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学画有几年了，他的老师吴先生是一国画名人，当然也曾是我的同窗好友。老兄在教书育人方面，我是颇有了解的，把孩子交给他我是一万个放心。
　　回想起当年我还只是个少年的时候，我与吴先生就已同窗共读了。虽是同学可我却把较佩服的几位师兄当老师看待，这其中就有吴先生。我认为那时的吴兄就已是画家了，从他那里我真正“结识了”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我知道吴兄是以他为偶像、楷模的。
　　儿子学习一直还是不错的，上了初中后，考试的名次，考多少总分，往往成了家庭餐桌上经久的话题。弄得孩子压力很大，有一次在考试前的晚上，小小的孩子竟失眠了，这还了得！
　　怎么办？应该怎样开导孩子？怎样让他知道“即为分数，又不为分数”呢？
　　我拿来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我们一同来看其中的《青云谱随想》一文，因为学画，孩子对文中提到的几位大画家的名字都是熟悉的。什么八大山人、石涛、青藤、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
　　齐白石先生曾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过这样一段话：青藤（即徐渭）、雪个（即朱耷）、大涤子（即原济）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而扬州八怪郑燮（板桥）刻过的一个自用印章更绝，其文为：“青藤门下走狗”。
　　那么让郑板桥和齐白石先生都极佩服的青藤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余先生写道：“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
　　再翻开《古文观止》倒数第二篇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文曰：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明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
　　徐渭（1512-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明代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年二十为诸生（秀才），然命运乖舛，屡应乡试不中。
　　难道那么了不起的徐文长连个举人也没考上吗？还真的没考上。他不是人才？不是大师，不是文化巨匠？显然也不是。通读了全文，儿子似乎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也明白了我的用意。
　　也许，徐渭性情孤傲，不愿做应试的奴隶。也许他看到那考题都觉得可笑，进而不愿再做那可笑之人。也许他不愿意受那考试的规规矩矩的约束，望着八股而极其反感，也许他压根就没有一刻把精力从真才实学上，转到这形而上的考试上。
　　作为学生，只要把所学的课程真正理解了，把知识记牢了，又能达到领会贯通，其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考多少分似乎就显得不重要了。当然，一个把功课学得滚瓜烂熟的学生，考一个高分也成了很必然的事了。
　　实际上不论家长还是学生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尤其我们在这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面前，总显得那么束手无策，千百年来，成才与科举，往往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人们在这一矛盾面前总是那样处于两难的境地。尽管科学在今天已经发展到了高度发达的地步，可对于“科举”，科学并没有给出一个科学的答案。人人都知道，当前的考试制度，有那么诸多的致命弊病，可谁也没有开出一个万全的良方。
　　面对这一境况怎么办？我觉得，作为当事者，首先要认清它的实质，不糊涂，不盲从，要有自己的一套切实可行的明析思路。身在现实就要适应现实，但又不为现实而现实。把孩子的成才放在第一位，把应试放在第二位。要成才，就要想方设法，不被现实的教育制度所束缚，尽量给孩子开辟第二、第三课堂，有时候学会做一点家务都显得十分重要。
　　自从我们爷俩达成了这一共识以后，儿子的心情开朗了许多，列出了计划，电脑照样玩，网络还得上，琴也弹，画还画，哈里波特一本也不落。人家还自己买了新闹钟，有时学习紧的时候，比大人起得还早。
　　 起初她妈妈并不太了解这些，茶余饭后还唠叨分数的事，这时我就口念一声：“徐文长！”爷俩四目一对，会心一笑，不与她争执，她还直纳闷。后来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有时还不免提到分数的事。我仍然口念一声“徐文长！”爷俩会心一笑，气得他妈直翻白眼。哈，哈。
　　其实，我的本意和目的也并不是想让孩子以此作为人一生的行动指南，其真正目的是试图让他在自己的人生哲学里增加这一方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