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是作家反映生活和干预生活的重要文学样式，同时，也是人类借以宣泄情感、描绘内在心灵历程的形象画图。近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于这一点又有了更多的了解。
　　普通人知司马迁，大抵因其《史记》作为史传之文，壮采激烈，文情并茂而气势磅礴。但《史记》所载者，皆为历朝历代他人之事，固然是司马迁“非公正不发愤”的思想情感的艺术结晶，终究不能让我们正面感受到做为一代史官的司马迁那傲然不羁的风采。但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以洋洋洒洒四千余言，既抒泄了其一肚皮的牢骚积恨，又直陈对当世天子汉武帝的批判。一气呵成，荡气回肠，声声呐喊，字字血泪，如泣如诉地传达了千秋万代中华民族正直文人的共同心声。
　　“士为知己用”，是作者的心愿。但“知己”何在？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过是君主玩弄于股掌间的草芥，生杀予夺，全凭他们一时好恶，又有几人重视真正的人才的呢？所以，司马迁发出了“为谁去做，又教谁来听？”的慨叹，其悲痛之意，深入骨髓。
　　《报任安书》，可说是一篇震撼千古而传之不朽的书信杰作。作者在信中历数自身处境之多艰。他又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种通达明朗的生死观，亦可说是启人至深。正是出于这种“公正”之心的基础，司马迁虽位卑人轻，却敢于仗义执言，不以旧交浅薄，向汉武帝历言李陵降胡之身不由已。但遗憾的是，仁臣未遇明主，汉武帝不纳忠言，反降其罪，致使受宫刑入蚕室，承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耻辱。而他之所以忍辱含诟而甘受宫刑不即死，为的便是“发愤著书”，并最终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千秋功业。
　　作者自言“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宠。”但是，他受腐型之辱，忍闺阁之耻，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番胸襟，又何输于驰骋疆场，策马杀敌的猛士？又何辱于宗族乡里？
　　虽为书信，《报任安书》思路阔大，一股勃郁磊落的不平之气，喷薄而出，引发千古共鸣。其回环往复的雄伟气势，可说是司马迁虽遭遇一生坎坷却卓立于世的真实写照。掩卷之余，不由从心里发出长叹：壮哉！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