源和矿产品的消费只会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面对此情此景，一些发达国家就炮制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不仅玩弄一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把戏，还猛然掀起对中国不可或缺的石油和铁矿石涨价的制裁风潮。最近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其能源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以确保能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并为全球20亿无电人口提供清洁电力的要求。显然，我国对此不能做出任何承诺。
　　
　　这组数据和它衍生出来的舆论，充分说明我国在能源发展问题上有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注定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会步履维艰。从现实能源、环境状况以及未来预期分析，形势均不容乐观。
　　
　　如果冀希望于能源战略政策的改变暂时没有可能。在经济发达、环境优先的美国，况且难以做到发展可再生能源为其能源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可再生能源更加难成主流，肯定还得以传统的不可再生能源为主。
　　
　　在不可再生能源中，石油依靠大量进口绝对是妄想，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只能是煤。
　　
　　如果中国在2030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届时总人口是15亿。我们把总能耗以标准煤折算，按最节约的日本人创造的人均标准（5.3吨），总能耗将达到80亿吨标准煤，即要比目前20亿吨再增加3倍。
　　
　　如果加快勘探开发，我国未来石油的年产量能够维持2亿吨，1万亿吨远景储量的煤能够确保开采出一半的话，还能够再支撑55年。
　　
　　如果继续“寅吃卯粮”，资源耗竭的时间还将提前。
　　
　　资源问题只是一个方面，环境问题又将贸然走上前台。
　　
　　有资料称2004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超过环境容量的70%。如果采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方式，也就是未来25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再增加3倍的话，中国的环境容量根本无法承受烟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燃煤引起的环境破坏将是毁灭性的。
　　
　　如果继续沿着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的发展弯路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我们搞工业化还有什么意义？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循环经济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刻不容缓。工业化不仅要，而且还要快一些，能源的供需矛盾要缓解，环境问题也要努力解决。
　　
　　提五点建议：一是加快地质勘查步伐；二是充分利用开放的国际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起抓；三是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四是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五是在节约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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