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自述，在维也纳度过的这些年月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期，“因而，从此以后我只要再补学很少一点知识就行了，我不需要去改变什么。”“这里，在贫民区和各民族杂居的帝都，形成了他的偏见和仇恨心，这些成为德国和欧洲的灾殃：他提出的日尔曼特别是德意志优等民族应主宰世界的理论，他对犹太人、对民主、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以至对整个西方传统以及代表这种传统的社会阶层和思想界的不可遏制的仇恨，他对权力的颂扬和对基督教的蔑视，他那具有大德意志特征的狂热的民族主义，他对人的个性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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