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五一前夕，天气尚凉，坐在清寂的大厦里，我忽然心神不定，有种不祥的预感。我第一时间想到年迈的母亲，于是拨了家乡的长途，电话那端传来清亮悦耳的一声应答，我问：“妈，是我，家里怎样？”母亲亲切地笑，说：“都挺好，不用惦记，工作挺累的，五一好好休息吧，别回来了。”撂下电话，心稍稍安稳，但仍有些惴惴，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大脑还在检索，却始终找不出忐忑的源头。
　　这天在办公室，接到老领导电话，说孩子五一结婚，“千万要来哦！而且，你要帮我记帐。”我受宠若惊，诺诺答应。耳边又回响起母亲的笑语，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遂决定五一前赶个周末，回故乡看看。
　　“妈，我今天回家，晚上到。”这个周五清晨，我用电话通知母亲。
　　“回来干嘛？”母亲声音有些急切和惊讶。
　　“回去看看，五一有事，可能回不去了。”我说。
　　“那就别回来了！”母亲象是命令，这种语气我第一次听见。
　　我主意已定。
　　晚上四点多，我走出家乡的火车站，乘了人力车，在透着熟悉的陌生街道穿行，轻风徐来，乍暖还寒，撩人思绪，许多老建筑已灰飞烟灭，被崭新的楼宇取代了，街边小树已经茂密参天，熙攘人流，目光冷漠，物是人非，疑似他乡，一种被遗忘的伤感袭来，唉，故乡，如果没有了故人，这还是我的故乡吗？我怀疑着，又极力否定着这种疑虑，因为母亲的存在，因为那个笑声朗朗、风风火火、永远是我坚强之树、温情港湾的母亲的存在，这儿永远是我的故乡。
　　十分钟后，我到了一中的家属楼。我十年前安的那个蹩脚门玲还在，但没了声音，敲开门，母亲瘦弱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使我的心里一惊，她穿了件暗红花点的衬衣，瘦弱的身子使那件衣服显得宽大，头发根部翻着苍苍白发，因为牙齿脱落，腮深深陷了进去，皱纹无情地爬满眼角、嘴角，她接过我的拎包，手上的青筋凸如游蛇。我默默走进房门，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感受。
　　母亲露出愉快的笑容，为我拿出拖鞋，又习惯接我脱下的衣裤，“冷不冷啊？”她一边问候着，一边躲蔽着我的眼神。
　　父亲晃动着肥胖的身子，挪动着脚步，从里间屋里出来，他由于几年前的脑血栓，落下了表达不清的后遗症，这是教师楼的一大悲凉风景，我高中时代的老教师们十有七八患了这种病，我常想，这难道就是老天给这些承受过政治迫害又清贫如洗的园丁们的回报吗？
　　父亲只吞吞吐吐地问了句：“几点，的车？”
　　“中午，11点多的。”我简单地回答。我知道，父亲精密的大脑现在对数字一塌糊涂。母亲说过，他会把血压说成500或1000，把体重说成15或800。
　　我坐下来，见到母亲有些慌乱。“饿了吧，我得出去一趟。”说着，她又开了门，走了出去。我进了洗手间，见新的毛巾、牙具都整齐摆在那里，洗了脸后，母亲回来，开始忙着为我包饺子，我要动手帮她，她说不用，然后吃力擀着皮，样子十分憔悴。这时电话响起来，我正要接，她说：“找我的。”忙跑过去接。对话很神秘，象是回避着什么。
　　她放了电话回来时，我拿眼睛不住地盯着她，这使她包饺子的过程失了节奏，饺子皮也长一个，短一个，一直到包完、下锅、煮好，摆上桌，等我吃完了，她才坐下来，慢慢对我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但你回来了，瞒不了你。”
　　我的心一沉，等待那个预感的事情发生。
　　“其实没什么，”她笑着说，“肚子有些不通，上午你妹妹陪我去医院做了肠镜，明天出结果。”
　　“当时怎么说？”我问。
　　“当时没说什么，里面长了东西，要明天出结果。”
　　“明天跟我走吧。”我望着她，语气沉着地说。
　　“看结果再说，要是用点儿药能好，就不去了。你爸爸也不行。”
　　整个晚上，我都做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准备，我想母亲也一样，我们都表现得很轻松，仿佛只有这样，明天才是一个好日子。
　　妹妹来了，眼睛有些红肿，拿了个诊断报告，说是个腺瘤，良性的，没关系，但要手术。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真的希望这是实情，因为母亲很高兴，象一下子解脱了似的。
　　我说：“跟我走吧，手术要上大医院。”
　　她同意了。
　　
　　二
　　
　　母亲得的是晚期肠癌。在严密的谎言下，做了肠切除手术。
