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大气、水等环境受到污染，最终检验其危害的是两个指标：它是否影响了人体健康；它是否破坏了生态。
　　
　　绝大多数种类的污染物，都可以被各种植物吸收，然后进一步进入人体。因此可以说，一个区域土壤中如果存在某一种污染物，它总是可能通过各种生物途径进入人体。但不同种类的植物，对不同种类的污染物的吸收量却不相同，比如生菜、蘑菇里面容易富集镉；而不同种类的蔬菜吸收砷的程度差别也很大。
　　
　　因此，科学家现在正在做一些研究，希望根据不同植物对不同污染物的吸收状况，针对每一块特定特征的土地种植特定种类的农作物，以避开对土壤中主要污染物的吸收；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一些特殊植物对某一种污染物的超强吸收能力，特意种植这种植物来吸收土壤中的污染物，从而起到净化土壤的目的。利用蜈蚣草去除土壤中的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中国，水果里面的铜污染情况比较普遍，这是因为波尔多液(硫酸铜溶液)的广泛使用所致。
　　
　　各种污染物进入植物、动物体内后在形态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其毒性也会相应被改变。汞在进入动物体内后会变成甲基汞，毒性骤然增大，因此人吃了含有微量汞元素的鱼就可能严重中毒(日本的水俣病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引起)。
　　
　　重金属在动物体内和人体内都有富集效应——即吸收进入体内后很难自然排出。比如体内如果有过量的铅，在不继续接受铅污染的条件下，骨骼内的铅要经过20年才能排除一半。而人体内镉的生物半衰期也有20～40年。
　　
　　因此，即使人们吃的食物里面重金属含量没有高到让人急性中毒的浓度，如果长久接触或者食用某一种重金属，体内浓度还是会越来越高。当积累到一定浓度，就表现出慢性中毒症状。因此，重金属中毒损害机体器官往往是终身、不可逆的。而相比之下，有机污染物大多不容易富集。
　　
　　化肥污染的主要问题是产生亚硝酸盐。这是一类致癌物质。
　　
　　可以说，无论我们周围环境(包括土壤、水和大气)是否受到了污染，人体都会不可避免地和各种污染物接触。在一定浓度范围内，这些污染物尽管也包含剧毒物质，但对身体不会造成影响。比如一般情况下，土壤、水、空气、植物和人体都含有微量的砷(包括三氧化二砷，即砒霜)，当环境中的砷化合物不超过人体负荷时，就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但如果人体对含砷化合物的摄入量超过排泄量，如饮用水含砷量较高，长期饮用，则会引起慢性中毒。(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感谢中科院地理资源所陈同斌研究员和武警总医院纪小龙教授提供帮助)
　　
　　
　　
　　矿业带来土壤的重金属灾难
　　
　　如果“长三角”、“珠三角”的土壤状况用“受到污染”来表述，那么，内地一些重污染区也许要用另四个字来形容：环境灾难
　　
　　“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土壤污染状况相比，可以说，我们考察的这些内地重污染区所受的污染完全就不是同一种概念，”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说。
　　
　　他的解释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仅仅是从蔬菜里检查出了超标的污染物；而这些内地重污染区，土地上压根儿就长不出蔬菜和粮食，原先正常生长的农作物在超标的重金属作用下，被活活毒死了。
　　
　　
　　
　　污染重地连竹子也不能生长
　　
　　从1997年至今，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土壤污染的状况进行调查，国家在这个项目上一共投入了近1000万元。由陈同斌率领的调查小组先后考察的区域有：湖南的郴州、衡阳、永州部分地区、石门、常德、株州(现在尚未结束)；广西的桂林、柳州、何池、百色；云南的个旧、玉溪；贵州的东南部；甘肃的金川；北京全境。
　　
　　项目组拍摄的记录照片让记者感觉到了震撼：光秃秃的山地、寸草不生的田野、焦黄的稻田，以及小孩、老人和妇女溃烂的皮肤——这都是重金属污染物的“杰作”。
　　
　　“当我们到达这些重污染区时，当地百姓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专家，很多人跪倒在我们面前哭诉，”陈同斌告诉本刊记者。
　　
　　照片的拍摄地是湖南郴州。这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吗？“不，是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陈同斌回答说，云南、广西、甘肃等省份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大面积污染区。
　　
