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韩寒，是在３月份某期的《东方体育日报》上一篇题为《没人认得赛车手韩寒》的报道中。相较于《三重门》扉页上的那张照片，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少了一种通常叫锐气的东西，多了种沧桑的感觉。在我现在所在的班级中，有两位女生分别是韩寒初高中时的同学，抬头看看她们依旧青春的脸庞，低头看看报上韩寒的照片，不得不相信早熟的代价真的是早衰。回想起２００１年他横空出世时和老师就“韩寒现象”每每争得面红耳赤；那时同桌的小姑娘挥舞着《三重门》对老师的宠儿如我者投来不屑的目光，恍然如梦。
　　然而我们尚未从我们的青春叛逆之梦中清醒过来，梦中的旗手韩寒却已摇身一变成为北京“急速”车队的签约车手了。这当然无可厚非。如果海明威能忽而跑到非洲猎狮，忽而到加勒比海钓鱼，韩寒自然也有权力丰富自己的生活。可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寒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他说：“上大学是为了什么，也许是以后找个好工作，也许是想谈恋爱，也许是为以后能挣多点钱。可是，这一切我都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浪费四年的时间呢？”
　　这段话让我愕然。
　　在此之前，我当然也想过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大学校园的目的，也隐约知道只要在这所大学里混四年出来，大概可以忝列进白领的行列。可即便如此，当有人，特别是自己以为最不可能的人，如此直白坦率地说出这象牙塔里四年的秘密，我仍然惊悚惶惧地仿佛被剥去了遮羞布。难道大学的意义真的如韩寒所言的这么功利吗？不错，我渴望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毫不掩饰对钱的热爱，在这仲春时节，我也会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公猫似的幻想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可我并不开足了马力同时学几种外语，平日抽空去读口译或计算机——工作是件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我也不会伴着冬日凛冽的寒风在女生寝室楼下一站个把小时，只为了和人家小姑娘搭搭讪——爱情不是件遥远的事情，可它的不可强求与不可预见也使它仿佛可以不管。我宁可在图书馆里不懂装懂地啃卡多佐涂尔干；宁可没事去选修西方音乐鉴赏；或者仅仅躺在硬板床上读黄仁宇顾准。这些，在现在想来，就是我来上大学的目的，说休养生息也未尝不可。我固执地以为，大学是一个人充分发展性格的地方，是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天堂，它所培养的应该是一群能撑大肚皮吃饭，放开眼界读书，不时冒出句脏话，常常陷入迷惘与彷徨，看了塞林格就到处找红色鸭舌帽戴，看两本叔本华就怀疑人生的激进主义分子，而不是一群整天算计着就业、工资与女生的功利主义者。
　　难道韩寒当年要用复旦的录取通知书擦屁股的原因仅仅是他已“一切都有了”？我们这些他的追随者却可怜地赋予这一事件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并长久地为它所激励，认为它对中国教育堡垒的冲击意义不亚于“波士顿倾茶事件”！韩寒，他怎么能带着这般浅薄的优越的口吻说出这般庸俗的话语？
　　仿佛是德国的威廉•洪堡说过大学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可是这种普鲁士时期就已在德国形成的理念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应者寥寥。我们不应忘记北大南墙的推倒，清华驾校的开办，更不应忘记中国的少年作家说出的那段令人眼镜大跌，不愿听到第二遍的话语。
　　末了，还是没想明白自己大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昨天的形式逻辑课上老师说，有些定义只能用描述的方法来给出，则，只读想读的书，只冲想冲的人笑，只说想说的话——就是我大学的意义——永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