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生于马萨诸塞州波斯敦城，与笛兰·托马斯一样，生日是10月27日，在温思罗普度过童年时代。8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在波斯敦大学任教授的德国人，因糖尿病去世。两年后，母亲带着全家搬到了内地的韦尔兹利，在那里，母亲为让西尔维亚和她弟弟受到高等教育努力而工作。贯穿整个青春期的关于财富、地位的焦虑和强烈自尊，造成了她日后长久的不安全感。普拉斯把自己的真实生活都藏匿在不知廉耻的活力与辉煌的成就之下。
　　
　　普拉斯很早就发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天赋和使命。当她在斯密斯学院上学的时候，她就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些早熟的诗歌，写了50个短篇小说，其中一些还得到了妇女杂志的奖金。在斯密斯学院，她继续得奖，但在第三个狂热工作的学年，她倒下了、自杀未遂。六个月后，在一家私人医院，她又重新站起来了，但事实上，她再也没有康复。1955年从斯密斯学院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她得到富布莱特法案基金奖学金的支持来到了剑桥，在那里她遇到了诗人特德·修斯（Ted Hughes）。1956年6月他们在伦敦结婚。这个婚姻成就了一对六年来无上专注于写作的的作家。普拉斯曾把休斯的作品寄去参加比赛，并最终为他赢得名声，她对休斯作品全身心的热忱，因为休斯对她超凡天资的坚定信念而获得了平衡。他们先后居住在马萨诸塞，伦敦和德文郡。女儿弗里达1960年4月出生，儿子尼古拉斯于1962年2月出生。
　　
　　西尔维亚·普拉斯早期诗歌——浸淫于玻璃、月亮、医院、烟雾和头颅的象征形象——主要是她学习自己所景仰的诗人迪伦·托马斯、W.B.叶芝、玛丽安·摩尔的习作。1959年末，在她与丈夫居住在纽约作家聚居地Yaddo期间，普拉斯写了组诗《生日的诗》（七首），尽管这部组诗的形式借鉴了西尔多·罗斯克（Theodore Roethke）《失去的儿子》系列，然而它的主题则取材于她自己的创伤、衰弱和21岁那年未遂的自杀行为。1969年以后，她的诗歌越来越多的探索到她被父母亲的蜃景所禁锢着的灵魂风景，她内心充满仇恨地依赖着他们。
　　
　　关于死亡和再生的狂热焦虑促成了她忧伤、愤激的小说《钟罩》（The Bell Jar），和她第一本诗集《巨像》一样，小说分别于1960年10月由黑尼曼在伦敦出版和1962年由科诺弗在纽约出版。普拉斯成熟的诗学（因为太过尊贵以致不能被称为“自白派”，并且频繁地被评论引到复苏主题），以及一个相关的诗集都没有能够挽回一个在艺术中无意义的人生。像这样的诗行：“我迷失了，在整个夜晚的罩衣里”（《燃烧的巫女》），“星期五小孩子们来/换钩子”（《石头》），预示着诗歌中的有力的、令人完全信服的声音，如《被绞死者》，被发表的催眠后的羚羊：“在我的头发根部，一些神抓住了我/我在他蓝色的环绕中烧灼着如同一个荒凉的先知”。1962年春，在西尔维亚·普拉斯生育一子两月后，特德·休斯曾以“好奇独立的妊娠过程”描述她所经历的煎熬。这时她创作了有力的广播剧《三个女人》。死亡一般的羚羊类诗歌旋即发表，如《月亮与紫杉》、《小赋格》、《榆树》、《事件》、《伯尔克海滨》等。1962年夏，她与休斯的婚姻开始波折。当得知丈夫对她不忠时，她陷于崩溃。虽然她和休斯在九月还一同到爱尔兰旅行，这桩婚姻彼时已成废墟。十月，她要求丈夫永远离开。
　　
　　就是在休斯离开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普拉斯创作了四十首有关愤怒、绝望、爱与复仇的诗。这些诗歌为她赢得身后大名。1962年10月到11月间，她每天拂晓便起床动笔，象听写一般，不可思议地一行行地写下去，如《蜜蜂会议》、《针刺》、《爸爸》、《拉扎勒斯女士》、《爱里尔》、《死亡与陪伴》，以及她为幼子所作的催人肝肠的《刻痕与烛台》和《黑夜的舞蹈》。
　　
　　1962年12月，她和孩子们从德温迁居伦敦。她意识到的自身诗歌天赋暂时恢复了她的自信。然而，1963年1月，《钟罩》（The Bell Jar）出版后，在那个世纪最严寒的冬天，她突然又陷入抑郁症。2月11日凌晨，她放煤气自杀。
　　
　　在她自杀4分之1世纪之后，西尔维亚·普拉斯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英雄和殉道者。事实上，她更主要的是一位周期性心理剧的殉道者，她用自己钟形罩似的悲剧性的创伤的个体生命作为这出悲剧的舞台监督。她死前不久写的最后12首诗，定义了一个虚无主义的形而上的死亡，这样她最终得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贵的消逝。
　　
　　　摘录自《英国21世纪诗歌牛津大学部分》（”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Poetry in English”），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