　　“从我们拍摄的这么多照片，你可以看出，这些重污染地区的农业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太高浓度的重金属污染造成植物无法正常生长，造成农业减产；很多土地和农田受到的污染更严重，农作物几乎不能存活(连竹子都不能生长)，即使存活也结不了果实。”陈同斌说，污染区受到如此重创的耕地均以万亩计算，很多农民因此颗粒无收，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一点补助过生活。
　　
　　
　　
　　污染从尾砂库开始
　　
　　造成这些地区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采矿。
　　
　　据陈同斌介绍，一些特定种类的矿产，往往伴生着大量有害重金属，包括镉、砷、铅等等。没有开采的时候，这些有害重金属被固定在矿床里，矿产被开采时它们也被“解放”出来。正常情况下，这些采矿区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他们都建造有尾砂库(即建造一个大坝来拦截废矿渣的区域)，还可能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但一旦碰到‘100年一遇’、‘50年一遇’的洪水或者其他意外因素时，这些尾砂坝或者被冲垮，或者是因高度不够而发生泄漏，带有很高浓度重金属的污水就蔓延出来。这种事故一旦发生，往往下游上百公里的河道、以及河道旁的田地都受到污染。”陈同斌说。
　　
　　陈同斌告诉记者，很多矿业主在建造这些尾砂坝时为了节约成本，都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造出的尾砂坝厚度不够，抵挡不了洪水。而事实上，即使尾砂坝没有问题，开矿对当地土壤的危害依然避免不了：重金属可以通过尾砂库的排水、土壤渗漏等渠道扩散到周围土壤，只是过程更长一点而已。
　　
　　那么，正常情况下(不计洪灾等意外因素的影响)，一个矿区的污染范围有多大？陈同斌的小组对湖南郴州的宝山铜矿区和柿竹园矿区进行了严密检测，得到的污染半径分别是大约36公里和25公里(当然，污染区域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不是完整的圆)。以此计算，每一个矿区的污染面积可能会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
　　
　　而尾砂坝本身，以及废弃的矿场(往往到处都是矿渣堆)，作为一个巨大的污染源，要把它恢复成可以利用的土地几乎不可能。陈同斌说，一个矿区往往配置好几个到十几个尾砂库，大的尾砂库占地达几千亩；而甘肃金川的一个矿场，面积甚至超过了30平方公里(4.5万亩)——这完全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毒场”。
　　
　　
　　
　　矿业污染仍在加剧
　　
　　与东部沿海地区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战战兢兢不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受到重污染的内地，很多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对于那些“看不见的威胁”——土壤已经被严重污染，却还可以勉强长出粮食——认识不足。
　　
　　“在我们给他们做报告之前，他们没有太多去关注这个问题：只要粮食还能长出来，我们就可以吃下去。”陈同斌说，老百姓也知道这里存在环境问题，因为这里各种疾病，包括癌症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他们总是看得见的。“那些受严重污染的水，他们只用来灌溉，却不知道污染可以通过灌溉进入粮食，然后进一步危害到他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
　　
　　但矿工一般都知道自己是在从事一种危险的行业。“我刚去金川的时候，认为这么偏僻的一个城市，到了晚上应该很冷清；没想到，这里的夜晚比北京还热闹，后半夜矿工们都聚在一起喝酒，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矿区文化。”——矿工们有很多都认为自己的寿命不会太长，因此不会有很长远的打算，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根据陈同斌等人的调查，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在整体上以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当然不排除局部地区以有机污染为主的情况)，而在重金属里面，目前砷对土壤的污染可能应该排在首位，尽管以前很多人都认为最严重的是镉污染(主要原因是以前对砷的测量相对少一些)。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污染目前还在加剧。“随着市场经济推进，对矿物的开采规模还在变得越来越大，而环境保护的设施又远没有跟上。”陈同斌说。
　　
　　
　　
　　珠三角，“染毒”的土壤
　　
　　工业的发达，在制造着GDP和财富的同时，也制造着污染。而这种污染，正通过被浸透的土壤和生长其上的蔬菜粮食，侵入我们的身体。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就是这样一个样本
　　
　　本刊记者／刘英丽(发自广东)
　　
　　这块大约26亩的蔬菜地，在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流涌尾村,已经是面积最大的一块种植土地了。
