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名或受到喜爱，有时还获得很高的声誉（就像在葡萄牙那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全世界都能享有同等的尊重。而且，即使他们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品有广泛的读者。比利时、捷克作家就因为读者太少而不得不远走他乡，意大利作家得去迎合电视观众，而瑞士法语作家因受到冷落而难以为继……那么，若作家们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将会去哪儿定居呢？
　　
　　 英国：萎缩的声誉
　　
　　 英国作家就像普通人。即使是最有名的作家也有第二职业。这个传统从狄更斯那儿一直延续至今。
　　英国文学在国外享有如此大的声誉，以至于对英国作家的地位如果提出质疑会令人不可思议。人们给予文学天才同时是大众作家狄更斯的巨大热情，以及他的去世引发的举国哀悼，均让我们深思。然而今日的英国，写作，出版，拥有读者这一连锁反应并不是那么顺当的了。
　　 显然，某些瞬息之间的成功令人梦寐以求。年轻人亚历克斯·加兰的《海滨》在英国已发行了50万册，成为了一代大学生正经的床头书，就如同20世纪90年代最畅销的欧文·韦尔什所著的《收集机车号码》。
　　不幸的是，写作与赤贫常常是同义词，文学价值与经济收入也常常成反比。目前的趋势是出版物过剩，只有极少数作家可以以文为生。以下是在80年代登上文坛的若干声誉卓著的作家：朱利安·巴恩斯、马丁·埃米斯、萨曼·拉什迪、伊思·麦克尤思、罗迪·多伊尔、罗斯·特里梅、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大卫·洛奇、石黑一雄。最近还涌现了本·奥克利、米歇尔·罗伯茨、阿伦哈蒂·罗伊、乔纳森·科。由于威廉·博伊德和阿伦哈蒂·罗伊的小说一炮打响，他们属于例外。而其他许多作家均侧身于大学教师行列，教授文学（如拜厄特、洛奇、阿伦·马西）或写作（如雷·布拉德伯里、罗斯·特里梅）课程。其他作家则同时从事各种形式的写作，如新闻报道、广播稿或剧作。博伊德解释说这种“一职多能”是狄更斯以降英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狄更斯在其文学生涯中就创作过应景的篇章，诸如圣诞剧或圣诞故事等等。博伊德本人也为各种报刊写稿，为英国广播公司写过关于安东尼·伯吉斯的记录片文稿——这一切与其说是出于需要不如说是出于职业关系。创作其他的文类——如侦探小说或间谍小说——的作家就能更方便地与第二职业接轨。P·D·詹姆斯与约翰·勒卡雷就分别长期在内政部与外交部任职。
　　 关于收入的问题总能引发人的兴趣。马丁·埃米斯在其最近的小说集里虚构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世界，在那儿诗人成了亿万富翁，而电影编剧却为小报默默忙乎。应当承认，他因其新的美国经纪人约翰·顿利把此小说集交给《信息》杂志而获得600，000镑（六百多万法郎）的预付稿酬这一商业上的成功而受到非难。这件事被看作是作者、出版者合作中商业成功的范例。随着预付稿酬的不断增加，以及出版者与书店的联合，把年轻文学作家排挤到边缘地位。当前若出版者把机会给予大量的首部小说，那并非出于信任，而是出于怨恨。这位作家日后就要用两三本书来经受检验，而以前他会有几十年的时间来“立业”。沃特斯通公司——执图书发行牛耳的连锁书店，其集约化的采购系统促进了图书选择的标准化。据我们对许多城市的许多书店挨家调查来看，像杰弗里·阿彻的那些完全没有保存价值的书总是叠压在尼古拉·贝克尔或彼得·阿克罗伊德这些文学作家的书上面，使他们吃亏不少。这个时代对文学非常严酷，但是天才总是要表达自我。罗斯·特里埃仍有信心。毕竟是写作本身才使人成为作家。
　　 在一种成名作家能得到更优厚稿酬的制度下，经济方面的承认会导向社会的承认吗？朱利安·巴恩斯对此类作家的声誉一点也不乐观。在其文化哲理寓言《英格兰、英格兰》（En g lan d，En g lan d，法国信使出版社）里，怀特岛成为英国拙劣的替身与缩影。在那儿只有已故作家才有公民权，如18世纪的诗人塞缪尔·约翰逊，而就是他也惨遭罢免，从此他郁闷而终。
　　P.D.詹姆斯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个问题而惊讶：作为作家协会的主席，她自从1991年以来被授予了6个名誉博士学位，以及作为荷兰·派克的詹姆斯男爵夫人，她还是英国上院的议员。但是无疑地，给予她“犯罪题材创作的皇后”的荣誉不仅反映了当今匪警题材的流行，同时反映了人们对于在文学创作上太“知识分子”倾向的藐视。
