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钱理群）中载知堂等人应对当时爱国青年学生“反基督教宣言”运动而作“宗教自由论”，并升级至与陈独秀进行论战一事。当历史还原了本来面目，这场文化论战实在乃是政团暗地操作、利用爱国青年等的盲目热情和反殖民热潮的一个典型例子，对此种手段，即便是在烟消云散的当今，想起来也真觉无耻。
　　无耻在哪里？假文化冲撞之手，造政客目的之舆论准备，形成某种浪潮，不仅于事无补，浪费了正经文人的时间和精力。像知堂、像钱玄同这样赤诚的自由主义文人，严肃认真地准备己身精良的文化，而与之作奋力博战，预备了将自己的名誉与社会形象抛弃不顾，甚至留下骂名也等闲视之，这是何等的勇气。而用种种低劣的宣传手段将这些在学生群众心中之导师残暴地放置在舆论风暴的中心，将巨大的无形压力加诸于他们身上，而表面上又是多么像是纯粹意识形态上的论战啊。在文化领域来看，这不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冲突时期乘机涌起的暗潮又是什么？
　　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真的需要先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上的事情，什么是以文化冲撞作为工具。近年读一些五四的论战，很容易就看出许多文化层面的论战其实都是文艺与政治攻势之间的战斗。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特别使人迷惑，当然，也就漏过了许多无耻。而最使人愤怒的，就是看这些无耻怎样对待真文人，这些玩弄宣传的人，他们熟悉文化，也蔑视文化，视文人为可资利用的草芥。
　　
　　无独有偶，前不久读一些关于“左联”的资料书，有些地方很醒目，一个是一些真正的文人并不是左联的发起人；一个是不久之后，一些真正的文人发现自己竟然进入了政治社团，于是离开了左联。而最大的发现，是看见了鲁迅真正最大的敌人是谁。这读书偶得本来已经写在别处，但觉仍很惊心。鲁迅从来没有自认左翼的旗手，被作为旗手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言论地位，很多无稽的会议也不参加。在文人重名、重“主义”领袖的积习深重——而又充满机遇的年代里，鲁迅这种人生姿态真令人忍不住迭迭称赞。鲁迅是真左翼，真正的自由主义左翼。另一方面，他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认识很深刻，很敏锐地发现了左联后期人员的不纯和泛政治倾向，同时最早发现了鼓动学生参与政治斗争只会招致血腥的屠杀，只会得到青年的白白牺牲，明确表示出自己的不赞成。
　　原本以鲁迅为招牌的一些伪文人，以及那些本来是文人、而一受到政治的蛊惑就脱胎换骨的人发现鲁迅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特别是不像他们希望的那么崇尚极端的路，立即就暴露出他们政客兼低俗文人那种猪狗爪牙。他们开始向鲁迅以及很多离开左联的作家进行所谓批评和开展所谓组织措施来羞辱他们，字里行间，充满了低劣的抱怨，充满了“你为什么不极端”这样的责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以文艺批评的幌子，用貌似正经的文化论战的方式，这就使很多人被蒙蔽了双眼，失去了价值上的判断力。激进像一股洪流，泥石俱下。
　　鲁迅自然首当其冲。文人的普通良知使他不能不还击，不能不有所匡正。知堂也是这样，个人的奋斗与鲜血使他对民众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点公民自由权利格外珍视，他们都看出这种极端的主义，他们的党同伐异与自我独尊、它们对人性对自由的冷漠，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忽略，其实与以往封建社会种种沉渣的表现毫无二致。我一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其实是太超前了，远远超越了他们那个时代……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周氏兄弟，这或许给人以安慰，说到底，真文人大概永远能获得后代以来的文人发自精神的认同和问候吧。
　　
　　读书读到这些龌龊，足以警醒我们，首先是对文人应该以文人的标准来看待他，而切不可将文人与有文化、爱写作的政客混淆在一起，这样判断就失去了公平；其次是对于披着文化讨论外衣实则剥夺别人自由、根本不对社会意识形态负责的无耻行径，要勇于看着它们的无耻，特别是，要穿越历史社会性质的变迁，承认这些行径永恒的无耻。
　　对于像五四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潮丰富、观念更革的重要时刻，我们应该为有这许多以政治手法干扰正常文化讨论、甚至将其引走变异的事情而默哀。
　　
　　200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