　　
　　来自贵州的王姓农民，正在这块租来的田地边的简易棚里做午饭。周边还有一溜的简易棚，全是外来租地而种的农民。本地人不再需要种地为生了。
　　
　　“以前菜好，但价格低，现在菜不好，但价格好。”王说。他1999年来到东莞种菜，如今每亩地年收入1200元。
　　
　　站在他的田间四处望去，北边十几米处是一家造纸厂，厂内高高耸起一根烟囱，据一位多次进入厂房的摩的司机介绍，那是造纸厂的焚化炉，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将布条、油纸等物放进去烧。南边三十米处一排厂房一字排开，那是一座座电子厂。
　　
　　26亩蔬菜地，南北均被厂房包围。沿着东边的一条小路向北，是一个垃圾场，长约500米，宽几十米。标有“万江环卫所”的蓝色垃圾车，大约5、6分钟来一趟，卸下一袋袋的垃圾。
　　
　　除这块地外，万江区流涌尾还有两处约2～3亩的蔬菜地，其余地方都建了厂房。村里小卖部的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介绍说：“这个地方的土地几乎都拿来修工厂了，尤其是五金、造纸和电子厂。”
　　
　　流涌尾是正在进行的一项土壤污染调查所选择的样本地区。但它的状况在东莞的区镇中不算特殊。
　　
　　而东莞，也不是珠三角土壤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
　　
　　
　　
　　污染的不是单个地区，而是整个区域
　　
　　“我们一直认为东莞的污染很严重，结果发现珠三角各市的污染情况差不多，可见，土壤污染源主要是通过大气沉降，使得颗粒物吸附在土壤中。影响的不是单个地区，而是整个区域。”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
　　
　　2001年，国家环保局牵头进行了一项“典型地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勘查研究”，试图摸清全国土壤环境质量及其污染状况。为此，广东省立项了“广东典型地区土壤污染探查”课题，主要针对珠江三角洲和东(汕头)西(湛江)两翼进行调查。万洪富是此课题的技术负责人。
　　
　　以东莞为例，2003年共采样140个，分布到每个镇。结果显示，重金属超标率为27.4%，其中汞含量超标最严重。万江区流涌尾的土壤也是样本之一。
　　
　　不过，身为工业重镇的东莞还不算最糟。珠三角中，东江流域污染面一般达到四成，比如惠州等地。即采了100个样中有40个是超标的。西江流域，比如佛山、中山、珠海等地达到60%甚至更多。佛山市的南海和顺德，土壤汞超标率分别达到了69.1%和37.5%；顺德、中山等地，镉的超标率达到了40%左右。
　　
　　
　　
　　“中毒”的蔬菜
　　
　　上世纪20～50年代，日本曾发生两起震惊世界的环境公害事件：富山县地区因高含镉大米导致的慢性中毒，引发了“骨痛病”；熊本县地区因汞污染引起的“水俣病”造成了2248人中毒，其中死亡1004人。这些都是因为土壤、水体长时间的污染，进而导致农产品和养殖水产品污染而引起的。
　　
　　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土壤污染已经“传染”到生长其上的蔬菜等农作物。
　　
　　前述研究表明，如今东莞蔬菜的重金属超标率已达到29.24%，以铅、镉和砷为主，超标的全部为叶菜。硝酸盐超标率则达到43.7%。有机磷超标率达到66.0%。这些数字比上海、沈阳、海口等地都要高。
　　
　　蔬菜某一项重金属的超标并不仅仅来源于土壤。珠三角各市土壤普遍汞含量超标，结果蔬菜样本汞含量也超标。但土壤含铅量不高，而农作物的含量却很高，“这很可能是受到尾气排放等影响”万洪富说。
　　
　　广东省农业厅农业环保与农村能源总站站长林瑞如提供的数据表明，1999年对广州、韶关、茂名等五市进行的一项部分基本农田保护区水稻和蔬菜质量监测，大部分农产品都受到了土壤污染，部分地方污染非常严重。如韶关市曲江县，某检测点大米镉含量超过食品卫生标准8.3倍；花都大米的铅含量最高值超标13.7倍；茂名市茂名区检测点蔬菜铅含量超标13.3倍等。而对这些地区农田的抽测表明，土壤重金属超标率达到了80%。
　　
　　一份内部资料显示，韶关市翁源县新江镇上坝、小镇两村，曾是当地有名的鱼米之乡。而自1986年大宝山矿(包括铜锌等多种矿物)开采之后，大量废水流入河流，沿河鱼虾大量死亡，150亩鱼塘全部失收。
　　
　　此外，在这个地方，由于污水含有大量重金属元素，长期灌溉农田，造成重金属在土壤中不断累积，土质被破坏，农作物产量逐年下降，受污染严重的100多亩农田已荒废，土壤含铅量超标44倍、含镉量超标12倍；皮肤病、肝病、癌症成为当地高发病症。
　　
　　
　　
　　广东：清洁土壤十仅占一
　　
　　相比于上述数据，广东省地质调查院所掌握的情况还要严重。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与环境处副处长梁俊平介绍，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的任务要求，1999年10月至2002年12月，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完成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项目”。
　　
　　广东地质调查院院长杜海燕对本刊表示，这些数据“目前还未准备对外公布。”