　　手术大夫给我看切下的那断肠子时，用小手指向里捅了捅，说：“基本快长死了。”
　　眼前浮现出母亲忍着巨大的痛苦一边谈笑着，一边为我包饺子的情景，我哽咽了。我在心里喊：母亲！母亲！……我喊不出任何其它的字眼。
　　手术很顺利，似乎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当母亲在家乡逢人便说母子连心、说亲人恩情、说死过一回时，大夫平静地告诉我，母亲的肠癌属三期，近处淋巴结已转移，一年后可能复发。
　　我的心再度充满忧伤。我祈祷着，盼望着奇迹的出现。我同大家说母亲年轻时如何健康，六十余年没吃过药、打过针，我坚信她必定属于那1%的康复行列。
　　一年过去了，中间经历了一次波折，春节前，母亲左侧颈下的淋巴肿大发硬，来省城摘除了，在李大夫亲切温暖的话语下，母亲度过了一次心理危机，熬到了五一。
　　这个五一节，这个生死攸关的五一节，母亲表现出了完全康复的体征，饮食、两便、睡眠、行动一切正常！体重也增了好几斤，又有假牙相衬，面容圆润了许多。她开始频繁与亲友交往，拒绝子女的照顾，又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在数码照片中，母亲染了头发，笑容可掬，态度从容，给子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整个夏天，我都忙于工作和学习，习惯了每周六给母亲打一次电话，问候病情，到了秋天，我那莫名的恐惧感又渐渐在心底升起，凄凉的秋天，永恒的蓝天，在我心里成了一种哀愁的预示。我在繁忙的工作中计算着时间，在电话里揣测着母亲的谎言，九月的一天，我决定回去看看。
　　我曾经梦里回到的故园，我的家乡，我曾经扑进去恬美入睡的温馨之家，那滴哒滴哒的挂钟，那古旧的家俱，和母亲温暖之怀，一切一切，都染上了凄凉之色，我的温馨之家，现在成了凄凉之巢。
　　母亲已经形销骨立，眼窝深深陷了进去，只三个月，她象换了个人，神态幽怨，仿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她的锁骨处十多个淋巴结又长得花生米般大小，手术部位坚如石块，她的笑也有气无力，她对我说，淋巴肿大可能是前一段拔了几颗牙引起的。
　　“为什么要拔牙？”我气得忍不住要哭。
　　“我看楼里几个老太太都镶了一口好牙，我一样能。”她依然笑着回答。
　　“你和他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有些语塞，末了，说：“你大手术才一年多哎。”
　　“没事，会好的。你别担心。”
　　我不再说下去，我怕情绪失控。
　　吃饭的时候，她似乎一点食欲都没有，只象征性地喝着粥。
　　“你不是说能吃饭吗？”我的话语里有几分埋怨。
　　“能吃，怎么不能吃？”听我这样说，她开始频繁夹饭菜，用力咽下去，锁骨游动着，显得很吃力。
　　“明天跟我走吧。” 我平静地说。
　　她摇了摇头。
　　快吃完时，我又说：“那在这儿先做个检查再说。”
　　她不得不同意了。
　　我电话征求了李大夫的意见，把体征说了一遍，李大夫说：“那就做个肝脏CT，把片子带回来，估计是复发。”
　　CT室的大夫是妹夫的熟人，妹妹事先对大夫有交待，无论什么结果，先开个假诊断吧。
　　等片子时，母亲的神情有些不安，似乎很愿意痛快地宣判。
　　结果是给母亲看的，诊断书上写着腹部盐性包块，肝脾未见异常。
　　在回家的车上，母亲显得很轻松，对我和妹妹说：“你看，我说没什么事，这回吃点药就好了。”
　　我说：“是，我回去开点药回来。”
　　母亲又说：“这儿什么药都有，回去见了李大夫，看他怎么说，告诉一下药名就行了。”
　　我的心一阵阵悸动。
　　李主任会说什么呢？我这样想。
　　
　　李主任说：这是广泛性癌变，已经没有治疗意义了。
　　“还有多长时间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估计一个月左右。”
　　尽管一切尽在意料中，我的心还是一惊。
　　走出主任办公室，我的眼前呈现出另一个世界，是光色叠加、风声搏斗的世界。
　　五分钟后，我又回到医院，来取落下的手包。李主任送我出来，再三叮嘱：“要小心啊，注意安全……”他的母亲刚去世不到一年，也是癌症。
　　大街，汹涌的脚步，呐喊的声音，我的心新卷起巨浪、狂潮……
　　回到家，几次拿起电话，几次放下，我不敢拨那个熟悉的号码......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天大的谎言如何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