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便于讨论“古代的臣子是讲求气节的，为人不忠于国家是受人鄙视的”这个说法，自己先将“古代”作以时间上的划分，分别以秦朝的建立、民国的建立和1949年为时间点。 　　在秦朝建立之前，秦朝建立一直到民国建立之间及民国建立至今这三个时期里，忠诚的含义是有相当区别的。在把气节与忠诚还是不忠诚相联系并希冀以此作为判定忠诚与否的标准、把忠诚当作气节的一个重要特征时，考察民族历史中忠诚的不同含义，尤其是探究忠诚在不同的政治形态、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结构里的具体含义和体现有助于避免对忠诚的一概而论，也有助于区分气节曾经有过的不同于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它时的种种表现。 　　秦朝建立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责关系是单一对应的。各种单一对应的关系环环相扣，形成了线性的社会关系，加上明确的权责，便完成了整个社会治理方式的构建。这样，一个人或一个阶层只对他们的上一层效忠，上一层也必须对下一层承担一定的责任。诸侯对天子效忠，天子为诸侯的治理主持公道，承认诸侯的“合法利益”，为其疆域的安全提供保障。诸侯国里，诸侯国君与卿、大夫间的关系基本一样，后者效忠于国君。大夫与邑户也是权责对应的，邑户以履行对大夫的义务，维护大夫的权利为忠诚的体现。至于到了家庭内部，就是父慈子孝。 　　这样只对上级负责的线性的关系模式里，没有超级忠诚要求。作为儿女，我只对父母负责，忠诚于他们，维护他们的权益。我不必对大夫或大夫的代理人效忠。而我的父母，是必须对大夫或是其代理人忠诚的。而大夫刚不必直接对天子忠诚，他只对诸侯国君忠诚就可以了。这样一级一级向上，对天子表现忠诚的要求就只体现在了“大宗”、“小宗”意义上的诸侯们身上了。 　　在当时，越级的忠诚是不被鼓励，甚至是被人们所不容的。 　　许多诸如为报国君杀父之仇而引他国之兵灭掉本国国君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颂到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到了秦朝建立之后，这种线性的一环扣一环的权责关系渐渐被打破了，一种人人只对一个人负责的圆形的权责关系被体制性权力构建了起来。 　　（是读后的想法，仓促间就不提供具体的论据了。）

    请详见上文“谈到忠于国家，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的意义”这一段和其他有关段落。
　　
　　谈到忠于国家，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的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个由宪法规定其职责职能的军事政治经济集团，国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终极目的是实现公民的公平正义。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公民的公平正义，公民需要忠于这个国家吗？比如所谓国仇家恨，也就是申包胥还是伍子胥问题，春秋时代，楚平王听信谗言，计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伍子胥为报家恨，最终灭掉楚国，而申包胥则借助秦国的力量光复楚国。伍子胥有家恨，申包胥有国仇。如果一个现代的集权专制国家的上层建筑绑架了国家机器为某一个利益集团服务，也会出现这种计杀人民的事情。众所周知，原始的封建国家或者君主制国家都为了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具体地说是为某一个利益集团服务的，因此在人类社会中任何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立之初都不能避免滥杀无辜。现代意义的国家产生之后，为了平衡人民赋予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的极端化滥用，避免上层统治集团的滥权，所以人民授权合格和合法的上层建筑制定了国家宪法与各种详细的法律，用以规范上层建筑的行为标准和公民的行为标准，限制不合理的滥杀无辜。如果不合格的上层建筑治理下，国家普遍性的实现不了公平正义，公民就有以行使合法投票的权利推翻或更换这个政权的义务，因为这个政权不合格了，没有权利行使上层建筑的职能了。本文所提到的忠诚，是指公民对合格且合法的上层建筑的忠诚。申包胥和伍子胥之争由此解开。
　　
　　
　　 谈到国家的治理模式，即集权与民主这两种不同政治治理模式下忠诚所表现出的形态，如果把以对小我的忠臣（非忠诚）上溯而生的层层相扣的忠臣称为“线性环环相扣的忠臣关系”，把直接对社会对国家的忠臣称为“圆心型的忠诚关系圈”，那么，线性环环相扣的忠臣关系摧毁了圆心型的忠诚关系圈，其核心的本质是围绕小我的利益生发的忠诚。当大我的利益被毁灭的时候，正如整个鱼缸的水被投毒的时候，每条鱼都在毒水中游泳，而小我的利益也不保。因此，圆心形态的忠诚关系是最好的结构形态。民主与专制区分于政权结构，即选举权和监督权是否公平公正公开的赋予普遍的公民。民主的政权提倡选举权和监督权公平公正公开的赋予普遍的公民，而专制的政权则将选举权和监督权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赋予局限性的公民，甚至这种权力的股权仅在专制党派内流通，并通过专制的权力打击压制镇压提倡选举权和监督权公平公正公开的赋予普遍的公民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