　　
　　而从梁俊平提供的一份报告可见其一斑：报告显示，选定的1万平方公里调查区内，重金属元素污染程度严重，其中中重度污染面积35.9%，清洁土壤只占到10.61%，其余为轻微污染。
　　
　　重度污染分布在广州-佛山及周边地区。其中，调查区内镉污染面积占45.71%，主要分布在珠江、西江流域的冲积平原，普遍超过农产品限量标准的临界浓度，最高可达17倍；汞污染面积占到12.56%，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中山、顺德等地的城镇、工业区及其周边。与此对应，通过对重金属污染区采样的蔬菜、大米、水果样品分析测试，蔬菜样品中镉、氟、铅、锌、铬、汞元素均不同程度超标。
　　
　　这份报告还指出，应“对污染程度高而无法满足农业土地要求的地区变更土地用途。”但目前了解的情况仍限于这1万平方公里，还谈不到农业经济和结构的调整。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由省国土厅主持完成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环境地质调查，将过去测试的1万平方公里扩大到4万平方公里(广东省土地总面积17.8万平方公里)。
　　
　　
　　
　　工业污染和电子垃圾是祸首
　　
　　珠三角的土壤污染，很大程度上来自工业污染和电子垃圾。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束文圣对本刊指出，目前污染严重的南海、顺德等地，污染工业是80年代后逐渐进来的，这些污染物通过大气和水进入土壤。
　　
　　东莞万江流涌尾蔬菜地的污染源就很容易弄清楚。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的一位研究员分析，电子厂、垃圾场、造纸厂还有农业本身都是污染源。垃圾场的渗透液会慢慢向地下渗透，且垃圾场的地势高，还会污染到水源。垃圾车的粉尘、造纸厂的焚化炉、电厂的粉尘都会产生重金属、有机物，最终通过大气沉降到菜地。
　　
　　束文圣说，20年来，珠三角乃至全国一直承受西方污染物的转移。当时中国对土壤污染不太了解，塑料厂、鞋厂、五金、电镀等高污染工业，由其他国家引进到中国，且空间集中、时间集中。现在，这些污染的治理成本都相当高。
　　
　　据初步统计，广东省工业污染企业约有1.8万多个，量大，面广，而且分散。
　　
　　
　　
　　中国“脏土”有多少？
　　
　　甚至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还无法准确地回答，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土壤污染的范围和程度究竟有多大；无法告诉公众，土壤对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时会达到它的极限；也无法告诉公众应该在什么时候，采取何种相应的措施
　　
　　文／陈江、刘英丽、刘溜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曾接手一项业务：为正在修建的香港迪斯尼乐园在内地寻找适合种树的土壤。结果他花了很长时间，居然没能找到各项指标均达标的土壤。
　　
　　大面积的重金属超标，这并不证明珠三角再无良田可耕种，万洪富说。做测试一般都是选择污染严重的地区取样。
　　
　　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中国工业最为集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也被列为土壤污染监控的重点。
　　
　　
　　
　　两地的状况，是否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中国科学院生态所孙铁珩院士称，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就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
　　
　　中科院的一项调查结果还显示，全国目前至少有1300万～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不过，国家环保局项目“典型地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勘查研究”的总负责人——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林玉锁也认为：“现在只能说问题发现了，局部地区的情况严重，引起了关注。但并不证明全国的情况都如此。”
　　
　　据他介绍，环保总局这个调研主要针对广东、江苏、浙江、河北、辽宁大连等地。这些地区都是有代表性的，如大连代表环渤海湾，江浙代表长三角等。
　　
　　一般情况下，越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土壤污染越是严重。因此，珠三角和长三角本来就是污染严重的地区，并不代表全国都有这么高的污染率。
　　
　　林玉锁总结了这样一个规律，就土壤污染而言，经济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要严重，工业集中地区比相对不集中地区严重，城市比城郊要严重，等等。
　　
　　
　　
　　内陆一些地方可能比东部更严重
　　
