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说人见了张爱玲，世界要起六种十八相震动。我初初看到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可谓是"惊艳满眼"，流光溢彩的语言，碎珠散玉的句子，以及将人物置于华丽的画框中的平面构图方式，人物是扁平的，极其美艳的，背景也是极其的浓烈、绚烂，大瓢大瓢的颜料泼上去。
　　
　　早在《传奇》再版的茶话会上，谭惟翰就说张爱玲的小说“全篇不若一段，一段不若一句，更使人有深刻的印象，把一句句句子拆开来，有很多精练的句子”，又说“读她的作品，小说不及散文，以小说来看，作者太注意装饰，小动作等，把主体盖住，而疏忽了整个结构。读其散文比小说有味，读随笔比散文更有味”。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过对于他对张爱玲小说、散文的比较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小说终究与作者隔了一层，不如散文可以直见其性情。当然，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对张爱玲比对她的小说更感兴趣，她本身就是一部传奇。这话说得早了，我们先放下，过会儿再谈。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的语言。《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写葛薇龙站在姑母家中的走廊上向花园眺望：
　　
　　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一上来便是先声夺人，意象繁复，比喻巧妙，色彩浓烈，这是张爱玲语言最显著的特征。这一段话中我最喜欢的是她对杜鹃花的描写：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从一开篇便显露出浓厚的主观色彩的迹象，张爱玲文中的世界都是特定的人眼中的世界，带着个人独特的感情色彩。其中，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她用词遣句的新奇，当然，通感的手法并不新奇，新奇的是她这样机敏、生动、形象的组合。类似的句子俯拾皆是，飞珠溅玉般散见于张爱玲文章的篇章段落。
　　
　　比如薇龙初到粱家，见到衣橱里面金翠辉煌，虽然多少意识到卖身的危险，鄙夷姑母的行为，但仍然抵御不了物质的诱惑，一夜不曾入睡，恍恍惚惚在试衣服。“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镜子里面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少女，这些柔软舒适的衣服填补了少女的虚荣，为她日后陷入物质的漩涡被粱太太控制埋下了伏笔。
　　
　　薇龙来的第二天，粱太太将自己身边不听使唤的丫头扫地出门，薇龙突然不愿意看下去了，掉转身子，开了衣橱，人靠在橱门上。衣橱里黑黑成黑成地，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衣橱里可没有窗外那爽朗的清晨，那板板的绿草地，那怕人的寂静的脸，嘴角那花生衣子……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这一段类似于意识流，将薇龙的心理世界和客观环境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
　　
　　张爱玲感官的敏锐让人觉得有点近乎病态，仿佛一个人周身绕了许多的高度灵敏的神经纤维，她还要在屋子里跳起舞来。胡兰成问她可有什么不能说的，她说不管什么样的感触，只要在心中存在就总有法子说出来。这样随心所欲的表达，虽得自于天赋，也得自于张爱玲自身在音乐、绘画、戏剧、文学多方面的修养。
　　
　　可是不是所有博学通才的人都能够如张爱玲这般机敏娇俏，刻薄有趣，手到拈来地把一切形象、感觉互相转换。
　　
　　听听，喜欢胡兰成就连他的姓氏也是喜欢的，却也没听过这般解的：“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还说什么“张字没有颜色味道，亦不算坏”。
　　
　　说苏青长得美，“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是俊俏。它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还有，“桃红的颜色闻得到香气”，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央视《笑傲江湖》，我是在宿舍看的，岳不群和左冷禅在嵩山封禅台上为了争夺五岳盟主大打出手，林平之上来了，站在一边远远地看，小林子本来就长得好看，那天又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裳，显得分外俊美，本来不觉得有什么，这时微儿对我说，金庸在书中是这样描写林平之的着装的，说“香气袭人”，现在看看，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香气袭人”了。我再看林平之，也觉得他红色的衣服香气袭人了。还是同一件衣服，但是当别人点出来的时候，你才真正觉得它的好了。
　　
　　我自觉没有张爱玲画龙点睛的丹青妙手，也没有她善于发掘世俗之美的慧眼，但是我喜欢听她说。有人说她的小说中对这些不相干的细节的横向铺排削弱了小说情节的纵向展开，而我恰恰觉得小说的情节是额外的累赘，妨碍了我去追寻这些生活化的细节真实，而这一障碍在散文里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就心情舒畅地听张爱玲“这个会说是非的女狐子”一路絮絮叨叨地说下去。
　　
　　夏志清说张爱玲“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对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然而说到底，张爱玲的趣味是世俗的，人生的，是小女子说起去年那件织锦夹缎袍时候的喋喋不休，是发现了一个人在耍小奸小坏时候的一笑宽容，或是体味到了人在卑微、琐碎的人生里“满脸油汗地微笑”时候的会心。
　　