　　 至于威廉·博伊德，他悲叹周围忽视文艺的环境以及对文学极为不利的追逐丑闻的新闻出版业。关于麦克尤思婚变或者埃米斯在获得600 000英镑的预付稿酬后对其一口新牙的连续不断的炒作，以及安德鲁·莫勋被选为新的桂冠诗人招致了许多倒彩声，这一系列的证据充分确凿。可是必须承认，莫勋已经懂得，在诗歌极少受到赞助的环境中，如何让非常令人羡慕的“宫廷诗人”这个花俏的荣誉称号的作用花样翻新。
　　意味深长的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英国有一种贬义的引申义。因此安东尼·伯吉斯用法语很自得地承认“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聊作一个小小的自嘲。在法国，作家因为与知识分子建立联系这个事实而确定其权威以及在电视上露面的资格。而在英国，知识更加分门别类，而且文学界与大学专业人才严格区分。像B.—H. L.这样的勉强可算作萨特式知识分子，马上就会招致冷嘲热讽。朱丽安·巴恩斯评论道：“在大不列颠的选手中没有金娜拉，同样我们也不能想像在英国存在一位B.—H. L.就是这位评论者毫不犹豫地去了“枢纽”电视台，并询问一个英语节目是否会损害自己著作的销售。”
　　 在英国，作家不是电视人。作家在广播里发表意见，在这儿通过优秀的节目把作家介绍给大众。然而，很多的编辑与作家盼望“枢纽”节目的效果，因为在这儿露面15分钟均有机会出名，而且在市民的晚餐时关于他们的话题会被认真地提及。只有布克奖与惠特布雷德奖——英国两大对图书销售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会让获奖图书及其作者出现在小屏幕上，作为文学世界一年一度的广告行动。
　　在这个语境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博伊德或者巴恩斯的讽刺与自嘲。精神是日常生活的装束，而并非矫揉造作。如果说法国作家永远是一副孤独地进行内心探索的形像，那么其英国同行喜欢强调他们都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们为什么常光顾像“格劳乔”那样的高级俱乐部？这儿是伦敦文学界聚会的地方，其名字即是对马克思及其话语表示敬意：“请允许我退出。我不想加入一个把我算作会员的俱乐部”。答复是：这并不是精英分子创立的，但是因为必须为那些从事于只有靠酒才能干好的工作的人们提供好饮品。（亨里埃特·科赛尔斯撰稿）
　　
　　 美国：写作班定调子
　　
　　 写作在美国是一个时髦的职业。虽然有数不清的人为了这个追求而苦修，但真正能初露头角的成功者还是极少。在这个美金帝国，成功与商业总是不可分的。
　　 正如战争对于军人是非常严肃的事，文学之于知识分子也同样重要。然而，自从文学掌握在商人的手中以来，文学的生产便开始轻微地下跌，以上是美国书商联合会主席理查得·豪沃思揭示的情况。由于出版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遵循利润的原则，大出版社重新被集团公司购买，他们就用经营其他产业的原则来经营图书。于是，豪沃思作出了判断：“结果是出版名人传记、根据动画片改编的儿童读物，所有这些都在电视、报刊上大力地宣传过，因此对真正的文学创作就极为不利。”根据书业研究小组的统计，1999年美国共出书50000种，全球销量达230亿美元。
　　 在美国，文学不再是真正的浪漫情怀，《海员与卢拉》的作者，小说家兼剧作家巴里·吉福德惋惜地说：“在我初涉文坛时，我的偶像是杰克·伦敦以及约瑟夫·康拉德，而今日年轻作家们只想着去好莱坞写剧本。”对于戈尔·维达尔这位在过去的几十年其立场让美国人群情激昂的激进反对派人物来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已失去其光环。“我们中的那些敢于说‘不’的人要付沉重代价。我们知识分子中最风雅的一位诺姆·乔姆斯基已被电视拒之门外。美国文学中最后一位受到崇拜的作家是马克·吐温，但其成为偶像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公众场合的幽默感。另外，如果说我在美国获得了如此的声誉，这是因为我不谈文学。”戈尔·维达尔总结道。