　　但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在中西部却看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
　　
　　在广西省刁江流域，由于采矿无度，有一大片土壤承受着砷污染的伤害——有的多年荒置没人种庄稼，有的种了也颗粒无收。地方政府估算其面积为1万亩左右，为此政府每年对农民做出一定赔偿。去年他们请来中科院环境修复中心，开始对这片被污染的土壤进行针对性的修复。
　　
　　“农民们深受其害，积怨多年，官员们天天开会，研究对策”，陈同斌说，他们去了之后，发现那儿的污染程度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虽然具体的检测数据还不能对外公布。
　　
　　尽管目前尚未对这片污染土壤进行取样，以计算出其准确面积，但通过初步的调查，环境修复中心认为其面积远不止1万亩。这些年来，他们调查的地区主要是一些内陆省份。
　　
　　湖南郴州苏仙区邓家塘乡，在环境修复中心拍回的片子上，那儿树木枯黄、庄稼萧索，村民们从一条水色浊白的河里汲水回家，有村民掀开衣裳露出身上的红疮，表情悲凉。检测结果为，这儿的食物中含砷量为1.2～9.0mg/kg，按标准0.5mg/kg以上就为超标，不可食用。这里土壤含砷量为60～869 mg/kg，而30 mg/kg以上为超标，最严重的地方超标几十倍。
　　
　　陈同斌说，“在我们的调查中，内地有一大批城市，大约一两百个都是因矿而建，由于采矿的缘故，其土壤污染程度比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还要严重。”
　　
　　
　　
　　看不见的，才是最要命的
　　
　　用陈同斌的话说：“看得见的污染不一定是最要命的污染。”事实上，人们平时可以很直观地看见工厂的大烟囱里冒出的黑烟，闻到被污染的江河湖泊发出的恶臭，却很少注意到，自己脚下的土地也正经受着严重的污染。
　　
　　“土壤污染的课题直到‘十五’期间，才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与大气、水污染治理的研究相比滞后了十几年。”中科院院士赵其国在接受采访时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现状与趋势已从局部蔓延到区域，从城市、城郊延伸到乡村。
　　
　　这位土壤专家指出，情况越来越复杂，如果不尽快加以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修复控制，一旦形成燎原之势，其局面将会更难收拾。
　　
　　但是，陈同斌也就此指出，“甚至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还无法准确地回答，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土壤污染的范围和程度究竟有多大；无法告诉公众，土壤对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时会达到它的极限；也无法告诉公众应该在什么时候，采取何种相应的措施。”
　　
　　
　　
　　我们拿什么拯救被污染的土地？
　　
　　本刊记者/刘溜 刘英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从1997起致力于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研究。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吸收砷元素的草——蜈蚣草，并于2001年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砷污染的修复基地。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被称为“中国土壤环境污染修复第一人”，对此称号，他只是自嘲地笑笑。
　　
　　陈同斌说，所有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在内)的90%最终都要归于土壤，土壤污染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与水污染、大气污染不同的是，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为多年积累所致，不容易发现。如不加治理，仅由土壤本身自然恢复，一般需要花费两三百年，严重的要花上千年。
　　
　　到目前为止，环境修复中心所接的土壤修复案例都出于当地政府的邀请。在郴州，他们确认当地一个已经倒闭的砷矿厂排放的废弃物是造成重金属污染的根源。云南癌症高发区，同一个国有采矿企业的污染直接相关，广西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暂时找不到直接的责任人，或是政府本身就脱不了责任，不论何种情况政府都应先承担起治理的责任，”陈同斌说，“但是目前都是在形势严峻之时，政府才被动地去做土壤污染治理，没有将它纳入正常的轨道。”
　　
　　“相比而言，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都比较好抓，烟囱、排污水管都是可见的，容易监测。而土壤污染是看不见的，其治理不好抓。”
　　