　　在电车上看到一副对联，“公婆有理，男女平权”，别人顶多认为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中立，一笑置之，张爱玲却偏偏看出“由疲乏而起的放任”——“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说“那种满脸油汗的微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从这里面，我惊异于她对中国人心理的体味，确切来说，是她对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市民心理的摸熟摸透。夏志清说她的《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的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张爱玲对她笔下的人物没有标举强烈的道德批判，她只是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活在素朴的人生里，偶尔她也会让她的人物飞扬起来打破这种现实的行为逻辑，如《封锁》，但这样做的结果不过是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终究逃不脱“饮食男女”的圈子和世俗人生的事实。《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玫瑰动了真心来爱他，他却接受了家里给他安排的女子，他终不肯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良好的声名，受人尊敬的职位，专心致志地来爱玫瑰，然而，偏偏，几年后在电车上遇到了，哭的却是振保。人就是这么地矛盾与复杂么？
　　
　　近来重新浏览过这篇小说，娇蕊坐在振保的大衣旁边，点燃他吸过的香烟，让振保的气味一丝一丝地将她笼罩环绕的情景依然让我动容，但还有一句以前我不曾注意到的句子让我伤悲不已：当娇蕊告诉他，他要的房子已经造好了，“振保起初没懂，懂得了之后，不觉呆了一呆。他从来不是舞文弄墨的人，这一次破了例，在书桌上拿起笔来，竟写了一行字：”心居落成志喜。“然后，便觉得了，”其实也说不上喜欢，许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情感的一种满足。“
　　
　　振保当初爱着她，明知道这是不对的还是编造各种理由地爱着她，就是因为她有许多公寓房子，就因为她是朋友的妻子，而如今，她把那许多的公寓房子推倒了，她单单在心里为他起了单幢，她终于放出真心来爱他了，而他，却偏偏安静了，就像一场大火，曾经浓烈地燃烧过，如今，一点一点地熄灭下去了。娇蕊却浑然不觉，仍然一厢情愿地对他好。看看她的笨拙，她的近乎谄媚的讨好，看看她自以为振保也爱着她的愚蠢，便不由地觉得了：女子一旦爱了人，是很凄凉很烦恼的事。
　　
　　张爱玲写都市里的男欢女爱，要么是彼此精刮细算的交易，要么是鸡尾酒会上的调情，作为主角的爱情从来都是缺席，要是偶尔无端多出一点真心，这真心也总是显得委屈。是啊，拿这点真心怎么办呢？薇龙爱上了乔琪，便心甘情愿地为他牺牲着。易芝偶然一转念的天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但张爱玲是悲悯的，她写出了情感的荒凉，她揭开了人生光冕堂皇的幕布给你看基于人性低劣的无可奈何，心事苍苍凉凉，却不说一句责备的话，因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是仁慈的，她情感的荒凉是不彻底的，在这方面比她做得更绝的是香港作家李碧华，在她的笔下，情感荒凉而没有救赎，那是彻底地到了底了。如花在冥府等了五十年不惜折寿回来寻找的十二少还活着；程蝶衣为了他的师兄所受的种种悲苦折磨他原来竟是知道的；还有大智若愚的许仙……李碧华将热烈的情欲集中到了一点，成为一滴鲜血，你便看着这滴鲜血在你眼前燃烧。
　　
　　懂得了张爱玲便不再喜欢冰心，觉得冰心就像苏青批评的那样有点矫揉造作。冰心演绎的是现代的贤妻良母，她们是新女性，有学识有教养，聪慧，天生丽质，她们以爱为精神支点，无怨无悔地奉献与牺牲着。这种爱不同于传统所要求的三从四德、相夫课子的道德规范，而是基于一种更广泛的无原欲的人类之爱，它不受任何杂念的影响，因而显得格外的圣洁、纯粹，具有神性的光辉。在这里，女性不再作为自然意义上的男性对立面存在，她是妻子，她是母亲，同时她又超越了妻子和母亲这个角色，她以圣母般的情怀，用爱滋润和慰藉着这个苦难的世界，庇护着风雨中飘摇的人生之舟。她们也有辗转于生活的艰辛，现实与理想冲突的挣扎，伸展个性的愿望，但这一切都在爱里面获得了谅解，化解成为一种“冷月破云来，白衣坐幽女”式的忧伤。
　　
　　我们再看看张爱玲都写了些什么。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是地地道道的小市民，冷漠，自私，精打细算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关注的是个人的利益，尽管他们也有温情，被些许的亲情牵扯着，但这仍然抵不过对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多少恨》中的虞太爷，为了自己能够继续放荡，极力怂恿女儿去做有钱人的妾。川嫦的母亲因为不愿让丈夫说自己藏有私房钱，便不肯拿出钱来给女儿买药，而父亲说的话就更为可怕：“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的，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都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什么时事！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只能这样了。”天底下有这样做父母的么？眼瞅着自己的女儿一天一天地死去不管不问，还要为降低了姨太太的生活待遇抱屈。
　　
　　冰心一厢情愿地将她的人物置于云端编制着关于爱的神话，用爱消解了个体的存在，同时也就回避了因“个体存在”而带来的个人的生存困苦。在张爱玲身上你看不到“五四”知识分子这种以理想主义为底色的精英意识和使命感，她孜孜不倦于拆解神话，“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的美女，世俗所供奉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的美女赤了脚”，她将人物放在现实生活的底子上来，在传奇中写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写传奇，看着这些小人物在人生戏剧性的冲突、磨难中麻烦、辗转。
　　
　　我没有褒贬他人的习惯，但我仍然有个人的好恶，对冰心，我斟酌着给了她八个字的批评：养尊处优，一厢情愿。也许，在爱护她的人眼里，这样的字眼仍然太重了。然而，也随它去吧。
　　
　　既然我说到“养尊处优”，这便勾连起张爱玲的身世。张爱玲出身阀阅世家，幼年不幸，父母离异，历经战乱，学业中断，返回上海以卖文为生。关于这些别人已经说得很多，我就不再罗嗦。我所关注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张爱玲脱离父亲投靠母亲的前后经过遭遇。二是香港战乱在她心灵上留下的投影。