　　 新的偶像是象约翰·格里沙姆或史蒂芬·金那样的成功作家。作为这个时代所谓美国梦的完美化身，约翰·格里沙姆还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当一个名不经传的律师时，一夜之间突然成为畅销书作家。为了占领司法警匪小说的市场，他不断地出书，小说的销量达到上百万，而且拍成了影视。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人们在密西西比河州的牛津县更多谈论的是在其郊外拥有房产的格里沙姆，而不是在那儿生活了一辈子并写出其大部分作品的威廉·福克纳。
　　 理查德·豪沃思明确指出：“如果说作家的职业比以前更易获得并且更诱人，那么目前仅有5－10％的作家在这个国家可以靠写作谋生。”作品跻身美国大学必读书目的著名黑人作家欧内斯特·盖恩斯注意到“过去的作家们比现在获得更多的个人以及公共的赞助。”威廉·斯泰伦开玩笑地说：“我算交了好运，我既非汤姆·克兰西，亦非约翰·格里沙姆，可我卖文为生。”斯泰伦是《索菲的选择》小说作者，同时也是他这一代作家的旗帜。他为能在受欢迎的严肃作家这一类别中占一席之地而深感欣慰。至于T.C.博伊尔，他自从《水中音乐》初获成功后，即靠自己的小说以及与人合编文学刊物生活。他同时回忆起“一涉足即被看作作家的机遇。”如同其他大部分人那样，他在注册进入写作班之前先干上几年乱七八糟的工作（分别是酒吧男侍、废品旧货商、渔民、园丁）。T.C.博伊尔进一步说：“我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参加过写作班，后来也在这儿进行过教学。”另外，索尔·贝娄说：“在大学校园里，老师们写小说，然后把小说教给学员，学员们自己也写作，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美国，这种要进入学习班学写作的高涨热情是确实无疑的，因此那些不能以文为生的作家就大量地从事这个行当，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有当代文学大家执教的学习班。教T.C.博伊尔写作的是约翰·欧文。在此情况下，作家们倾向于汇聚在这些学习班周围，分布于依阿华（依阿华州）、密苏拉（蒙大拿州）、伯克利（加利弗尼亚州）。在密苏拉，就聚集了几百名成名或未成名的作家，如托马斯·麦古安、詹姆斯·克拉姆利。在美国到处可感觉持续一贯的对于创作的热情，而教学形式是互助的。然而，在以纽约为代表的大都市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戈尔·维达尔评论道：“纽约是一个适宜于职业作家的城市。”
　　 在各种各样的写作班之外，由于缺乏各种文学潮流，人们关注的是蓬勃发展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威廉·斯泰伦批评道：“种族因素超越了文学品质，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他又补充道：“在今日美国，作家们受到电视与网络的欺压，即使是我们一有想法就拼命地介入生活，也不再能让大众听见我们的心声。”对于詹姆·阿特拉斯——《纽约时报》的撰稿人，索尔·贝娄一部传记的作者，并且在纽约与人合开一家独立的出版社——来说，“作家们不知道在新形势下如何获得经济利益，却拒绝所有关于‘经营’的观念，甚至拒绝为杂志撰稿。”如果说他承认“真正的文学作品已不能打动美国人的心，他们更多的是为生活故事、传记、各种形式的信息所吸引”，他认为自己是“夸大了电子时代的可怕程度，而且认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在群起而攻击文学创作也不过是想象而已。”另外，威廉·斯泰伦指出：“一直存在着一种有利于商业图书而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不平衡现象，如30年代的历史小说热。而且在此前，随着电影的诞生，人们已经为创作的可能消亡而忧心忡忡。你们将不会让我相信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吧。”尽管如此，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世界永远有作家，永远会有伟大的作家出现。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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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相视一笑，可以莫逆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