　　美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企业不再使用某块土地时，要检测它是否符合生态安全标准。如不符合，企业需要将其恢复。
　　
　　这个恢复的成本很高。据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李芳柏介绍，一个10公顷的厂房用地如被污染，可能需要上亿美元的投入来恢复。所以，公司很少敢于冒这样的风险，使其所在的土壤受到污染。
　　
　　陈同斌介绍说，美国有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后，还投了几百个亿作为治理基金。他们先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做了风险评估后把地圈起来，再进行修复。同时保留追溯责任的权利，其原则仍是谁污染谁治理，比如这块地在5年前或10年前是另一家工厂在用，再往前还有另外的厂家也可能造成了污染，不断地找出上家，把历史问题追挖出来，到最后确认谁多大责任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时间等不起，可以由政府先垫着，到最后向责任方追究.欧洲和日本也有类似规定。
　　
　　而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土壤污染修复或者赔偿的条例规定。这也使得在一些在本国难以生存的污染工业迁移到中国。
　　
　　陈同斌说，我国在土壤污染治理方面存在多头管理，农业部、环保局、国土资源部、地矿部门“都管一点，又都不太管”。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起码还要三五年才能面世。
　　
　　而目前在土壤污染方面的实际情况是，陈同斌说，“对企业几乎无任何约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相形于政府、科研部门和民众的迟钝，一些外来企业已未雨绸缪。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吴志峰介绍说，近几年来，一些日本和欧洲企业，在建厂之前先请研究所对企业所用地的各项土壤指标进行评估，这些企业根据发达国家的历程预测，中国一定会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因此他们早做好准备留下证据，以避免将来可能引来的赔偿等麻烦。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林玉锁也已经看到，如今土壤污染已得到国务院关注，由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和环保总局联合行动的一项全国大调查已在准备之中。
　　
　　这项调查可能需要十几亿的资金，但这仅仅是中国未来将为土地污染付出的代价中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点钱。(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感谢中国科学院环境修复研究中心支持)
　　
　　
　　
　　重金属渗透土壤蔬菜 入侵身体
　　
　　只有净土，才有洁食。
　　
　　然而，工业的发达，在制造着GDP和财富的同时，也制造着污染。而这种污染其中为害最烈的是重金属污染正通过被浸透的土壤和生长其上的蔬菜粮食，侵入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却对此不知不觉。
　　
　　
　　
　　长三角：危险的“金土地”
　　
　　在秦淮河畔种了20年蔬菜的韩程银忽然被劝告，他种的几亩地要进行土壤整治或改种其他作物，因为其中重金属超标了。即使到此时，韩仍然对“重金属”懵然不知。同样懵然的还有那些天天吃菜的人们
　　
　　文／陈江(发自南京)
　　
　　在秦淮河畔种了20年蔬菜的韩姓菜农至今没弄明白，自己那几亩地里怎么会有“重金属”，而此前他连“重金属”是什么都没听过。
　　
　　此前,江苏省的几名专家到韩所在的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采了很多土样，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种的蔬菜田。韩后来听说，包括他那几亩地在内的不少耕地都被重金属污染了，“我是种地的，叫不上那叫啥金属。”
　　
　　这些耕地被检测出重金属汞、锌超标，而超标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规定蔬菜种植的2类土地标准近一倍，这意味着韩的土地应该进行整治或是改种其他农作物。韩仍继续种着他的菜。
　　
　　有关改种的劝告则被韩及附近几百名菜农斥为“连节气都不懂的梦话。”菜农们根本就没把什么“重金属”放在眼里。据他们观察，菜还是原来的菜，从地里长出来，不带半点金属颜色。
　　
　　但那土已经不是从前的土了。
　　
　　自从江宁区被列为南京市郊的经济开发区后，江宁区的耕地逐渐缩水，尚存的几片耕地也都被各种工厂包围、分割，仅在老韩的菜地附近就有一个火力发电厂、两家服装厂、一家机械厂、一家电子厂，再稍微远一些，摩托罗拉、西门子等等电子厂林立。
　　
　　镇政府的人说，这两年是江宁区大发展的两年，也是秣陵镇工业提速的机遇时期，GDP的增长有目共睹。
　　
　　土壤专家们同时看到的，却是与GDP竞相攀高的土壤污染数值。
　　