　　
　　一件一件讲，先说前者。不过这又得先从她的母亲讲起。这是一个美丽而敏感的女人，早上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她不喜欢这个旧式婚姻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出国去，最后终于离了婚。她的向往是西洋式样的，带花园的洋房，钢琴，绘画，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来来去去，而她的丈夫却是抽鸦片烟，娶姨太太的。张爱玲心向母亲无人不知，这使父亲非常生气，“多年来跟着他，被养活，受教育，心却在那一边”，在后母的煽风点火之下，这种积怨终于爆发了，父亲将张爱玲狠狠地打了一顿，第二天姑姑来说情，连姑姑也打了。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暂时把她监禁在了空房里。
　　
　　在此之前，父亲的形象还是亲近的，虽然她不愿去见他的姨奶奶他打了她，但他还是对她的作文很得意，鼓励她学诗，父女两个也曾经在房间里看看小报说说亲戚之间的笑话，张爱玲说，“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就是直到后来，她对父亲的家仍是依恋的，“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然而现在，劈头盖脸的打骂让这一切温情都荡然无存了。
　　
　　父亲*着拖鞋，啪嗒啪嗒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了。
　　
　　我回到家里，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
　　
　　在半年多的囚禁里，她静静地感受“屋楼板上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的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赫赫的蓝天，花园里呱呱追人逐人的大白鹅，邋遢丧气的大白花一年开到头。张爱玲的世界一下子静了下来，充满了淡淡的杀机，以及经年腐朽的气息。后来张爱玲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气息：
　　
　　如《倾城之恋》的开头：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就像唐文标所批评的那样，这样的世界“是一个死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外面的世界，……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接受了传统下来的抽鸦片，姨太太，以及其他互相折磨，弄小性子，打丫头等等”，里面的人和租界旧家庭一起，“一寸一寸向衰老的世界上走，到死为止”。
　　
　　《花凋》上说：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更为恩断义绝的是“正在谋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地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张爱玲想，“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
　　
　　她终于逃了出去，到了母亲这里。可是到了这里又怎样呢？
　　
　　我所喜欢的张爱玲是个笨拙的女子，在家里会跌跌碰碰地打破东西，怕见人，一笑起来傻里傻气地一览无余，不会削苹果，不会织绒线，记性差，什么事提起来就会说“我忘啦”，老是等在路边等马车夫把她捡回去，因为她不记得回去的路。张爱玲似乎并不适合世俗生活，她和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有鉴于此，她的母亲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她宁愿看她死，也不愿看她活着使她自己处处受痛苦。她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训练张爱玲，可是收效甚微。
　　
　　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实际上，她是被遗弃了。她被孤零零地抛在这个荒漠的世界上。父亲是要她死的，母亲怀疑地打量着她，暗自思忖自己的牺牲是否值得。她也被自己放在了天平上面衡量着，生命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么？她的存在，有什么价值呢？
　　
　　可以说，这一段遭遇让张爱玲形成了这样的概念：人都是自私的，要想活下去，只能靠自己。有人说张爱玲俗，张爱玲也就俗在这地方，写了一群庸人俗众，活在平凡琐屑的人生烦恼里，女人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父母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借儿女结个好亲家。他们只看到自己头顶的一片天空，更远更开阔的地方他们是看不到的。他们偶尔也会高亢起来，理想一把，吕宗桢在封锁中同翠远邂逅，短时间内他们隔绝世情地谈了一场非常恋爱，吕宗桢甚至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能让你牺牲你的前程！”然而封锁一解除，吕宗桢马上就退缩到如常的壳子里去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一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生活总是在这些出乎意料的地方戏弄人一下，让人瞥见人的卑微和渺小，就好像看到贴在玻璃窗上的一张脸。
　　
　　忽然想起了《烬余录》结尾的一段话：
　　
　　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顾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就这样便过渡到香港的战乱吧。《烬余录》本是记述香港的余灰的。
　　
