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图书排行榜，很多书及很多写家也因了排行榜而大红大紫。我不是一个迷信时髦的人，没有看过几本畅销书，对此自然没有发言权。我想，如果不是因近日闲来无事，购物时随手拿了一本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丑陋的中国人》，我还会继续沉默下去。
　　
　　 要对这部皇皇巨著做些许评述，就要从它的标题说起。而当这个标题从任何一个人的口中蹦出，都容易引起毫不掩饰的唏嘘之声，继而转为耳语。因为，这个标题里带了“丑陋”二字。如果这两个字只是以词组的形式出现，便只是芸芸众词中最普通的一员。但是，当这两个字以形容词的形式出现，且被加上了“中国人”这个主语，这个句子就马上长出了刺。
　　
　　 因为我每天都要在户外锻炼，然后就地看书，便总免不了要和来往的邻居们打招呼，邻居们也免不了要看一看我在读什么书。而那些人看过后，大多都会对书名中的“丑陋”二字耿耿于怀，似乎我是在读一本具有“反动倾向”的书，而那本书又恰好切中了他（她）们的软肋。只有一次，邻家叔叔走到我身边，慢慢地拿起摊在我腿上的书，说“哦？你在读这本书呀？这本书我早就听说过，就是没读过。啧啧啧……很好！”在这句话中，有三分之一是叔叔的自言自语，但这句自言自语，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对此书最公正的评价。
　　
　　 既然有公正的评价，自然也就有不公正的评价。而滋生不公正评价的土壤，便是“丑陋的中国人”这五个听上去都扎耳朵的字。因为，在这五个字被排列到一起的那一刻，就奠定了批判的格调。而中国人最不容易接受的，恰恰就是批判。已故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用他那双睿智而善察的眼睛，将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进行了精细的过滤，从而“揪”出了一大堆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毛病，继而由那些毛病涉及到了对儒家文化的批评。
　　
　　 我必须承认，他的每篇文章，以及每篇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不得不让我由衷地惊叹甚至惊讶。他入木三分的陈述或者“揭露”，令人或为之一震，或若有所思。尽管这种震撼或思索多半带着痛心疾首的成分，但对于这个古老而多“病”的民族来说，痛心疾首也未尝不是幸事，因为它起码证明了一个群体还未完全失去知觉。至于柏杨先生个人的突出之处，我认为是他以“只有爱之深，方才恨之切”为写作宗旨，用“尖刻”的方式，做了一件裨益后世却注定要成为众矢之的的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丑陋的中国人》的书稿后面，附刊了数篇有较高学术造诣之人对此书的评论。这些评论，有少数是对作者观点的附和，多数则是与作者观点相左的论断。而论断的焦点，便是“中国人是不是一个丑陋的民族”和“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关于第一个焦点，我个人认为那些评论者存在了一个概念性的差错，即“中国人”所指应该不完全是汉族人，还包括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而汉族人因为文化原因形成的缺点，在其他民族的人身上并不都存在。所以，某些汉族人也许真的丑陋，被批评也许真的不冤枉，但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有义务背上丑陋的黑锅。而他用“一记耳光”，让当代的炎黄子孙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开始思考一些司空见惯的事，则要另当别论。
　　
　　 关于第二个焦点，柏杨先生的观点是“儒家文化是一个长了蛆的酱缸，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都源自儒家文化”，而我却不敢苟同。因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就不会有科举制度；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就不会有唐宋时期的辉煌政治，没有那些凭着公平考试选出来的治世英才。虽然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后期，出现了诸如八股文之类的畸胎，科场舞弊案也给历史抹了黑，但这并不能归罪于儒家文化，更不能以此佐证儒家就是一无是处的。相反，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持有或追捧柏杨先生这种论调，这个民族倒真的出大问题了。
　　
　　 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将我全部的感受都流溢于笔端，我的观点也许还有不全面之处。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我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需要进步的民族，但我绝不会像除作者之外的某些人的那样站在厌恶的立场与角度，去看待并非无可救药的“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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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起舞的蝴蝶