　　按照南京农业大学姜小三等对于南京市江宁区(原江宁县)内相邻的秣陵与殷巷两镇土壤污染的检测，秣陵镇金村东300米、殷巷镇东500米等数个采样点都呈现原因不明的汞、锌超标，全部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初步猜测的污染原因是被污染的秦淮河造成了流域附近的土壤重金属污染。
　　
　　其实，类似江宁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在南京以及长三角地区并不特殊。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潘根兴，在2002年初做过一个南京市各城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超过70%的采样区域存在重金属污染，测出的最高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3倍以上。
　　
　　
　　
　　新污染接踵袭来
　　
　　2004年11月，第二届土壤污染和修复国际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中国土壤专家向外界公布了一个消息：研究显示，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在这一地区已经测出16种多环芳烃类物质，100多种多氯联苯，还有10余种其它毒性更强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国家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说：“多氯联苯在中国签署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位于国际关注的有毒物质的前列，它的某些种类和二恶英非常相像。”
　　
　　多环芳烃与多氯联苯这两种新近被证实在中国较广泛存在的污染物，其毒性更甚于重金属，而来源同样绝大部分是源于工业生产。
　　
　　“重金属污染在国际上比较普遍。”南京土壤研究所吴志东向本刊表示，长三角新检测出的这两种有机物在国际上属比较罕见的，这也是目前长三角地区土壤污染呈现的最大特点。
　　
　　“而这些引起震惊的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正是越来越多的林立于长三角地区市郊的那些电子厂。”吴志东说。这些电子厂通常规模很小，设备也不科学，排污等环保设施就更是简陋甚至没有。
　　
　　据一份调查显示，工业区附近的土壤污染要远远高于农业土壤，像多氯联苯、多环芳烃、塑料增塑剂、除草剂、丁草胺等高致癌的物质，是可以很容易在重工业区周围的土壤中被检测到的，而且通常超过国家标准许多倍。
　　
　　
　　
　　“金色”土地与绿色蔬菜
　　
　　也许韩并不知道，自己当初正是被污染“赶走”的。
　　
　　本来在村北种地的他发现自从附近盖了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后，自己的田就开始减产，后来干脆种不出菜来，在得到政府的补助后，他跑到了村南距离发电厂1.5公里外一块地上耕种，但要命的是经常在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发电厂方向顺风飘来的黄色烟雾就会到达他的菜田，而周围的农田也基本上面临着同样的遭遇。
　　
　　以韩为代表的菜农并不认为自己地里的蔬菜与之前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菜的价钱明显不如从前了。
　　
　　经常开着拖拉机到秣陵镇收菜的菜商王冬自己有一本账，他的收菜策略就是：进了江宁，尤其是到了附近工厂多的田里，大叶菜按最低价砍，茄子、土豆稍微抬一些价，草莓再抬一些，但是总体价格一定会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主要是江宁的菜卖不上价了，过了长江到了安徽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他对自己的经营策略侃侃而谈，“不知咋的，这两年江宁的菜就是卖不上价。”
　　
　　精明的王冬也许并未发觉，他的生意经其实不仅是市场规律的体现，也无意中暗合了科学的道理。按照西南农业大学刘景红等人的研究结果，蔬菜对于重金属的吸收而被污染的程度顺序为：叶菜类>茄果类>豆类>瓜果类，可见市场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对蔬菜污染做出了反应。但菜农们并不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况且也从未有人为此对他们做过任何解释。
　　
　　因为不甘于被王冬这样的菜商压价，他们曾经租了车把菜直接拉到区里甚至是南京市里的菜市场，但种种努力之后，他们发现价格的上浮并不明显。
　　
　　在南京市周边地区，在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蔬菜，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其国教授曾公开指出，南京市的江心洲、八卦洲等地区不应再种植大米、蔬菜、果品等农产品，原因就是重金属污染过高。在南京土壤研究所2004年底完成的一次调查显示，江心洲、八卦洲的土壤则是镉污染严重，而在两地种植的农产品中则发现镉、铅金属污染严重。已经出现危害人体的可能。他们建议，这些地方应该以生态建设为主，改种一些观赏性植物。而像同样污染严重的秦淮河流域，则不太适合继续种植农产品。
