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文曾经提到学生时代里同人民教师争夺阅读权的故事，这里不妨把这个故事详细说说：当时我们这些一般大的孩子们，全天被寄放在学校里，学校里设备简陋，气氛无聊，阅读欲已被唤醒的少年们就在这堂皇的讲堂之上，大读课外书籍，并且所读之书籍内容已远远超越一般人所料。当时的人民教师都非常敬业，某一天发现学生在课上读课外书，而且读地把整个世界都忘了，深感自己与传世之经典名著根本无法抗衡，在文化的较量中肯定败个落花流水，马上感觉胸闷气短，于是按照一般的惯例，一旦发现马上当场没收。而且这个事情，师长们也是明说的：没收！以后发现，一律没收。
　　阅读变成了偷窥，这无形之中极大地增强了开小差读书这件事的刺激性。很多人都投入进来，有时只是为了表达处于启蒙时期的精神反抗，感受那种莫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校园流行两大时尚，一是用小刀在手腕上划那种浅浅的伤疤，另一个就是在教师眼皮底下偷着读书。前者据说是体验那种微疼的感受，属于心理青春期发育的征候，后者则尤其激动人心，那感觉就和偷人一样。
　　然而，一再发生的教师没收行为，对于逐渐对书籍的珍爱程度超越其他宝贝的孩子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他们看着自己爱的发狂的书籍（其实就是些小册子）一次次被人无端掳走，而且以很多滑稽而荒谬的名义，终于开始反抗。于是学生中各方开始组织力量，很多斗争都在酝酿之中。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打算焚毁讲台，理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有那些被没收的宝贝东西都在那个讲台后面的抽屉里。其中不仅有书，还有玻璃珠、弹弓、洋片、扑克、漫画、口琴、文具、窗纱做的渔网、冰糕棒做的各种模型、五颜六色的水枪，冬天飞进教室来的雪球（已经化了）等等，甚至包括不知道谁家大门上的锁头。只有手表以上价值的玩具才配关入教师办公室的书桌里。这个憨厚的讲台成了仇恨汇集的中心，成了一种由物及人的象征。我们最后计划是用蜡烛，即柯南道尔侦探小说里的所谓“定时器”一类的东西。因为它能够在大家都下学之后自己工作，不用人操心看着，而且很平静；第二天早上人们打开门，无论是谁，都能惊奇地发现神圣的讲坛已经化为灰烬，这个艺术表现力就非同凡响了。谈论这些时，人们不由得纷纷假想起那些肆意罚没的人民教师同志走进教室以后的吃惊表情，身旁环绕着的是学生们的爆笑声以及持续的影响。
　　其实我们都是好学生，学校也是个好学校，我们最终并没有干出上述这等特别的事情来。日子一如既往地平静无华。真实原因其实是当某个冒失鬼在夜晚悄悄捅开那个讲台，准备放进去一只白蜡烛时，愕然发现：里面已经有一只蜡烛了！正是凭借这只蜡烛的微芒，大家接着发现，这只讲台抽屉上的扣锁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坏了！于是人们采取了“打土豪”的方式，夺回了自己的“田地”，每一件被没收的宝贝因为都是发生在课堂上的故事，所以人们都知道它们的主人是谁。私人财产所有权在蛮荒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不起眼的小学里得到了严正的维护。自己的东西失而复得，报复心早已飞的不知所终，大家交流着，高兴地向家走去。最后一个学生走时习惯性地吹灭了蜡烛，锁了门，也走了。
　　讲这个故事，有些回忆的意思，但不是说明青春有多么残酷。这个故事里提到了学校里的教师随意没收别人东西，这在当代人恐怕都有真实的经历，看起来似乎是正常无比的事情。学校不是执法部门，教师不是执法者，怎么能非常严肃地做起罚没之类的事情呢？却却很奇怪。前些年有个学者写了篇专著，提到了类似的问题。通俗地来说，就是社会中的各种组织都像上述这样，擅自或者自觉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做了自己无权做的事情，不仅与身份不合，而且对个人的基本权利构成了侵占。如果大家都这样做，这种泛组织化、泛国家化的浪潮就成了气候——其实早就成了气候，要不然教师没收别人东西不会像以往和今天这样自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卑污的城管同志绞断人家修车大爷的车链子。这样一来，在一个社会中，不仅是被专制的恶人，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就会被他们搞的乱七八糟，丧失了基本的尊严。不知道专门做这种事情的组织，“组织上”是怎么考虑的，反正我觉得他们不如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好。
　　
　　2005.7.24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