　　张爱玲生逢乱世，正是香港给了她最直观的展示，“切身的，剧烈的影响”，这种直面死生的人生体验与她日渐没落的家庭背景、并不幸福的生活遭遇揉和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张爱玲关于世界、历史、文明、生命生活等等问题的基本看法，我将之统称为张爱玲的“末世情节”。这是一个比较笼统、抽象的概念，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将试着对它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我们不妨宕开来，谈谈杜拉斯的《情人》，我对她书中描写的湄公河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有个人告诉我，她喜欢湄公河，我叹口气，心里想，她肯定没有真正读懂湄公河。
　　
　　我的母亲有时对我说，我这一生还从没见过向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一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注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这几条大河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流速极快，一泻如注，仿佛大地也倾斜了似的。
　　
　　汽车开到渡船上，我总是走下车来，即使在夜晚我也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怕钢缆断开，我们都被冲到大海里去。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在河水之下，正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
　　
　　十五岁的白人少女正在承受贫穷的威胁，她的家庭充斥着绝望的情绪，所以她对这能冲走一切的大水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它雄伟，美。
　　
　　张爱玲也感到了来自时局动荡的潜在威胁：“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思想背景里这种“罔罔的威胁”，渗透在她的写作之中，使得张爱玲的《传奇》和写在同一时期的散文集《流言》，浸染了一种深刻的没落感和无以言说的苍凉，有道是，“西风古道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听张爱玲在那里天真地叫：“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有点像中国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都是抓不住的，抓得住的，只有这庸常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乐趣，就像香港沦陷后她和女伴们步行十来里路去吃一盘冰屑子咯吱咯吱的冰激凌，至于身外之物，却是不必要抓，既然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办理她后事的林式同说：“张爱玲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不置业，对身外之物，却是看得透、砍得薄，她舍得丢，一般注重精神生活的艺术家都有这种倾向，不过就是不及她丢得彻底。”这样我们便也理解了前面胡兰成所叙述的，他从来不见张爱玲买书，她房里亦不堆书。他拿了《诗经》、乐府诗、李义山诗来，她看过即刻归还。从池田处借来日本的版画、浮世绘及塞尚的画册，她看了喜欢，池田说那么给她吧，她却不要。还有她在文章里描写的衣料，问她她只说看了但没有买，胡觉得可惜，她却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清贞独绝，世间的一切都来和她交会，却不过是花来衫里，影落池中。
　　
　　在这艰难时世里，物质、婚姻是最实在、最能给人以安全感的东西，其他的俱是缥缈的烟云，当然，摒去浮华，还有那么一点真情。《留情》里的敦凤和米晶尧揣摩着对方的心思，尽量把话说得婉转，把事情做的合乎人意，似是温存、体贴，却又带着点生活的无奈与委屈，然而他们虽然不是彼此知心知意的人，却是老来相伴的伴侣，乱世中相互依靠着取暖的一对人，这么一点仅有的真情，放在现代人自私、冷漠的背景下，倒是显得难能可贵，让人唏嘘不已。站在浅水湾灰砖砌成的墙边，范柳原也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难得的一篇结局圆满的传奇。其实，生逢末世、历经战乱、苟安上海的张爱玲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盛世，“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期盼这样一个“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所以她才“思之落泪”。说到这里，不由得又想起《诗经》里的一句话：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古老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难言的悲伤，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
　　
　　张爱玲就像坐在临街的闺阁中倚着窗子描龙绣凤的女子，都市的千般繁华，红灯下的满目苍凉，倾国倾城的佳人传奇，二胡里的哀婉凄凉，均收手底，看似漫不经心毫不着力，实际上字字句句都刺在了你的心上。只不过，这一幅锦缎，它只随着时光在你心底慢慢地蚀，慢慢地销蚀掉你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幻想，当然，负伤最重的还是我们的爱情。
　　
　　在张爱玲流传甚广的照片中，我独爱她61年访问台湾时在花莲的留影。没有临水照花式的孤艳独绝，也没有低首回眸的黯然苍凉。简单，朴素，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子。也许这正代表了我对她的期望，张爱玲说她最恨一个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我倒宁愿她有一个祥和的家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地过一生，不要更深露重花影相吊，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做了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噫，说不尽的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