　　
　　就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据一份科研机构的调查显示，由于工业发展的提速，土壤重金属的污染已日趋严重，长三角地区已经发现“镉米”、“铅米”、“汞米”等，这些大米中的重金属超标非常严重，其中最严重的大米镉成分竟然超标了15倍。
　　
　　“一些地区用污水灌溉农田，结果使收获的蔬菜味道变得很差，而且易烂，甚至发出难闻的异味。”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专家吴志东告诉本刊，根据他们目前题为《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壤和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与调控原理》的课题研究可以证实，长三角部分地区的土壤污染状况相当严重，已经通过食物链对蔬菜、动物造成极大的危害，并间接危及人的健康。
　　
　　
　　
　　谁来替我们的嘴把关
　　
　　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南京市内的白云亭蔬菜市场就会迎来它最繁忙的时刻。这个大型的蔬菜市场实际上是长三角乃至华东地区最大的24小时农副产品集散地。
　　
　　作为这个超大规模的蔬菜市场检测中心的组长，李荣富手下只有5个兵，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4班、每班6小时不间断地检测蔬菜。
　　
　　为了测试蔬菜的卫生程度，他们每天都要重复检测菜商提供的蔬菜样本，按照采样-涂药-试剂检测等数道工序，只要试剂没有异常，蔬菜便通过检测，并得到送检单上的合格章，由此便成为放心菜进入市场流通。
　　
　　这个菜市场承担着南京市70%～80%蔬菜供应量，日均成交量近300万公斤，是附近几省蔬菜产品的汇聚地。
　　
　　而事实上，在这个超大规模的菜市场的检测部门，其检验的手段也只能检测出有机磷农药残留量而已，对于受到重金属等污染的蔬菜是无法检测到的。
　　
　　按照国家对蔬菜及其他农作物质量标准，蔬菜品质由高到低为：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放心食品。而类似白云亭市场的检测部门只能够达到放心食品的检测标准，如果想检测包括重金属含量在内的无公害食品标准或更高层标准，则必须提交到省市一级的农业部门或科研院所。
　　
　　据江苏省农业部门的统计，目前在市面上销售的蔬菜绝大多数是只检测过农药残留计量的放心菜和更多的直接通过底层市场交易的现摘蔬菜。
　　
　　江苏省农科院食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中心主任陈敏告诉本刊，目前一整套重金属检测设备至少需要200余万元人民币，这对于普通的基层蔬菜检测部门来说几近天文数字。
　　
　　江苏省农林厅一位官员承认，“在全国范围内，对于日常销售蔬菜的重金属含量检测，目前仍然是停留在空白阶段的，而且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改变。”
　　
　　
　　
　　只有净土，才有洁食
　　
　　作为处在被重金属污染的食物链末端的人们自身来讲，如果没有高效率的检测环节保护，自身是根本无法避免有毒蔬菜的侵蚀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胡小松教授指出，食品中重金属含量有严格的限定，超量就会产生危害。我国规定：镉在食品中的限量为0.03～0.2mg／kg，砷为0.1～0.7mg／kg，汞为0.01～0.05mg／kg……超过这些限值，就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专家吴志东告诉本刊，自从参加了该所有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工作后，对于现实的农作物污染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而问题的严重也超出了他的想象，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生活。
　　
　　“我现在回家做菜都小心谨慎，提前把菜泡的时间长一些，炒的火候大一些，虽然也知道没什么用处，但也是求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他说。
　　
　　正如吴志东所说，对于重金属及一些污染物来说，不论人们怎么冲洗、浸泡、煮沸都是无法将其彻底去除的。
　　
　　江苏省农科院食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中心主任陈敏也承认，虽然自己是进行蔬菜检验的专业人员，但是也没法保证自己平时吃的菜绝对安全，也只能“就那么吃”。
　　
　　可见，对于无法从外观上区分的农作物污染，大众也都是听天由命。
　　
　　“土壤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中科院赵其国院士说，“只有净土，才有洁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