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读自己写的《迷途在1958——浅析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化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我认为是自己迄今写的最符合社会学研究方法，有较明确的因变量、自变量和范式支撑的论文）时，看到自己提到并分析了芝加哥学派的林德施洛姆提出的“训导制度”——发现林氏分析的这种制度其实也是以一种“反论”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劝服。而祁克果分析指出，苏格拉底和耶酥正是“反论”语言的大师，而他自己也是这种语言的高手。从舆论宣传的角度来考究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会很有些嚼头的，拉斯韦尔的宣传理论中可没有这块，可惜我没有时间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